亚当·图兹：人工智能、资本主义与《魔山》——我们正处于怎样的时代？

【编者按】欢迎来到「图说政经Chartbook」。这里是由知名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当·图兹（Adam Tooze）主理的Chartbook的中文版，经图兹教授本人授权。Chartbook是当今英文世界最具影响力的Newsletter之一，每周定期更新，用图表解读全球政经世界的激流与暗涌。2026年6月，图兹在柏林洪堡大学图书馆参加了名为“危机与转型”的座谈会。他想追问，在援引历史先例之前，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否还与20世纪的世界一脉相承，还是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断裂？

本文英文版“What times are these? Crying fire in a Berlin lecture theatre.”发表于2026年6月6日。

作者：亚当·图兹

译者： 朱华辉

责任编辑：高铂宁

上周在柏林，我所在的讨论小组都是明智务实的人士，他们提出的建议我大体上是赞同的。

然而——就像眼下经常发生的那样——我感觉自己像是阁楼里拼命大叫“着火啦！” 的疯癫老头。

我的这种不安感从何而来？

如果会议的主题是“危机与转型”——不论是抽象地、宏观地、还是就在此时此地——我们真的能以援引旧日的承诺作为回答的开篇吗？

是市政社会主义（municipal socialism）的承诺吗？（我不是在反对马姆达尼的项目。关于纽约市的政治经济学，这个夏天会有更多讨论。）

还是以历史先例为担保的价格稳定承诺？

抑或是寄希望于欧盟来落实的金融市场与数字监管？毕竟还有谁能落实呢？

我们难道不该先问一句：现在是什么时候？

我们还能有意义地援引哪些历史延续性？

或者，经过这么一番的有力反驳之后（这里要感谢DC），既然任何特定时刻都同时存在着多重时间性与时间线，那么问题就不再是：

“现在是什么时候？”，而是——

“现在是什么样的时代？”

在那个时刻，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类比：多层的时间性，就像声音中泛音的层累一样。

我们不仅能指明一个音符，还能指明它的音质。

我试图在台上说明这一点，但没能成功。不过用长笛来演示就很容易。

我当时想找的那个词——后来我才想到——是音色（timbre），或者说声音的色彩。

所以，“现在是什么样的时代？”这个问题，其实可以转化为：这个时刻的音色是怎样的？

也就是，过去的种种回响与对未来的种种预盼的相对强度。

上周在柏林的那场研讨会上，分歧绝非毫厘之间。

我们身处不同时间与声音的世界。

我的同场嘉宾们演奏着悦耳的历史曲调。毫无疑问，紧迫且严肃。但归根结底，都是熟悉的旋律。

听着听着，我意识到自己唱不了那个调。

不仅仅是因为我不擅长开出简单的政策处方。而是因为世界似乎太过断裂、太过突跳、太过不谐。

当我看新闻时，脑海中形成的音调根本不成旋律。即便是潘德列茨基的《广岛受难者的挽歌》，相比之下也显得太过有序、太过编排、太过戏剧化了。

关于时间，那种对历史连续性的假定，几乎带有一种怀旧色彩。

正如会议的组织者事先对我说的那样，谈论危机几乎像在欢迎一位老朋友。

为什么要假定先例仍然适用？

而随着先例的失效，我们难道不也必须放下来自过去的那些富有启发的典范吗？

或者，即使我们非要援引它们，难道不至少应该表现出高度的自觉意识吗？

难道我们不应承认，这类论证本身就带有某种近似于“坎普风（camp）”的腔调吗？

或许我强烈的断裂感与我主动要求花十分钟聊聊美国资本主义与AI有关。

我的脑子里想的是诺德豪斯（Nordhaus）“劳动阶级的安乐死”（euthanasia of the labouring classes）的愿景。

技术变迁之后的年份

劳动阶级的安乐死随着超级智能资本推动增长加速，资本回报率与实际利率将趋近于零。这一结果曾被凯恩斯在《通论》（1935年）某章中预见：

资本存量将持续增加，直至其边际产品降至极低水平……这意味着食利者的安乐死，进而意味着资本家凭借资本稀缺性压迫性地剥削他人这一积累性权力的安乐死。然而，凯恩斯的分析早于生产函数领域的开创性研究——正是后者阐明了替代弹性对要素份额的关键影响——因此他当时只看到了若干可能结果之一。

凯恩斯的情景描述的是一条劳动与资本之间替代弹性小于1的增长路径：在缺乏弹性的情形下，资本积累不仅会将资本回报率压至零，也会将资本的收入份额压至零。然而，加速主义情景导向的是截然相反的结果——资本份额趋近于1。在这一结果中，我们将见证"劳动阶级的安乐死"：全部国民收入最终流向资本所有者。工人薪酬或许依然丰厚，却只能掌控日益萎缩的国民产出份额。不过，只要大多数资本仍由企业持有，而人们……——诺德豪斯，《我们是否正在走近经济奇点？》（2021）

还有达拉斯联储的这张图表，冷冰冰地把美国经济的终结当作未来几十年可能发生的一个选项。

或许我的不安与近期阅读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胡佛研究所发表的最新文章有关，他在文中提出的正是在柏林的议程中缺席的前所未有之问：

我们是马匹吗？ 这是历史学家马修·罗文斯坦（Matthew Lowenstein）在2023年的论文中提到的问题。

他写道：“在一个有着超级人工智能的世界里，人类只能依照那些更为智能的机器的心意来实现繁荣发展……工业技术对马匹的替代花费了几个世纪，而在强大Ai的降临之后，人类被取代可能都用不了十年。”

在将近六千年前，随着马在欧亚大草原上得到驯养，世界的马匹数量从不到50万增长到超过一亿只的峰值。而英国的马匹数量则从1811年的差不多130万增长到1911年的330万。但此后数量便开始下降……到1965年，英国农业仍然使用的马匹数量只有2.1万只，与峰值相比暴跌98%。美国农场的马匹数量在1910与1920年间达到峰值水平，大致有两千万，到1974年降至160万，降幅92%。

蒸汽机与其后的内燃机让马匹成为过时之物。这并没有导致失业，而是导致了种群数量的崩跌。如今在美国还有大约七百万的的马匹数量，不过是反映了我们对骑马作为一种闲暇活动的感伤或者返祖式的喜爱……

从我的角度来看，大语言模型正是在我所擅长的事上呈现出飞速的发展。Gemini确实可以非常快地写出精妙复杂、研究充分的历史论文，其中只有偶尔出现的“幻觉”（比如编造事实）。

ChatGPT和其他的大语言模型已经在产出大部分的学生作业，而且可能也在给越来越多的作业打分。Claude显然要比几乎所有人都擅长写代码。而且它现在还立起了一个挺招人喜欢的古怪老教授人设。我还投入大量时间试图基于历史数据与人类智慧来预测经济与政治发展，但Mantic的预测引擎现在看来与最好的人类超级预言家相比也毫不逊色……

从已有的证据来看，我认为"我本质上是一匹二十世纪中叶的马"这个比喻颇为可信。不过，对于水管工这类职业来说，就业前景或许仍然光明，毕竟世界模型尚处于襁褓之中，人形机器人在跑步这样的简单动作上依然举步维艰。

又或者，我是想起了今年春季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一堂研讨的最后一节课的情绪。那节课是关于AI、美国资本主义与民主。我从来没有在教室中感受到那样一种愈加强烈的焦虑与彻彻底底的不确定性。

我并不是要说，我们都应该在“AI是否会对经济产生迫切而剧烈的影响”这一问题上采取鲜明的立场。

我想说的是，这一问题的确紧迫，而答案的走向却有千千万。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然而就在此时此刻，对那一未来的种种预期，以及动辄数万亿美元的豪赌，正驱动着市场，其所创造的财富规模让一切历史先例相形见绌。

自2022年以来，尽管我不愿去指明哪个才是“资本主义的核心动力”，但AI显然已经是美国资本积累的推动力——不是金融、不是石油、也不是军工复合体。资本市场的集中程度已经达到历史高峰。

这给我们所有人提出了一组令人迷乱的问题。毫无疑问地令人迷乱，又无处可逃，至少我这么认为。

然而，在柏林的会场中，情况并非如此。

这迫使我——那个“研讨会上的历史学家”——发出了一声惊呼：现在是什么时候？

这个问题，可以被视为一个极具历史性的问题，也可以被视为一个全然非历史的问题。这取决于你怎么理解它。

几个小时后，我开始读一些夏季读物，翻到了托马斯·曼的《魔山》（Zauberberg）那篇著名的序言——这部小说发表于1924年，写的却是1914年之前的时代——其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文字：

“我们这个故事离现在这么远，是因为它是在世界出现某种转折点之前——这种转折点在人们的生活和意识中留下很深的裂痕——发生的……

它发生在——或者我们故意避而不用现在时态——它曾发生或已经发生在很久之前，发生在那些遥远的日子里，也就是在世界大战以前的社会里；在这次大战爆发时，有许多事正好从头开始，但一旦开始就几乎不会终止。不错，它是在大战之前发生的，尽管离大战的时间并不太远。

不过，故事发生得愈“早”，它不是就愈明显地富于“过去”的特色，因而也更为完整，而更有传奇性？此外，我们这个故事就本质来说，就处处体现出传奇的风味。”（译者注：参考钱鸿嘉译本）

这番话帮我将之前的一切串联了起来。

我们或许没有经历过一场“大战”，但难道不也同样有一种类似的断裂感，把我们与20世纪、与它的前例、它的模本、它的启示分隔开来？

那段历史，难道还不够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