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图兹：货币与帝国——致佩里·梅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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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中旬，佩里·梅林（Perry Mehrling）去世，享年67岁。梅林长期执教于巴纳德学院和波士顿大学，著有《新伦巴第街》《货币与帝国》等书。他的“货币观”主张从资产负债表的视角理解货币：货币不只是在国与国之间流动，而是在一张张资产负债表之间流转的债权债务关系。

本文英文版“Money and Empire - for Perry Mehrling”发表于2026年10月16日。 

作者：亚当·图兹

译者：周天羽

责任编辑：高铂宁

1973年，伟大的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史学家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出版了《大萧条中的世界，1929—1939》。这部著作论述范围极为广泛，至今仍堪称大萧条史研究的权威之作。2022年，在新冠疫情后的复苏时期，佩里·梅林（Perry Mehrling，1959—2026）出版了金德尔伯格的思想传记，我有幸为《新政治家》杂志撰写了书评。

正如梅林极为精彩地阐明的那样，金德尔伯格和明斯基一样，始终坚持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货币至关重要。而且，货币的重要性并不止于一国之内。沿着全球资本主义的渠道，货币在全球尺度上同样举足轻重。

梅林帮助我们认识到，金德尔伯格并不仅仅是一位研究“国家间”金融、国际收支与货币、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分析家。金德尔伯格还有更为有趣的一面：他是一位货币与银行理论家，在他看来，货币和银行从根本上就是跨国的、世界主义的；它们既根植于私人资产负债表交织而成的网络之中，也锚定于帝国和民族国家的权力之中。

正如梅林让我们看到的那样，如果我们把货币理解成“国家间的”（inter-national），我们就会落入方法论民族主义的陷阱：先把民族国家这一单位设定为基本单位，再让它与其他民族国家单位发生联系，就像把一座岛屿同另一座岛屿连接起来。实际上，全球货币是在一个个资产负债表之间流动的，并不理会国界。所有权、会计核算和控制权都分散在不同的空间之中。

因此，当我们制作这样的图表，试图量化美元在全球的影响范围，把全球金融流动与全球GDP占比之类的国民经济总量放在一起比较时，实际上是在拿苹果和橘子作比较。

我对水果沙拉没什么意见。如果你想把不同种类的东西放在一起比，尽管比就是了。但我们应该清楚这种不协调性及其后果。

在一次精彩的演讲中，申铉松（Hyun Song Shin）对这一点作出了最有力的图像化说明。“国家间”经济学提供的是一种岛屿视角；而金德尔伯格和梅林对美元体系的世界主义理解，呈现的则是一种网络化的、矩阵式的视角。

正如梅林所指出的，金德尔伯格退休后，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教职由鲁迪格·多恩布什（Rudiger Dornbusch）接替——这件事本身就颇令人遗憾地说明了金德尔伯格的影响力有限。多恩布什后来可能成为了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国家间”经济学家。多恩布什是一位影响力和辐射范围都极大的思想家，但作为一名国际宏观经济学家，他对于世界经济的基本构想——也就是这种岛屿视角——与金德尔伯格的构想从根本上背道而驰。

梅林的著作把一部细腻而有趣的思想史与概念史结合了起来，而这种结合带来的思想回报是巨大的。正如梅林所说，金德尔伯格之所以倾向于超越民族国家框架来分析货币，或许是因为他所接受的训练来自那一代美国货币经济学家；对后者而言，一个独立的美国国家货币体系的存在绝不是什么不言自明的既定事实。

事实上，作为一个全国性单位的美国金融体系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之间才真正形成的。而它的形成又深受国际力量影响，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这场冲击帮助美国在联邦储备体系的监管之下，把自身的全国金融体系焊接为一个整体。美国自己的中央银行也直到1913年才刚刚成立。

简而言之，美国以惊人的速度从全球金融网络的边缘跃居中心。作为这一重组过程的一部分，美国形成了自己的国家金融体系，但这本身也是全球性重组共同塑造的产物。

如果你想理解信用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被创造出来的，就不要从那个关于家庭储蓄者与借款人的新古典主义寓言讲起。如果你想理解现代金融体系，就应该从国际清算银行（BIS）研究团队最近绘制的这样一幅图开始。

支撑美元全球地位的，正是这样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全球金融网络。如果你想知道美元网络究竟有多么枝蔓繁复、纵横交错，不妨看看另一幅同样由国际清算银行编制、极富启发性的图表。

我忍不住要大段引用这份国际清算银行的报告，因为它极为清楚地捕捉到了支撑美元体系持续活力的那些力量，而且与金德尔伯格和梅林眼中的世界形成了极为直接的呼应：

“近年来，全球美元融资的增长主要由市场型融资推动。过去五年中，国际美元融资增量的大约四分之三采取了可交易债务证券的形式，而非银行贷款。在此期间，国际美元债务证券存量相对于全球GDP有所上升，而银行贷款相对于全球GDP的规模则收缩到了21世纪初的水平（图10，左侧面板）。因此，如今国际美元债务证券的规模已经超过银行贷款，而十年前，它还只有银行贷款规模的大约60%。

市场型融资地位的上升反映了一系列因素，其中一些并非美元业务所独有。正如前文所述，银行的资产增长受到限制，因为它们一直把重点放在改善风险管理和修复资产负债表上。危机后的银行监管虽然提高了银行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健性，但更高的中介成本也可能促使一部分活动转移到银行体系之外。与此同时，机构投资者对证券保持着强劲需求。这反映出，在全球低利率环境下追逐收益的过程中，它们所管理的资产规模迅速增长。非银行金融机构（NBFIs）作为债务证券发行人的重要性也日益上升（右侧面板中的深蓝色区域）。”

“美元的借款人和贷款人通常都要依赖中介机构。国际美元融资市场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其中可能存在多层中介，由此形成漫长而复杂的融资链条，并使金融体系产生高度的相互联结，其程度远远超过多数国内市场。

图17提供了示例，其中美国货币市场基金（MMFs）充当最终贷款人，非美国实体则是美元的最终使用者，而非美国回购交易商、固定收益清算公司（FICC）、央行外汇储备管理机构和国际银行则在其间充当中介。这些融资链条横跨不同司法辖区和不同部门，使体系更加复杂。此外，整个链条以及其中各种相互联系往往根本不可见。”

这距离金德尔伯格本人所熟悉的世界已经相当遥远。然而，他关于全球金融的那种世界主义的——而非“国家间”的——视野，却非常适用于分析这个新世界。正如梅林所论证的那样，事后看来，这恰恰证明了金德尔伯格当年的坚持是正确的：要理解货币，就必须理解它如何像触手一般，越过民族国家的边界向外延伸和流动。

金德尔伯格或许未能活到足以分析最新一代市场型金融的年代。但在1980年代，他依然十分活跃。事实上，他培养了麻省理工学院那一代宏观经济学家中的许多人，其中就包括本·伯南克——那位后来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成为传奇人物的美联储主席。

让当时崭露头角的伯南克第一次获得广泛关注的论文，是1983年的《金融危机在大萧条传播过程中的非货币效应》。按照惯例，他寄了一份给金德尔伯格，请他提出意见。令人惊叹的是，佩里·梅林后来竟然在档案中找到了金德尔伯格的回信，并把它发表在了INET的平台上。

1982年5月1日

本·伯南克博士

斯坦福大学商学研究生院

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邮编94305

亲爱的伯南克博士：

感谢您寄来关于大萧条的论文。您征求意见，我想这并非客套。恐怕这些意见您其实不会乐意听到。

我认为，您为一个并不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极为巧妙的解决方案。[1] 只有在芝加哥学派的经院围墙之内，才有必要去证明金融危机会对生产造成损害——用里德在上一期《经济文献杂志》中的说法，那里有着“紧先验”（TP）。[2] 如果一个人相信理性预期、自然失业率、有效市场，相信汇率始终处于购买力平价水平，那么关于商业周期或金融危机，也就没有多少东西需要解释了。作为一个芝加哥人，您敢于偏离完全市场假设，可谓勇气可嘉。[3]

您以偏离理性假设为由，把明斯基和我一笔带过。[4] 难道您不承认，市场中的每个参与者都可能是理性的，但由于合成谬误，市场作为一个整体却可能是非理性的吗？如果不承认，您又如何……

……后面的故事便从这里展开。

正是佩里·梅林非凡的思维清晰度和细腻洞察力，使他能够真正把握金德尔伯格想要表达的东西，并从概念和历史两个层面为他的思想定位。也正是佩里的独立精神、坚持、勇气与自尊，使他在面对那些视野狭隘的传统思维时，成为“货币视角”最杰出的倡导者。他曾经是，也将继续是，一位给人以启迪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