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图兹：欧洲的马基雅维利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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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卢克·范·米德拉尔（Luuk van Middelaar）曾告诫：冷战后的国际秩序必将告终，欧洲将迎来自己的"马基雅维利时刻"。这一政治思想史概念出自波考克（J.G.A. Pocock）的同名著作——在没有永恒秩序担保的历史洪流中，如何维系自身的理想与制度稳定？

本文英文版“Europe's Machiavellian moment?”发表于2026年6月21日。

作者：亚当·图兹

译者：曹茗然

责任编辑：高铂宁

此时此刻，欧洲显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人们很容易把这些挑战表述为一个关于历史的问题。

正如安东·耶格尔（Anton Jäger）最近在一篇关于卢克·范米德拉尔（Luuk van Middelaar）的侧写中所说——范米德拉尔是一位历史学家、讲稿撰写人、欧盟圈内通，如今担任布鲁塞尔地缘政治研究所所长：

“范米德拉尔先生告诫欧洲人，不要相信那些宣称历史和政治已经终结的宏大理论。他敦促他们不要看黑格尔，而要看另一位哲学家——意大利人尼科洛·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坚持认为，政治发生在一个充满根本偶然性的场域之中，历史是命运的随机游戏，而不是一个有模式可循的进程。范米德拉尔警告说，冷战后的世界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欧洲人不可能永远置身于强权政治之外、享受假期。总有一天，他们会经历自己的‘马基雅维利时刻’。

……然而，直到俄罗斯在2022年入侵乌克兰，欧洲人才从长期的昏睡中被震醒；而特朗普总统威胁要解散大西洋联盟，则让他们从白日梦中彻底清醒过来。

‘只有在欧洲，’范米德拉尔去年写道，‘近期的动荡和破坏性事件才构成一场真正的冲击。’他的建议是严厉的。欧洲人需要的不是僵硬的规则政治——欧盟的标志性特征——而是一种事件政治。在这种思维方式中，历史的不可预测性是新常态，而不是令人困惑的例外。在一个被混乱和危机撕裂的世界里，人们需要的不是律师式的争辩，而是迅速的决策。没有哪个领域比防务更清楚地体现出这种紧迫性。在过去两年中，布鲁塞尔地缘政治研究所的产出围绕安全自主提出了一系列熟悉的建议：建立共同举债机制、创设数字欧元、成立欧洲经济安全委员会。”

不过，虽然断言“历史的回归”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究竟是哪一种历史？正如我早在2022年所论述的那样，范米德拉尔思想的一个典型特征，是把历史视为一连串冲击。

下面我引用2022年1月29日发布的《Chartbook》第75期中的内容：

范米德拉尔近来三本著作的主旨，都是重构欧洲作为一个政治和历史行动者的生成过程。他展开这一论述的背景，是一种他将之追溯至马基雅维利的现代政治观念。

范米德拉尔是通过波考克所著的具有深远影响的研究《马基雅维利时刻：佛罗伦萨政治思想和大西洋共和主义传统》来解读马基雅维利的。在《群魔乱舞：拯救欧洲》（Pandemonium: Saving Europe）中，范米德拉尔这样表述：

在其杰出的研究《马基雅维利时刻》（1975）中，J. G. A. 波考克把现代政治思想的创生——由马基雅维利及圭恰迪尼（Guicciardini）等同时代人完成——定位于对城邦有限性的认识之中。波考克谈到这样一个时刻：“共和国在其中面对自身在时间上的有限性，试图在一股非理性事件的洪流中维持道德和政治上的稳定，而这些事件被理解为本质上会摧毁所有世俗稳定体系。”那些知道自己终有一死的人，必须把自己视为时间之河中的偶然存在，并以此武装自己：这是一种存在主义经验。

——卢克·范米德拉尔，《群魔乱舞：拯救欧洲》，第41页。议程出版社（Agenda Publishing），Kindle版。

波考克的这段精要论述，为范米德拉尔作出一个关键区分奠定了基础：一方面，是把欧盟理解为一台规则制定机器，适合管理可预测的事件流；另一方面，则是一种真正有能力的政治行动主体，能够在面对历史时即兴应对，而这里的历史被理解为一股不可预测且“非理性”的事件之流。

范米德拉尔笔下的欧盟史是一部成长小说：欧洲从一个试图在美国提供的地缘政治保护伞之下、通过一个庞大的规则制定组织来压制相互冲突的民族利益实体，逐渐成长为一个由各国协调组成的共同体，能够在历史舞台上界定共同的边界、身份与利益。就像马基雅维利曾为之提供建议的文艺复兴时期政体一样，欧洲终于开始面对一个世俗化的权力、暴力与历史事件的世界。

这种建构值得我们稍作停留。为了走向未来，欧盟回到了近代早期时刻。在最终拥抱21世纪挑战的过程中，范米德拉尔看到欧洲重演了16世纪的马基雅维利式的启蒙。 事实证明，历史性具有一个框架：即使不是跨历史的，至少也具有千年的尺度。

在《伦敦书评》的评论中，安德森正是从这一角度讨论范米德拉尔的第一本书《通向欧洲之路：一个大陆如何成为联盟》（The Passage to Europe: How a Continent Became a Union）。安德森赞赏范米德拉尔指出：

关于欧洲的话语一直围绕机构、国家和公民展开，并伴随着相应的理论，讨论究竟应当最好地从功能主义、政府间主义还是宪政主义的角度来理解欧洲：第一种面向静态的现在，第二种面向熟悉的过去，第三种面向渴望中的未来。然而，这些都无法通过真正历史性的关键检验，也就是那种不可预测事件的流变。正是这种流变使政府成为范米德拉尔引用波考克的话所呈现的“用于处理偶然时间的一系列装置”。

但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对于范米德拉尔来说，究竟是哪些偶然的、非理性的、不可预测的事件，带来了欧洲的马基雅维利时刻？在最近的过去，这一系列事件包括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在欧洲的后果，2013-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以及2015-2016年的“难民危机”。

正如范米德拉尔所说：

我们已经抵达了世界历史的终点。然后，危机突然到来：银行倒闭，欧元动摇，俄罗斯攻击乌克兰。

——卢克·范米德拉尔，《警报与纷扰：欧洲舞台上的即兴政治》（Alarums and Excursions: Improvising Politics on the European Stage）

欧洲从其新中世纪主义中被震醒，进入一种新现实主义。

鉴于我们当前所处的形势，范米德拉尔在其著作《警报与纷扰（Alarums and Excursions）》中对2013—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详尽处理尤其有意思。对范米德拉尔来说，第一次乌克兰危机是一个学习过程：欧盟从天真而自以为是地坚持欧洲规范与规则的“吸引力”，转变为2015年《明斯克二号协议》的务实而现实的斡旋者。该协议牺牲了原则和对国际法的严格遵守，优先考虑稳定；即便没有实现和平，至少也减少了暴力。

俄罗斯在范米德拉尔那里充当了一个衬托物，他借此进一步阐发自己关于政治与历史的思考。他对俄罗斯治国术的刻画值得大段引用：

在面对莫斯科时，欧盟遭遇了一种不同的处理历史的方式。俄罗斯人是机会主义事件政治的大师，而且他们拥有与之相匹配的制度。弗拉基米尔·普京并没有发明这一制度，但他确是它的化身。……西方评论者往往迂腐地写道，普京表现得更像是一个机会主义的“战术家”，而不是一个有远见的“战略家”；或者说他的“意图并不清晰”。但俄罗斯总统很可能并没有一个针对乌克兰或叙利亚的总体规划。并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构想这样的规划，而是因为他认为那是徒劳无功的：事件总会以不同于预期的方式发展。这种俄罗斯态度早在普京之前就已经存在，也不会随着他而消失。

……在冷战中期，当理解俄罗斯意图对于许多人来说关系重大之时，美国有史以来最优秀的驻莫斯科外交官乔治·F·凯南也观察到了同样的现象。在1952年写给华盛顿上司的一份备忘录中，他指出，俄罗斯人的灵活性并不只是反复无常。它源于他们自身对历史和政治的理解：

“我认为，他们［俄罗斯人］比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国际事务中行动与反应之间的相互作用，更清楚地意识到事件如何相互嵌合、相互映照，也更清楚地意识到在决定若干年后一种局势时，会有多少变量进入其中；正因如此，他们不太倾向于认为自己有义务在当下就未来较远时期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作出任何坚定或最终的判断。”31

这种从事政治的方式要求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式的·领导体制，而且不受持久问责的约束；克里姆林宫恰恰非常适合这种政治。在民主制度中，即兴行动要困难得多。每一个举动都必须得到解释，反对力量也必须被击败——部分靠言辞，部分靠幕后斡旋——并且还要说服公众。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更何况，所使用的论证还会继续获得自己的生命。它们会扎下根来。

如果三个月之后你被迫做出另一件事——新的环境，新的计划——你很快就会开始反驳过去的自己，并被贴上反复无常的标签。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较少受到这种困扰。在俄罗斯人与偶然性的周旋中，领导人无须假装真诚，也几乎无须顾及太多，只要在关键时刻捍卫国家利益取得成果并赢得尊重即可。相比之下，我们则会被现实抛出的盲目偶然性所困扰，并作为公众要求有人讲出能够驯服它的故事，而且最好是以道德范畴来讲述，连我们自己的政治家也必须相信这些故事：这些就是被反复奏响的根本旋律。

然而，良好的即兴政治未必只是机会主义的。欧洲领导人在当下采取行动时，仍然可以忠于自己的信念；他们同样可以依靠罗盘来掌舵。这需要清晰界定战略目标，而这些目标会随着时间变化和演进，并不断成为争论的对象；同时也需要诚实承认我们价值的多元性，而这些价值可能，实际上也必然会，发生碰撞。它们界定了我们的力量与个体性。如果经典的美国历史在主旨上是一出正义对抗强权的道德剧，而俄罗斯历史是一部强权对抗强权的犬儒编年史，那么欧洲历史则赋予了我们一种悲剧意识。

——卢克·范米德拉尔，《警报与纷扰：欧洲舞台上的即兴政治》。

这里引人注目的地方，除了对美国、俄罗斯和欧洲三种不同政治风格所作的本质化区分之外，还在于范米德拉尔的文本与凯南原文之间发生的滑移。

在凯南看来，克里姆林宫具备一种意识，既洞悉行动与反应的复杂互动模式，也着眼于长时段的历史决定性。而在范米德拉尔的转述中，仅仅几句话之后，这就变成了某种相当不同的东西。普京据称对复杂性、相互关系的网络以及长期决定因素的意识，转而变成了一种应对“盲目偶然性”的即兴能力。可以说，范米德拉尔把托尔斯泰转化成了马基雅维利，或者至少转化成了波考克所解读的马基雅维利。不管凯南实际说了什么，我们又回到了偶然的、不可预测的和“非理性”的事件世界之中。历史成了“盲目偶然性”。

范米德拉尔确实承认，在单纯的即兴行动之外，战略性治国术也可能存在。但使我们超越机会主义和即兴行动的，并不是对洋流或盛行风潮的认识（换言之，不是对复杂但仍然有序的历史过程之逻辑的认识），而是欧洲领导人的罗盘。秩序来自政治领导人的行动与洞察，而并非内在于历史过程本身。

正如范米德拉尔在某处借马基雅维利关于命运（fortuna）与德性（virtu）的讨论所说：

任何行动者都会踏入未知的领地。他们不能依靠习俗与传统，而必须着手开创新的事物。……然而，生活在一个断裂与新生的世界中这一事实也提供了一种优势：“人们更容易被当下而非过去所吸引；当他们发现当下是好的，他们便享受它并寻求……”

——卢克·范米德拉尔，《警报与纷扰：欧洲舞台上的即兴政治》

范米德拉尔的描述所不允许的，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尽管新疆域并不为我们完全所知，但它事实上可能已经被部分绘制成图，而我们也可能拥有定位点。我们并不是绝对无知。我们的世界中无疑存在断裂，但它们很少——甚至从未——是绝对的。存在主义式的戏剧感压倒了对现代性发展逻辑的评估。  

在中世纪神学危机的背景下——也就是波考克最初意义上的马基雅维利时刻——人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当时的人会把历史理解为一股非理性事件之流。现代历史显然并不符合任何容易理解的神圣计划。但如果我们拒绝波考克那种戏剧性情境的魔力，那么，在什么样的世界里，把欧元区危机、乌克兰危机和难民危机描述为本质上偶然的、不可预测的和非理性的，才说得通？它们并非如此。三者都是可以预见的，而且都是被多重因素过度决定的。如果说它们是非理性的，那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它们被多种相互冲突的逻辑所贯穿。其结果或许可以被描述为非理性的，也就是凯恩斯意义上的一种“混乱局面”；但如果你把冲突、矛盾以及不平衡和复合发展纳入考虑，那么导致这些结果的历史过程本身并非不可解读。

当然，如果你相信欧盟的原初愿景体现了一种新中世纪式的神义论——在《警报与纷扰》的某处，范米德拉尔把欧盟的意识形态理论家称为“中世纪先知”——那么你确实可以想象，当欧洲的技术官僚们面对金融厄运循环和俄罗斯军队进攻时，的确经历了一场世俗化的马基雅维利式震撼。但即便他们曾经历过存在主义恐慌的时刻，这也绝不是一个理由，让我们把他们的创伤当作我们诊断其处境的基础，更不用说把它作为理解我们自身处境的基础了。如果在这些时刻，历史看起来似乎不过是一连串偶然的、不可预测的和非理性的事件；如果历史呈现出一张“俄罗斯式”的面孔，或者如唐纳德·卡根所坚持的那样，呈现出战神玛尔斯的形态，那么这些想象很难说是深刻现实主义的标志。相反，它们是迷失方向、幻想破灭与绝望弥漫的征兆。……

一个去政治化的阶段，一个所谓的历史终结，反过来催生出一种格外痉挛式且非历史化的叙述，用以说明历史与政治的“回归”。无论它表现为创伤，还是表现为幸灾乐祸，它都携带了太多自身生成时刻的印记。若要对这一时刻以及我们的当下作出真正现实主义的说明，剥离其中的存在主义式夸张表演，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旧文写于2021—2022年的冬天。到了2026年夏天，它在今天看来依然切中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