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图兹：写在克鲁格过世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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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3月，德国思想家、作家与电影人亚历山大·克鲁格（Alexander Kluge，1932–2026）在慕尼黑去世，享年94岁。他是德国新浪潮电影的重要代表人物，从20世纪60年代起活跃于影坛、文坛与学界。克鲁格认为，时间不是线性的，他的创作也反映了这种多维时间观——通过蒙太奇、碎片化和复调结构，个体经验、历史事件和代际记忆相互交织。

本文英文版“"The continuation of critical theory by narrative means" - Alexander Kluge and the anti-realism of feelings.”发表于2026年3月28日。

作者：亚当·图兹

译者：蔡翘宇

责任编辑：高铂宁

生于1932年2月14日，逝于2026年3月25日

“我曾是，我现在是，我将会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这三者原本就是一体的。我不可能感受到某种感觉，而不同时在自己体内唤醒那个曾经的孩子，以及塑造了那个孩子的父母。没有希望，我甚至连说话都做不到；我会瘫痪。我无法脱离这样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里，似乎仍有什么尚待决定——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现在。从这个意义上说，三种语法时态——我这里只说最简单的三种——都同时存在于每一个瞬间、每一个念头、每一段记忆、每一次遗忘、每一项完成的工作之中。时间并不是单一的，不像十九世纪的小说和新诗试图让我们相信的那样。”（D&O, 30）

（译者注：D&O 即Difference and Orientation: An Alexander Kluge Reader，详见下文）

对亚历山大·克鲁格而言——阿多诺的学生、电影人、作家、法兰克福学派一度的法律顾问，也是一位不遗余力推进批判理论的人——时间从来都是多重的、交叠的、破碎的。叙事，作为他介入世界的方式，在他那里始终与生命直接相连，也与代际的延续紧密相连：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我们人类叙述和体验的叙事空间——二者共同构成了生命跨度——首先是一个介于出生与死亡之间的时间容器。在这个容器中，三代人共同创造出一个可理解的叙事空间，前提是他们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彼此直接互动。

还有另一层意思——我们也会从自身多个并存的生命跨度中向外张望。比如，那个我曾是的六岁男孩此刻正在看着你，因为我现在充满好奇，而童年时那股好奇的劲头，并不是那么容易消失的。与此同时，那个三十岁时弹奏管风琴的我也同样活跃着。这也存在于当下，只是并不会在我生命的每一刻都出现。

就像一位俄罗斯祖母一样，一个成年人身上有十六只、甚至八十只眼睛向外凝视世界，而世界也在回望这些眼睛。其他人也在回望。总而言之，这些构成了经验的统一生命跨度，这是我始终关注的主题，也是讲故事的核心。”

“与这些生命历程相对立的，是一种自诩为‘真实’的现实。但这种宣称并不总是值得相信，我们也不必总是相信它。乍看之下，现实极其僵硬。一个囚犯一头撞上牢房的墙壁，立刻就能意识到周围现实条件有多么客观。

反过来说，这些条件也同样脆弱。这种形态——时而任性多变，像精灵一样不断变形，时而又坚硬如铁——正是我们在理解批判理论如何以‘对抗性现实概念’运作时必须把握的东西。这一概念中的现实，在如下意义上是真实的：比如一场事故夺去了某人的生命，或者战争爆发了。

同样，现实也是一种粗糙的发明，是我们围绕自己编织的一个茧，好让自己能够承受真实的世界。因此，现实在叙事中具有多种属性。涉及列举、登记或清算账目时，现实相当直截了当。但一旦你开始讲故事，就会发现现实拥有地下墓穴、水井和深渊。在每一条线性叙事的下面，都埋藏着幸福与不幸。”
（D&O, 102–103）

精神病与神经症之间的界限，或许取决于它们与现实的关系，但克鲁格在这一点上毫不退让：

“我认为现存最尖锐的意识形态，就是那种认为现实就是真实的意识形态。”《D&O》，第421页

至于他的三代人模型：

对我来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第一次读到克鲁格，是一种奠基性的经验。那时他正处于创作生涯的巅峰，在他自己那套三阶段人生图式中，正从第二阶段的高峰迈向第三阶段的高地；而我则刚刚进入智识上的成年期，从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对我而言，他是一个晦暗而隐秘的英雄，是一种私人的热情。他远没有福柯或哈贝马斯那样著名，但对我来说几乎同样重要；可以与拉图尔并列，只是更德国。他尤其执着于那段我自己也在苦苦面对的历史。克鲁格还活着，这一点本身就很重要；他仍在持续创作，这一点也很重要；总还有更多的克鲁格可读，这一点同样重要。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之后那一代人中，如果说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正统的学院派继承者，那么亚历山大·克鲁格——有时也包括他长期的合作者奥斯卡·内格特——就是左翼文化领域中的继承者。代际逻辑无情地推进。如今，那个较年轻的我身上又层叠出了更多个“我”；而亚历山大·克鲁格已于2026年3月25日辞世。

克鲁格曾说，知道奥维德的作品曾在海纳·穆勒（Heiner Müller）生命最后的重症监护时刻陪伴着他，改变了他自己与那部古典文本的关系（D&O, 86）。自从上周读到克鲁格去世的消息之后，我忽然意识到：对我来说，也许某一本克鲁格的书，会成为我下次住进医院时想随身带上的护身符。

克鲁格既带来安慰，也始终是一个谜。他在许多层面与我们对话：几十本书，几十部电影，数百个故事，成千上万页文字，以及数不清的电视时数。

被他的死讯震动之后，我强烈地想更清楚地理解：他究竟是怎样影响了我。我在匆忙从网上找到的两卷书里，找到了某些答案——像克鲁格这样拥抱各种媒介创新的人，大概也会喜欢这种方式。帮助我更好理解克鲁格的两把钥匙，第一把是理查德·朗斯顿编成的一本文集，极其出色，收录了克鲁格本人的阐释性文章和访谈；朗斯顿也是克鲁格最重要的英文译者之一。

本文中的引用标注为《D&O》，后跟页码。

另一个提供背景的参照，是克里斯托夫·施特雷克哈特的一本好书；本文标题也是借用了他的说法。

当被问到他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时，克鲁格回答说，他主要关心的是他所谓“人类情感中所包含的反现实主义冲动”，以及这种反现实主义所产生的极其真实的效果。

“如果现实关系不尊重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反过来也会否认这些非人化的关系。这就是情感的反现实主义。人在这一点上并不是客观的，而是人性的、主观的。也正因此，‘现实’这个主题变得极不稳定，因为一个人的主观现实，和那些客观关系、和那堵我们迎头撞上的墙一样，都是现实的。”（D&O, 88）

这种张力——一边是非人的关系结构，一边是我们内部情感能量的力量——正是克鲁格那数百个历史故事的“发动机”。他的历史总是半纪录、半虚构，以一种现代主义方式拼接而成。

如果说，“情感的反现实主义”在现实历史中究竟造成了什么影响，是克鲁格的核心主题，那么这也提出了一个深刻的挑战。因为情感既是直接的、不可否认的，又是神秘的。

“要发现一种情感，或者描述它的运作方式，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容易。情感过于丰饶、过于复杂，心智无法完全把握。帕斯卡曾说，心有它自己的理智，而理智本身却不理解它。这也可以作为我的《情感编年史》的总主题。它不是一部为情感辩护或反对情感的作品，而是试图引导我们的注意力。真正从内部推动人的东西，确实比任何发生在外部的事情都更强大、更有力。”（D&O, 44–45）

克鲁格的作品，就是关于人、关于事物、关于推动它们运动的力量的故事：既有物质力量，也有情感力量——战场上的士兵及其装备与身体，工程师与机器，教师，社工。你也许可以把它称为一种“把情感重新放回去的唯物主义”。

“我并不是在歌颂情感。我只是希望人们承认它们的存在。而且，这也不只是关于‘内心世界’，而是关于那些可以在物质结构中被识别出来的情感，而不仅仅是在石头纪念碑里。我们居住的房屋，就是被转化为空间的情感。”（D&O, 45）

除了阿多诺之外，真正深深启发克鲁格的，还有瓦尔特·本雅明，以及本雅明那种对十九世纪历史进行全面盘点的非凡方式。有人请克鲁格举例说明，到底什么样的情境最能引起他的兴趣，克鲁格随即来了一个典型的转向：

“第一次工业化战争发生在1914年至1918年之间。这是一场可怕的冲突：无数工人和工程师劳动制造出来的大量军火彼此撞击。来自鲁尔区和法国煤矿区的矿工，也都卷入其中；他们分别从两边向凡尔登附近的一座山丘掘进隧道，准备将其引爆。这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劳动能力，而它很快就会变成死劳动。马克思曾用‘总体工人’（Gesamtarbeiter）这一概念来描述这样的劳动能力；而当总体工人分别受雇于两个竞争的公司时，他便从双方的经济可能性中抽离了自己。

总体工人之所以具有悲剧性，是因为他本可以对自己的劳动能力形成自觉，但他却转而反对自身的利益。客观现实与主观现实脱节了、分离了。相比之下，被股市联合起来的资本主义，非常懂得如何合作，因为这仅仅是商品交换的问题。正因为一切都归结为商品交换，所以没有什么太要紧，也没有什么在精神上真正困难；而劳动则是人们紧紧抓住、并将自身身份认同系于其上的宝贵东西。”（D&O, 88–89）

一种把情感重新纳入其中的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求一种属于它自己的历史写法：蒙太奇、组合、装配、构型与编年纪事。

克鲁格：我们可以选择写一部客观编年史、一部事件编年史；也可以写一部情感编年史，去描述主观上发生了什么。在我看来，这种主观性反而更有持久力，它其实是两者中更“唯物”的那个方面。一方面，情感适应性极强，对痛苦和困厄有很强的抵抗力；但另一方面，它们又比我所能想到的任何东西都更顽固、更像混凝土，因为两千年来，它们在根本上并没有改变。

Jochen Rack：所以你把历史事件理解为情感状态的表现吗？情感是历史所发生之事的根源吗？

克鲁格：正是如此。罗马人有句话：“凯尔特人无处不在，只是我们看不见他们。”情感也是一样。它们无所不在，甚至藏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比如，它们就活在制度之中；制度只有被情感填满，才会真正凝固下来，才会具有持久性。（D&O, 44）

这种公认的权威（罗马帝国及其全部实证性和力量）与被压抑者（凯尔特人及其地下游击文化）之间的张力，是克鲁格历史书写的驱动力。这种张力在我们每个人内心都会激起回响。正如克鲁格喜欢提醒听众的那样，我们的内在，从父母、祖父母乃至更远的祖先那里，携带着高度冲突的历史，而这些历史在任何特定时刻都会构成现实。正如克鲁格描述他的父亲：

“……1970年5月1日，我去看望父亲，当时他住在还属于东德的地方。我是以一个西德人的目光，在自己人生的一个特定时刻——那时我在法兰克福工作——来到他身边的。父亲坐在诊所的书桌前，那家诊所里设有产房；楼上有一位正在分娩的孕妇。我的父亲，作为一个一贯专注的医生和产科大夫，在那位孕妇下一轮宫缩到来之前的间隙里，停下来读一本关于拿破仑远征俄国的书。多年来，他一直沉迷于1914年的马恩河战役，并坚信那场战役原本可能有不同的结局。

窗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人民军正在俾斯麦广场操练，铜管乐队齐奏，有官方演讲，也有共产党官员代表团出席。你大概已经开始看到，这现实是何等杂糅纷乱。我不认为广场上的任何人会在演说里提起拿破仑——那太奇怪了。马恩河战役对他们来说也不是时事。他们像每一个体内拥有亿万细胞的普通人那样，用身体里的所有细胞共同经历着这个东德的劳动节。随后，父亲被叫到楼上的孕妇那里，因为她的宫缩又开始了。他在四重现实中同时运作。这就是叙事。

当我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时，我就创造出了多维性；而在巴赫那里，这种多维性就是复调。若我的故事也能如此，我会把它视为极高的成就。事实上，只要带着尊重去观察，我就很容易把它写出来。我不必凭空制造，因为现实本身就是多面的。这就是我之前所说的：既存在线性的叙事视角，也存在由评论、地下墓穴和水井构成的垂直结构，它们从根本上丰富了讲故事的方式。正因如此，没有哪一段叙事是没有潜台词、没有双重含义、没有歧义、没有隐喻的——关于隐喻我下次再谈。它们是一种机制，用于在构成一个非学术的、情感性的‘矿藏’的众多层面之间进行交流。这就是人。”（D&O, 105–106）

直到本周之前，我都是零散地阅读克鲁格。我享受他的散论风格，也享受他对那些我自己深深沉迷的大叙事所做的碎片化处理。过去几天里，在朗斯顿和施特雷克哈特的帮助下，我更系统地读他，这让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意识到：克鲁格的思考，其实嵌入了一条极其宏大的历史脉络之中。

这条基本叙事是：欧洲在走出早期现代时，走错了方向。与奥维德一样，蒙田也是克鲁格心中的伟大英雄之一。在克鲁格看来：

“米歇尔·德·蒙田亲历了宗教战争，见证了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天主教徒屠杀新教徒。而所谓‘新教徒’，不过就是那些退守瑞士或拉罗谢尔，并在那里屠杀天主教徒的人。到了亨利四世时代，和平曾短暂显现，情绪也短暂地变得合乎理性。

蒙田正是在这一时刻登场，说：基于奥维德、古代作家以及我们当代经验，我们应把一切感受列出来，把从编织谎言到幻象制造、从确立真理到承认欲望的全部经验并列起来，再次检验这样一个问题：什么能把人们联系在一起？什么对共同体有益？什么能终结宗教战争？在十六、十七世纪，启蒙的强烈痕迹就存在于如横膈膜般的韧性之中。如果十八世纪的启蒙不足以击败法西斯主义，那么我们就必须向更深处挖掘，去追问更早阶段的启蒙。”（D&O, 411–412）

问题不仅在于，十八世纪启蒙不足以抵御法西斯主义；更在于，它自身内部也包含着暴力，即法国大革命的暴力。正如克鲁格所说：

“我们必须保住十七世纪的那些道路（图兹注：也许他其实指的是十六世纪），那些仍可归于解放的道路，使它们免于再次被十八世纪启蒙及其修辞家们的空谈所吞没；因为那些人又一次引入了与法国大革命时期同样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在那样的时代，一个人把另一个人送上断头台处死。”（D&O, 427–428）

事情本来可能不一样吗？恐怖统治、拿破仑那种灾难性的帝国主义，真的是革命的必然终点吗？一如既往，在克鲁格那里，历史总是存在其他可能。历史本可以走另一条路。比如，十九世纪完全可能不是从拿破仑横扫欧洲开始，而是从一种普法整合开始；推动这种整合的人物，可以是埃马纽埃尔·约瑟夫·西哀士——法国在1790年代后期稳定局势的关键政治人物，也是康德的崇拜者，而那时康德在整个欧洲的影响正达到顶峰。克鲁格是通过德国诗人、剧作家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1777–1811）的眼睛看到这种可能性的。

“在那个时刻，（克莱斯特）相信，对欧洲而言，至关重要的是：法国革命者最终必须通过阅读康德，来训练自身，并训练那些由革命催生出来的、兼具商业性与技术性的新型人类特质。这也可以被看作一种新式的党派性、一种新的爱国主义，它试图把普鲁士爱国者的利益与新法兰西的利益连接起来。试想那一刻：如果手工劳动与智识劳动都被纳入爱国主义精神之中，那将会是一种怎样的、具有工匠精神的欧洲！”（D&O, 32）

然而，这种法兰西—普鲁士—康德—西哀士的历史契机，被拿破仑的征服欲彻底摧毁。取而代之的，是拿破仑进军乌尔姆和奥斯特利茨（1805）、神圣罗马帝国的终结、普鲁士军队在耶拿的覆灭（1806）、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写作、普鲁士改革时期的激荡、拿破仑远征莫斯科的灾难，以及之后的“解放战争”。克鲁格记得，在他父亲的书房里，有许多关于反拿破仑“解放战争”的藏书；那些装帧坚固的书脊后面，不仅藏着历史的珍宝，也藏着一些情色作品，被偷偷塞在书架深处。（D&O, 86）

在从十八世纪向十九世纪过渡的“鞍形时期”（Sattelzeit，科塞雷克语）中，克鲁格看到了三股新力量的浮现。

“在这个接缝处——从1780年代到1810年代，横跨三十余年，连接着这两个彼此对立的世纪（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当个体力量彼此斗争时，三种新发展同时出现：人民战争、工业化，以及一种新的柔情的编码化。到了二十世纪末的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是认出这三种基本进程在今天已经变换成什么面貌：它们在十九世纪初真正成形，但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我们在工业化战争对星辰的攫取中看见它，在从古典工业中脱离的进程中看见它，也在那种转向新主体性的奇美拉式运动中看见它……”（D&O, 31）

这组三角结构——人民战争、工业化、情感化——的动力中心，并没有成为法德轴心。

“欧洲大陆上合作性关系的可能性——假设这种可能性曾经存在过——在滑铁卢战役（1815年）中得到了否定性的裁决。决定欧洲大陆以及我们星球上所有其他大陆命运的，是伦敦证券交易所，而不是团结的工匠们的脉搏。在失去其欧洲中心取向之后，这个如同巴比伦般的程序化世界，如今正飘向太平洋沿岸，飘向克莱斯特所说的‘对跖地’，飘向加利福尼亚人。这对那些擅长戏剧构作的总统、好莱坞，以及所有准备重新做出全面决策、错误和划分的新西装们来说很方便，仿佛手头的任务就是把两个健忘的世纪重新捆绑在一起……”（D&O, 33）

这是克鲁格在1985年领取克莱斯特奖时说的话，那时里根与科尔正处上升期。英美资本主义的霸权不仅表现在地缘经济的发展上。对克鲁格而言，它还与十九世纪的文学与文化风格密切相关。那种线性的、浪漫主义式的小说，以压缩和压抑的方式处理历史，正是这两个世纪文化的文化表达。克鲁格正是以抵抗这一点为己任，召唤克莱斯特、蒙田和奥维德等人来对抗它：

“时间并不是单一的，不像十九世纪的小说和新诗试图让我们相信的那样。克莱斯特的作品清楚地表明，旧的时间概念有多么破碎。”（D&O, 30–31）

把对二十世纪的说明锚定在十八世纪向十九世纪过渡这一关键时段的批判性历史之中，这种思想运动当然并不只属于克鲁格。克鲁格本人就简略承认，福柯的思路显而易见与之相近（D&O, 47）。毕竟，福柯也把1780年代到1800年代这段时期，看作“古典时代”与“现代时代”之间的认识型断裂。对福柯而言，如同对克鲁格一样，以“人”为中心的十九世纪历史观，意味着激进可能性的收缩，是一种必须与之斗争的认识论。在德国，卡尔·施米特对启蒙的批判，以及莱因哈特·科塞雷克在《批判与危机》（1954）中的延续性工作，也都在相近的领域运作，尽管他们对保守的十九世纪赋予了与克鲁格截然不同的价值。科塞雷克与克鲁格之间几乎没有直接对话，这实在是西德知识文化中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

克鲁格的忠诚始终归于法兰克福学派。2001年一次访谈中，他这样说：

“《启蒙辩证法》是我所投身的那本基础性著作。若你想在斯库拉与卡律布狄斯之间航行并活着回家，就必须压抑自我。而这种压抑总是与奴役他人、奴役自己内在的自我相互关联。奥德修斯那些划船的伙伴，本质上是奴隶，绝不是什么骑士。若把这一点放回我们的国家，还必须补充：在农民战争之前、中世纪农庄时代，我们的祖先甚至没有乘船逃离独眼巨人的可能。他们栖居内陆。对我们来说，《狼与七只小山羊》这个童话——就像英语世界更熟悉的《三只小猪》——相当于《奥德赛》之于航海的希腊人。

这个童话提出了最根本的问题：我该让谁进门？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该让谁进门？谁必须被锁在门外？小羊们一开始犯下的错误，正是让狼进了门。就像我们在1933年让希特勒进门一样。另一方面，小羊们后来又奇迹般地从狼腹中平安逃出。这些都是同一种安全建构尝试的欧陆版本：‘我如何保护自己？我必须惧怕什么？什么能够把自愿的行动维系在一起？我能够信任什么？’”

于是，问题就变成：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用《启蒙辩证法》描述出来的那个世界里，我们该如何叙述生命与能动性？克鲁格说，他自己的方法

“其实并没有和《启蒙辩证法》差得那么远。如果你去追索情感的痕迹，并借助诗的方法细致观察，就会发现这些情感极其多样。它们经历着奥维德所描述的那种变形。因此，它们远远超出道德性格、理性或社会。如果一个生物再也无法承受某种处境，它就会转化自己。这意味着，情感总有许多逃逸的出口。事实上，相对于神话，它们一直是游击队员；相对于试图克服神话的理性，它们也同样表现得像游击队员。因此，它们具备抵抗的能力。”

对克鲁格而言，关键就在于逃离十九世纪历史现实主义的成规。他那种碎片化、片段式、如浮雕般镶嵌的写法，并不是“缺乏连贯性”，而是一种本质性的手法。

“阿多诺的写作风格是碎片化的。而省略，本来就是一种我极其热爱的叙事形式。它是史诗的一种基本形式。我有足够多的榜样：奥维德的《变形记》，或者荷马在《伊利亚特》中的叙述方式。所有伟大的叙事都有这样的结构。线性故事——也就是‘现代’小说和叙事历史的模型——其实是一个例外，是十九世纪的发明。它小心翼翼地把叙事从A带到B，沿着一条共同线索前进，于是把一切旁枝末节都消除了。这是一种为主街和高速公路设计的策略。相反，走在小径和花园路上，则遵循另一套规则：感知、猜测、游荡、漫步。”（D&O, 59）

所谓缺乏结构，并不是缺陷，恰恰是一种力量。

“从其开端直到今天，小说的形式都不足以理解和驾驭我们的世界。我们需要更清晰、更严谨的工具。”（D&O, 93）

当然，坚持认为唯物主义必须向情感开放，也伴随着显而易见的风险。最明显的一种，就是滑向心理主义或感伤主义。另一种风险则是重复。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那些对情感与心理的内向探查——例如托尔斯泰、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穆齐尔，已经做得非常充分了。若要理解和分析情感如何作用于社会，我们并不需要从头再来。正如克鲁格强调的，没有必要再做一遍普鲁斯特。

“普鲁斯特已经写出了关于二十世纪人类关系的决定性叙述。我们没必要重复他的工作。”（D&O, 79）

在克鲁格看来，穆齐尔在瑞士流亡时期、在二战恐怖背景下，徒劳地挣扎着想写完《没有个性的人》第三卷——这部在克鲁格眼中属于十九世纪向二十世纪过渡的小说——恰恰象征着一种必要性：必须寻找新的道路。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所要求的，不是把普鲁斯特“重做一遍”，而更像是一种社会—情感的“物理学”。克鲁格的文本带着一种冷峻气质，近似于两次大战之间“新客观主义”的风格；他把戈特弗里德·本恩视为自己的精神同道。

克鲁格引述穆齐尔的话如下：

“‘因此，困难只能是某种扭曲的关系，一种理智与灵魂之间持续的沟通不良。并不是我们理智太多、灵魂太少，而是在灵魂之事上，我们的理智太少。’我总被问到：‘你就不能把票卖得便宜一点吗？你就不能让观众更容易接受一点吗？那样你就能在剧院卖出更多的票。’我做不到。我们电影人得到的折扣并不比受尊敬的物理学家更多……‘我想使自己与社会关系、与好的物理学、与客观性对齐，正因为我有感受。’”（D&O, 38）

穆齐尔、本雅明、阿多诺、霍克海默，以及随之而来的欧洲现代史大灾难，始终笼罩着克鲁格的作品：拿破仑在俄国的失败、凡尔登、纳粹对苏联的入侵、轰炸——但穿插其中的，按照克鲁格一贯的方式，还有他坚持提及的父母离婚——尽管那发生在1942年，却成了1945年他家住宅在同盟国轰炸哈伯施塔特时被摧毁的预演。克鲁格曾这样写到1942年：

“至今我仍不明白……我猜想我的父母在那一年以及前一年，头脑都是混乱的。战时。军事征服这副药剂，一种渗透到人们最内在存在的东西，在它那浸透了时代精神的毒效扩散约两年之后。1942年的大人们！充满了幻象。”

从“巴巴罗萨行动”到离婚。正是灾难，把我引向我最早接触到的那部克鲁格作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海德堡一家书店里偶然看到《战役描述》（Schlachtbeschreibung）——一部关于斯大林格勒战役（1942–1943）的、臭名昭著却又令人无法抗拒的蒙太奇小说。一本由德国社会理论出版重镇苏尔坎普出版社出版的关于战争的书！对我来说，这根本无法抗拒。吸引我去读它的，正是克鲁格自己所承认体内仍然活着的那个“六岁男孩”——也正是我自己体内那个小小的英国男孩：1973年7月5日，在他六岁生日那天，他得知那一天恰好是“库尔斯克坦克战役”（历史上最大的坦克战）三十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这一天，他央求人们给他找来成堆的“电脑打印纸”，做成卷轴式的纪念长卷，还学着画出T-34坦克独特的侧影，甚至连车尾的柴油桶也不落下。那个男孩还会去收集燃烧弹残片；在1970年代的伦敦阁楼和花园里，这类残片仍然偶尔能找到——而它们与1945年4月8日焚毁克鲁格故乡哈伯施塔特的那批弹药正是同一种类。

如果说克鲁格关于斯大林格勒的书《战役描述》是庞杂而且被不断重写的，那么《1945年4月8日对哈伯施塔特的空袭》则是他最完整、完成度最高的作品之一。施特雷克哈特引述瓦尔特·延斯对克鲁格非凡视野的评价：

“如果说战后文学中有哪部作品真正让一个过程的总体性显现出来，那就是这里：两个站在塔上观望的女人的思想（特写）；一场婚宴的描写——宴会上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吃的是行刑前的最后一餐（中景）；飞机掠过天空的追踪（远景）。来自下方的战术——扑火拍、临时地下室避难——与来自上方的战略——雷达屏幕、歼灭的算计——彼此对峙。个体的计划（比如：如果因为空袭取消钢琴课，会发生什么？）与整体的组织（比如：一座城市将被摧毁）来回交错。最后还有那一记辩证的翻转：那些从天空降下的人，在投降之后走向地面上的幸存者——然后发现，彼此说的竟是同一种语言。”

当然，作为总体性的历史梦魇，最令人恐惧的一点就在于：它似乎无法逃避。但克鲁格最根本的冲动，恰恰是反宿命论的。他最感兴趣的是裂缝，是“出路”，是我们如何逃脱。他关心宗教战争、内战——从霍布斯到施米特的德国传统中，这都被视为最糟糕的战争形式——究竟是如何被避免的。正如他说的，我们应该对蒙田这样的人更宽厚一些。像他一样，我们的工作也是在宗教战争结束之后收集碎片。他之所以纪念斯大林格勒，恰恰因为它注定要失败——而且是出于正当理由，出于最好的理由：因为归根到底，德国人并不像苏联人那样真正“想要”这座城市。斯大林格勒不只是一场军事失败，更是一个政治灾难的案例研究。

克鲁格把本雅明反转了过来。

“瓦尔特·本雅明曾写到保罗·克利画中的‘历史天使’：它面朝过去，目睹可怖之物，却被进步之风吹向未来。这个形象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理解：这位天使也完全可以是一位守护天使，源自人类尚未被开发的力量。从一切可能的过去中来到我们的这些力量，迄今一直在保护着我们，因此，我们实际上比自己对于理性的种种诉求更聪明。某种意义上，也许我们体内确实寄宿着一种平衡机制，使我们即使频繁试图……灭绝自己的物种，也依然能够继续存在。也许人类不是‘智人’（homo sapiens），而是‘补偿人’（homo compensator）——这固然只是微弱的希望，但总比把维持一种简单、线性的未来希望的任务，单纯托付给故事的复述，要更有依据一些。”（D&O, 108）

又或者，正如克鲁格在2009年纪念阿多诺时所说：

“看起来，一种讨论启蒙辩证法并诊断理性疾病——从其古老起源一直延伸到现代性——的理论，既不是一个末日预言体系，也不号召建立这样的体系。仔细审视，我们总能找到救赎性的元素——要么在灾难发生之前，要么在灾难展开之时，要么通过吸取教训并在经历不幸之后扭转它。但这些元素彼此散落得太远。我们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它们几乎从未能够及时重新联结起来。建立联结的工作——织工织出一张网，我们称之为文本——对于感知救赎与灾难的并置是必要的；这就是异托邦。我们必须像奥维德诗中的蜘蛛阿拉克涅织网那样，扭转、盘绕普遍者、特殊性以及诡谲的单一性。我们必须把事实组合成故事。要把事实从人类的冷漠中拯救出来！”（D&O, 452–453）

对克鲁格来说，以叙事的方式重新处理历史材料，是一种最根本的能动性形式，而它所指向的，正是对命运的抵抗：

“人类并不只是向现实屈服，而是决定去改变它。他们不等到审判日，也不等到革命。一种非教条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永久革命，正是这样一种讲故事的行为：人在其中自愿地、自发地、并且不可辩驳地决定改变自己的现实。”（D&O, 104）

而克鲁格对这种叙事能动性的想象，正是从马克思本人那里得到启发的：

“‘这些僵化的事物必须通过向它们唱它们自己的旋律来使它们跳舞。’马克思写过这样一句话。它的意思是：每一种毒药中都同时含有解药。若我在运动之中，我几乎无法维持某种成见。如果我用耳朵去检查那种压倒我视觉的东西，并听出其中跑了调，那么那尊雕像的价值就不如先前那样稳固了。

互动，是对抗偏见的天然药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它至少是一种原初形态。凯尔特人的说话与讲故事方式中，蕴含着它的对立面：复调。还有许多联盟体系，并不像穿制服列队那样运作。它们形成于党派者之间。按字面翻译，partisan就是有偏向的人。谁有偏向，谁就准备战斗，也就会和他人发生联系。他们有自己的判断。‘党派者’与‘作者’这两个词，实际上是可以互换的。”（D&O, 424）

不过，克鲁格对“必然性”的反抗，也同样拒绝那种轻巧的救赎希望，拒绝任何“辩证法式的媚俗”。在这一点上，克鲁格认为恩斯特·布洛赫与西奥多·W·阿多诺之间存在一道深刻裂缝。

“我觉得自己更接近阿多诺的思路。他绝不会出版一本叫《希望原理》的书。尽管他会承认，我们不能没有希望地活着，即便我们不得不以牺牲真理为代价来制造希望。一般而言，使生物得以在这个星球上继续活下去的最奇妙谬误，就是基本信任。每一种生命形式在出生时都会分得这种基本信任。动物也一样。进化告诉我们，能够存活下来的生命形式，都是那些一开始就相信世界会照顾其利益的生命形式。

然而看看我们的世纪，这一假设暴露为一种根本性的谬误。这个世界并不关心凡尔登死者的利益，也不关心大屠杀受害者的利益。因此我们可以客观地说：这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奇妙的谬误；但它依然支撑着我们，给我们力量。阿多诺在这一点上会同意。这也是为什么《情感编年史》的最后一章题为‘基本信任的漫长行军’。”（D&O, 45–46）

在那本标题恶毒得近乎黑色幽默的《通往致命结局的学习过程》中——之所以说恶毒，是因为“学习过程”（Lernprozesse）原本是哈贝马斯最爱用的词之一——克鲁格设想了这样一群德国斯大林格勒幸存者：他们不是向西、朝德国和“家”的方向突围，而是向东。最终，他们抵达中国，加入红军力量，参与那个国家及其地貌的全面重建，后来甚至开启了地外冒险。他们在斯大林格勒失去了故乡，反而成了日后漫长生命的发射台，而这生命继续延伸到征服、酷刑和战争，甚至超出了地球本身的边界。

克鲁格后来一部文集的标题极能说明问题：《魔鬼留下的缝隙》（Die Lücke, die der Teufel lässt）。主导者当然是魔鬼，但他的掌控并不完全。重点不在于这些故事最终会不会有“幸福结局”，而在于它们要忠实呈现某种主体性如何推动历史向前。一个典型的“克鲁格式时刻”是这样的：

“1812年冬天，拿破仑败军从俄国撤退时，那些浮桥工兵与他们的将军让-巴普蒂斯特·埃布莱，正站在别列津纳河冰冷刺骨的河水中，水深及颈。他们搭起一座桥，只为了一个近乎怪诞的目的：把大军中仅剩的残部撤出去。几天之后，这些工兵全都因极度劳累而死。‘因为如果你不愿赌上自己的生命／你就永远无法赢得属于自己的生命。’”（D&O, 32）

这像是主奴辩证法的一个变体：那个真正把生命押上去的“英雄”，恰恰是劳动者。可故事并不是以奴隶屈服于主人、或以进步的辩证法结束，而是以一种死亡终结；这种死亡本身，成为对一种顽强目的感与自我感的纪念碑。当然，并不是每个这样的故事都以死亡收场。对克鲁格而言，没有绝对的宿命。仍有可能性，仍有学习，仍有发展。现代性本身就是一种成就。

“设想两辆卡车在一条荒凉的山路上迎面相遇。右边是陡坡。天正下着毛毛雨，或飘着雪。两个司机也许只在短短几秒钟里，在驾驶室中模糊地看见了彼此。如果其中一辆车的一个轮子碰上另一辆车的轮子，两辆车都会坠入深渊。看看这两位职业司机是怎样专注地操纵自己的设备——方向盘、踏板！在他们擦肩而过之后的几分钟里，他们又是怎样带着尊重继续想着对方！他们或许只看见了彼此几秒钟。可如果对方犯了错误，他们的情感会立刻变得多么不同，甚至充满轻蔑！我称之为与危险的客观化相遇。这是工业及其伴随的纪律所带来的唯一人道的进步，没有任何矛盾心理的干扰。”（D&O, 36–37）

显然，这是对阿多诺的回应——对阿多诺来说，历史上唯一明确的逻辑是从“弹弓到百万吨级炸弹”。克鲁格回答说，不，我们学到过别的东西：如何在狭窄的道路上不撞车。后果至关重要，但并不是包罗万象的。凭借精湛的职业驾驶技术从灾难中自救之后，克鲁格又推测：

“这两位司机回到家后，想必会多么粗心地对待他们的妻子，尽管这种粗心和山路驾驶一样危险！我们的社会既不拥有理想的客观性——无论是在战争时期、战前时期，还是在温柔的关系中。”（D&O, 37）

非灾难的、人道的进步，是一种危险的平衡术：

“这是一种均衡，一种本质上像马戏表演般、由两个人共同完成的技艺。”（D&O, 427）

对克鲁格和阿多诺而言，文明都是脆弱的。

“阿多诺从未停止强调，我们现代文明的基础是薄弱的、摇摇欲坠的。”（D&O, 455）

因此，对克鲁格来说，他最珍视的不是拥有求知意志的“智人”，而是作为平衡者的“补偿人”。（D&O, 496）

是的，我在想，你在读这篇文章时，可能也在想我正在想的事情：在这些脆弱的愿望之中——不要把事情搞砸、学着做得更好、做一个更好的卡车司机，或者，为什么不呢，做一个更好的牙医——似乎还回响着另一条联想链。如果赌注是文明的存续，如果关键在于平衡与抓住时机（kairos），那么克鲁格会不会像杰夫·曼所说的那样，其实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或者反过来说：凯恩斯——正如我在与斯特凡·艾希的对话中所理解的——是否其实可以被看作一个重要的“克鲁格式”行动者？我倾向于后者，但我并不确定。

我唯一确定的是：此刻，我正感受到克鲁格的复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