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图兹：中美寡头格局的分野——“围墙内的财富”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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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豪榜的变化，揭示出贸易数据之外中美“脱钩”的另一面。2021年，全球富豪榜前100位中有20位中国企业家，如今已不到一半；而美国科技巨头正借AI热潮身家飙升。

本文英文版“Walled-in wealth #2: US-China oligarchic divergence.”发表于2026年9月25日。

作者：亚当·图兹

译者：周天羽

责任编辑：高铂宁

在超级富豪的世界里，我们目前正见证两种引人注目的地缘经济变化。

其一，是美国科技寡头惊人的活力，以及他们在政治生活中日益高调且公开的存在。以下是2026年春季《福布斯》亿万富翁榜单的数据。无论从所占比例还是绝对财富规模来看，美国都呈现出显著的主导地位。

回到2012年，当时前十名中只有三个美国人和两位科技巨头。

第二种与前者形成鲜明对照的变化，是中国围绕寡头财富突然发生的制度性转向。在美国，科技财富正在恣意膨胀；与此同时，在中国，党则巩固了自身的主导地位。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我将这种情况称为“围墙内的财富”。私人财富在两国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凸显了“脱钩”的一些维度，而这些维度并不能由贸易数据或国际收支统计充分捕捉。

中国漫长的发展历程令人瞩目。一个尚未得到充分认识的事实是：几乎恰好是在习近平执政的时期，中国企业开始凭借由房地产和科技行业催生的巨额财富跻身全球财富榜单前100名。

中国巨富阶层的历史其实很短。2003年时，中国可能还没有一个人身家达到10亿美元。在随后的十年中，中国的资本积累呈爆炸式增长。

然而，尽管增长如此迅速，在习近平上台之际，中国富豪在全球排行榜上仍不算突出。2012年时，全球前100位亿万富翁中究竟有没有中国人，都还是个问题。习近平执政的第一个阶段，这一局面发生了改变。到2015年，已有7位中国商人跻身全球前100名。

到2021年——中国财富繁荣在统计意义上的顶峰——《福布斯》全球前100名中已有20位中国大陆富豪，其中4人更进入了前30名。

然而到了2021年春天，决定性的转折实际上已然拉开帷幕。2020年初夏，在中共赢得抗击第一波新冠疫情的“人民战争”之后，北京弥漫着一片乐观情绪。中国政府随后作出了一系列关键决定：出台香港国安法，终结房地产驱动的增长繁荣，将共同富裕列为首要目标，并让新贵巨头马云低下了头。这些措施依赖于政府愿意动用自由裁量式政策，以及党针对个人及其企业所拥有的权力；与此同时，它们同样依赖于党在数据和资金方面的基础设施性权力。

中国对科技驱动型资本主义发展的分割政策，可以追溯到2006年开始建设的网络防火墙。此后，西方企业在中国的经营环境变得愈发困难，最终导致谷歌在2010年退出中国市场。当时，谷歌的埃里克·施密特认为，历史站在西方这一边。

“我个人认为，靠那种[审查制度]不可能建立一个现代知识社会，”2012年，时任谷歌董事长施密特在接受《外交政策》采访时表示，“我是否认为长期来看这种政权的治理方式终将结束？我认为答案绝对是肯定的。”

但实际发生的事情恰恰相反：中国的科技创业活动迎来爆发，并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在防火墙之内形成了一个完全自主运转的中国互联网空间。到2021年，这些科技富豪在中国亿万富翁榜单中已经占据相当大的比重。然而，与美国不同的是，这一时刻在中国却成为重新强化政治控制的转折点。

在宏观经济层面，2000年代普遍存在的一种预期是，中国“布雷顿森林体系2.0”式的货币与外汇管制只是一种过渡性安排，最终会让位于资本账户自由化。事实并非如此。恰恰相反。2015年，在一场险些爆发的金融危机之后，北京大幅收紧了管制。十年过去，如今的各种迹象都表明，这些管制还在进一步加强：政府正在强化税务管控，并通过控制护照来限制个人的跨境流动。

只要中美两国的平台业务仍然大体沿着平行的轨道发展，而寡头们也继续享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这些基础设施性的壁垒就可以被视而不见。中国财富正在不断增长，逐渐赶上西方同行。

但现在，这种趋同被双方各自的发展打断了。中国方面，是党加强了控制。美国方面，则是人工智能热潮为美国平台企业估值的暴涨进一步添柴加火。这两种变化共同造成的结果是：如今跻身全球前100名亿万富翁的中国人数量，已经不及2020年代初的一半。

中国巨富的相对财富水平出现了下降，而美国顶级富豪的资产规模如今已经高到望尘莫及，远远超过千亿美元富豪的级别。

绝对水平和变化趋势都很重要。两者结合在一起，指向同一个结论：那个由金融伙伴关系和科技供应链连接起来的“中美国”（Chimerica）精英阶层，其不断向前推进的势头已经终止，而进一步趋同看来也已不太可能。

下图显示了自 2010 年以来中国大陆和香港亿万富翁在全球前 100 名中的大致占比。

就政治经济而言，如今的对比已经非常鲜明。在中国，党已经果断确立了其主导地位。而人工智能在中国的发展似乎并没有对这种新秩序产生任何动摇。相比之下，在美国，人工智能加速发展与特朗普第二个任期的恶性叠加，造成了一场几乎毫无约束的财富竞逐，其声势甚至比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互联网泡沫与金融化浪潮还要惊人。

从贸易和宏观经济金融流动来看，到目前为止，中美“脱钩”或许仍然有限。但这不应该遮蔽这样一个事实：在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我们正在目睹两种截然不同的财富政治经济体制逐渐成形。不妨把它称作：寡头分化（oligarchic diverg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