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图兹：不，人工智能竞赛不是当代的“曼哈顿计划”

【编者按】欢迎来到「图说政经Chartbook」。这里是由知名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当·图兹（Adam Tooze）主理的Chartbook的中文版，经图兹教授本人授权。Chartbook是当今英文世界最具影响力的Newsletter之一，每周定期更新，用图表解读全球政经世界的激流与暗涌。冷战时期的核武竞赛与今日的人工智能竞赛或许有相似之处，但是，这种类比是否美化了我们所处的现实？

本文英文版“No, AI is not similar to the Manhattan Project”于2026年10月2日发表于英国《金融时报》。

作者：亚当·图兹

译者： 周天羽

责任编辑：高铂宁

要描述当下的人工智能竞赛，眼下最流行的历史类比是核军备竞赛。特朗普的白宫已经直接把它的“人工智能创世纪使命”（Genesis Mission for AI）同“曼哈顿计划”这一先例联系起来——也就是二战期间研发首批原子弹的那项工程。这种历史联想意在同时营造紧迫感、戏剧性，又给人以某种安心感。而这也正是它无益的原因。援引洛斯阿拉莫斯（译者注：曼哈顿计划在此进行）听起来固然郑重其事，但这个类比实际上把我们身处的这场危局呈现成了一幅经过净化的图景。

对于那些强调人工智能的紧迫性和国家战略重要性的人来说，曼哈顿计划的吸引力显而易见：一项由那一代最杰出头脑促成的惊人科学突破，被用于赢得对法西斯主义的战争。其中的伦理困境确实存在，而奥本海默这样的人物，也让这些困境至少显得像是一场真正严肃的道德挣扎。

而这不是我们所处的世界。

首先，早期的原子弹其实只是威力相对有限的爆炸装置，足以摧毁一座城市，却还不足以消灭整个文明，更不用说全人类了。硅谷如今时断时续讨论的那种末日级风险，直到1950年代热核时代到来、氢弹问世之后，才出现在核军备竞赛中。

如果要从那个时代寻找一部叙事母本，那就是斯坦利·库布里克的讽刺电影《奇爱博士》。耐人寻味的是，在那个版本的核灾难中，擅自发动先发打击、从而触发苏联“末日机器”的失控者——不是软件，而是真正的人类。这个类比并不能给人多少慰藉。库布里克真正想凸显的，是威慑理论核心处显而易见的疯狂：从叼着雪茄的冷战牛仔，到那个其实没那么“前”的前纳粹分子，淫猥地盘算着核掩体中的男女比例，各种意识形态执念都被搅进了一套以牙还牙、最终通向毁灭的逻辑之中。

然而，无论《奇爱博士》再怎么黑暗而滑稽，我们今天的处境甚至更加荒诞癫狂。我们仍然套用着“威权对民主”、“中国对美国”这些旧框架。我们还有关于“敌基督”的阴森传言。但这一次，这出戏的核心角色不再是科学家、军人或公务员，而是存在严重利益冲突的商人。当OpenAI和Anthropic的老板们主动站出来警告人类生存风险，并呼吁“控制前沿发展的节奏”时，人们立刻怀疑，他们不过是在替自己的利益说话——他们是不是想制造恐慌，以促成监管，从而稳固自己岌岌可危的寡头垄断格局？“火箭制造商因核安全忧虑与华尔街发生冲突”——这种新闻标题，就算是库布里克都编不出来。

真正把我们今天的处境同“曼哈顿计划”以及《奇爱博士》区分开的，是政治经济学。布鲁金斯学会的一项研究估计，1940年至1996年间，美国为核军备竞赛投入了5.5万亿美元（按1990年代的美元价值计算）。其中相当大一部分资金确实流向了私人承包商。他们无疑也竭尽全力，让华盛顿的外交政策建制圈始终保持高度警戒，同时让美元源源不断地流进来。但是从整体制度架构上说，“曼哈顿计划”堪称技术官僚式、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的典范。它开启了一个由公共资金支持的大规模高校科研时代——而特朗普政府以及埃隆·马斯克之流，恰恰对此深恶痛绝。

当下人工智能威胁真正独特而前所未有的地方在于：尽管它具有深远的地缘政治影响，它却诞生于私营部门，诞生于搜索引擎与广告算法背后那套由技术和商业共同驱动的逻辑。它是冷战后硅谷的产物。彼时，研发预算已经大幅从公共部门转向私营部门。起初，那些现金充裕的科技公司还可以直接依靠自身雄厚的资产负债表，在内部为这项研发提供资金。但随着围绕通用人工智能（AGI）的超大规模扩张竞赛展开，关乎人类生存的技术风险，已经同华尔街和金融化机制绑在了一起。

我们身处的，并不是一个苦行僧般的造弹者不断拷问自己灵魂的世界。这个世界既更加黑暗，也更加庸常。今天这些足以威胁世界的技术，由万亿富豪的贪婪、垃圾债券，以及东拼西凑的金融工程提供燃料。如果用电影语言来说，可以想象把《奇爱博士》混搭戈登·“贪婪是好事”·盖柯（译者注：电影《华尔街》里的资本家角色，“greed is good”是其著名台词），再撒上一点《大空头》。如果这就是世界结束的方式，那既不会是一声巨响，也不会是一阵呜咽——它会在科技黑话、加州生活方式和金融工程的漩涡中走向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