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图兹：肥皂、列车时刻表和屠宰场——反思纳粹大屠杀的若干迷思

【编者按】欢迎来到「图说政经Chartbook」。这里是由知名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当·图兹（Adam Tooze）主理的Chartbook的中文版，经图兹教授本人授权。Chartbook是当今英文世界最具影响力的Newsletter之一，每周定期更新，用图表解读全球政经世界的激流与暗涌。

关于纳粹大屠杀的一种常见叙事认为，“死亡营”的存在对第三帝国提出了超乎寻常的铁路等后勤要求。图兹在本文中指出，这种历史叙事存在根本上的问题，属于现代工业主义的陈词滥调。要理解纳粹大屠杀究竟如何根植于现代性之中，我们需要回归历史数据本身。

本文英文版发表于2025年5月23日。

作者：亚当·图兹

译者：朱华辉

责任编辑：高铂宁

安塞尔姆·基弗（Anselm Kiefer）据报道曾在创作《罗得的妻子》（Lot’s Wife）后说道：“我们看见铁轨就想到奥斯维辛。”这种将大屠杀与工业现代性相联系的说法，虽然曾经充满争议，近年来却已成为一种带有诱骗性的陈词滥调。

让我们从所谓“艾希曼的大屠杀”说起——那个遵循列车时刻表、使用“牲口车厢”进行运输的屠杀系统。这些木质结构的庸常的货运车厢，当年在德国铁路系统中流通量超过二十五万辆，如今作为介于转喻与提喻之间的恐怖的象征陈列于博物馆。一个阴森骇人的组织者站在物流与通信网络的中心，指挥着大规模的死亡——这种意象有着广泛的共鸣，甚至深深吸引着施暴者本人。想想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在纽伦堡审判前后的自我呈现，或者下面这张1944年由党卫军中层管理者制作的草图中对其自身的描绘，就和后世对他的想象如出一辙。

来源：Michael Thad Allen, The Business of Genocide: The SS, Slave Labor, and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2005)

再来看杀戮中心本身——在超过六百万大屠杀遇难者中，有半数以上死于这些灭绝营。让-克洛德·普雷萨克（Jean-Claude Pressac）在《毒气室的技术与操作》（1989）中的著名论述表明：奥斯维辛的杀人设施是典型的工业制品，由德国工程师设计，并被嵌入集中营的建筑群。这可谓是“蓝图里的大屠杀”。柏林某展览中的图录封面印证了这种解读，该展览揭露了托普夫（Topf）公司的罪行，这家企业承建了集中营体系中使用的近半数的焚尸炉。

此外还有“死亡工厂”的概念，这一反复出现的对集中营的描述最早可能追溯到1943年的苏联文献。在网上检索该术语，跃入眼帘的是历史学家大卫·施尼尔（David Shneer）对苏联最为声名卓著的意第绪语作家之一大卫·贝尔格尔森（David Bergelson）的研究（《从哀悼到复仇：贝尔格尔森的大屠杀报道（1941-1945）》）（From Mourning to Vengeance: Bergelson’s Holocaust Journalism (1941—1945)）（2007）。在贝尔格尔森笔下，经由他与德国战俘赫尔穆特（Helmut）这名被摧残的施暴者的相遇，死亡工厂的理念得以生成。

贝尔格尔森作品中这名德国战俘的形象预示了阿伦特对艾希曼的著名论断——

赫尔穆特的记忆异常贫乏。他只记得对自身有利或造成痛苦的事。他就像一条狗，只是本能地回忆起那些饕餮豪饮、施暴强奸的场所，以及那些他曾肆意屠杀之处……但当被问及那块“犹太人肥皂”的波兰产地时，他却支吾难言。

“这肥皂从哪儿来的？”面对质问，赫尔穆特冷漠作答：“就那儿。”“肥皂厂吗？”“当然了。”人们迫切地想让他更细致地说说那座“工厂”运作的过程——如何将犹太人的尸体运入，又如何制成肥皂。但赫尔穆特对此一无所知。这些事情也提不起他的兴趣。他唯一有兴趣的，是抢先搞到几块这种犹太人肥皂，并当作猎奇之物寄给妻子伊尔丝（Ilse）作为生日礼物，希望以此让她高兴。

贝尔格尔森此处的叙事手法，之后将得到阿伦特的重新演绎：他心怀厌恶地将焦点从施暴者贫瘠的主体性上移开（赫尔穆特只会令人作呕地絮叨着他的德国姑娘和那块“犹太人肥皂”），转而聚焦杀戮机制的运作细节——“人们迫切地想让他更细致地说说那座‘工厂’运作的过程……”。

1944年马伊达内克集中营解放，苏联军队在该地发现了堆积如山的鞋履与人类毛发，此后，“死亡工厂”一词开始广泛流传。通过战时意识形态的宣传渠道，康斯坦丁·西蒙诺夫（Konstantin Simonov）所著宣传小册子《卢布林旁的死亡工厂马伊达内克》（Majdanek the death factory near Lublin）在西方传播。尤其是当其中大量藏品被捐赠给华盛顿的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后，马伊达内克的鞋堆便成了大屠杀展览体系的另一个标志。

正如研究者约阿希姆·内安德尔（Joachim Neander）在其杰出论文《“犹太人脂肪肥皂”：一则都市传说的影响史》（“Seife aus Judenfett” — Zur Wirkungsgeschichte einer Urban Legend）中所揭示的，肥皂神话本身正是将大屠杀概念化为工业主义的典型案例。德国人将受害者制成肥皂的说法，实则源于大屠杀前一代人的恐怖传言，这一传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开始传播。随着威廉时代的德国经济陷入崩溃，战俘与德国民众开始挨饿，便有传言称德皇政权正在用比利时等战俘的尸体制造肥皂。毕竟，德国当时被普遍视为工业强国，在工业化学领域更是颇有才能，从人工肥料到毒气生产皆是如此。这则残暴行动的传说在20世纪20年代被重新提起，并成为德国极右翼自怜想象的一部分。因此，当1939年德军入侵波兰时，德军士兵戏谑地恐吓他们遇到的波兰人和犹太人，扬言真会将其制成肥皂。1942年，这个故事在波兰迅速传播并传入西方，引发怀斯拉比（Rabbi Wise）的调查，进而促使希姆莱亲自核实，最终表明党卫军体系内并无此类行径发生。

当然，还需要追问的是，红军在赫尔穆特身上发现的那块肥皂，赫尔穆特本人坚信是由犹太人制成，它究竟是什么？可以想象，赫尔穆特沾染鲜血的双手曾经拿到了施图特霍夫（Stutthof）集中营里用人类尸体做成的少量的实验性肥皂，但这实在不大可能。希姆莱的命令清楚地表明，没有此类大规模生产曾得到授权或者批准。所以最有可能的解释是：赫尔穆特所携带的不过是战后审判与博物馆中展示的那种肥皂，它们作为犹太死难者微型神龛中的标志物陈列其间。

这里展示的肥皂是由德国生产的，其印章上的字样可能被误读为“RJF”，或可读作“帝国犹太人脂肪”（Reichsjudenfett），或者更为怪诞地读作“纯净犹太人脂肪”（Reines Juden Fett）。实际上，中间字母并非J，而是I，该缩略词代表的是“帝国工业油脂局”——一个专门负责工业油脂的国家机构。与一战期间类似，这种肥皂是为应对德国原材料严重短缺而大规模生产的代用品，是从一些工业副产品中提炼出来的。

RIF与RJF一字之差，可以体现“尸体被转化为原材料”这一观念，在人们思考大屠杀的方式中具有多么强烈而持久的吸引力。一个特别鲜明的例子便是莫伊舍·波斯通（Moishe Postone）发表于1980年的《新德意志批判》（New German Critique）的文章《反犹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Anti-Semitism and National Socialism），此文不仅全盘接受了肥皂传闻，还以此为大屠杀意识形态逻辑的复杂内涵提供了逻辑上的必然结局。波斯通借用马克思的“拜物教”概念，主张反犹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商品拜物教的最终产物，是直指全球资本的首要象征（犹太人）的激进政治运动。

对波斯通来说，

“奥斯维辛是‘摧毁价值’的工厂，它要摧毁抽象物的人格化身。其组织架构是一个恶魔般的工业流程，目标在于将具体从抽象中“解放出来”......消灭这种抽象性，将其化为尘烟，努力榨干最后一点具体的物质“使用价值”：衣物、金子、毛发、肥皂。真正的德国革命不是1933年，而是奥斯维辛......”

即便集中营没有真的制造肥皂，这也无法阻止另一串围绕“死亡工厂”概念的联想，也即与屠宰场的关联。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最早提出了死亡集中营与屠宰场之间的类比。但丹尼尔·皮克（Daniel Pick）在1993年的著作《战争机器》（War Machine）中饶有热情地采纳了这一观点，并指出早在19世纪60年代，“技术、工厂生产与死亡”就已以新的方式交织在一起。皮克呼应了马丁·海德格尔——后者在1949年曾留下一段充满争议性的录音，他声称：

“如今，农业已经是机械化的食品工业——本质上，它与毒气室和灭绝营中的人体加工是一回事，与封锁和饿死整个民族是一回事[此时柏林封锁正在进行当中]，与氢弹的制造也同样是一回事。”

有趣的是，海德格尔类比了屠宰场、奥斯维辛、氢弹的生产而非其使用。而在源自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脉传统中，与集中营相比较的则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而非其生产。自从阿多诺某些颇为随性的评论之后，奥斯维辛与广岛的关联几乎成为定例。这种类比的共同基础被认为在于极端的暴力、杀戮者与死者之间的疏离，以及施暴者与受害者之间主客体关系中隐含的道德漠视。

所有这些关联的意象群——铁路运输的基础设施、阴森恐怖的地图与设计蓝图、处理人体的污秽工厂、每日发生的屠宰恶行、火焰风暴与炸弹——之所以能够广泛流行，是因为它们至少具备表面的逻辑性与合理性。但我们需要质疑的，是支持这些类比的人们在智识上的真诚性。这些思维模式的共同特征在于戏剧性与平庸性的结合。喧嚣与空洞相互结合，形成了一种麻痹批判意识的自我保护机制。为了反对这些说法，我接下来将把这些类比从其抽象物的安然自得中剥离出来，对其进行多少有些残酷的字面意义上的检讨。

但首先，请容我解释我所说的这些类比的公式化特质（formulaic quality）。让我们以一部记录德国铁路参与大屠杀的历史著作中的插图页为例：

这张图对一个一般读者产生的印象大概是这样：这是一张时刻表，上面充斥着各种密码与委婉语。密码、委婉表达和时刻表，都带有官僚色彩，而官僚体制则很现代。这张时刻表还标注了奥斯维辛和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它属于大屠杀的一部分。而大屠杀也很现代。由此甚至可以推出：若没有这类充满委婉用语、代号丛生的时间表，大屠杀或许就是不可能做到的。正如基弗所暗示的，如今每当看见铁路轨道和时刻表代码，我们就会联想到奥斯维辛。

原则上，我们不能随意弃置这种论证逻辑。它并非全无道理：列车确实依时刻表运行，如果要在1943年运输大量人口，火车无疑是最佳选择。但我想说的是，当追随这类联想的轨迹时，我们实际上囿于一种仅仅处理现代性表象的思维，它不过是关于象征、模式与表象的游戏。此类图像引导我们与对象保持距离，让我们紧紧盯着这些图像，却半闭着眼睛根据其轮廓妄下结论。我们未曾真正透视它们，没有考察它们的特定情况、技术细节与实质内容。我们盯着时刻表，却不去看时刻表的内在；我们将时刻表视为现代性的象征，而非破译它作为官僚权力生产链条的实际功能。

这种疏离的、形式化的阅读方式当然有其用处。它是一种“将事物保持在一定距离”、“避免落入权力逻辑”的手段。但如果我们暂时放下自诩为现代性人种学的研究者们惯有的戒备，而采取一种或许可称为“天真阅读”（naive reading）的方式呢？让我们认真对待这些文件，不是以业余文化社会学家的身份，而是以铁路时刻表学徒的视角来审视这份时刻表。稍加研习，你就能读懂这些文件实际传达的内容。

我们在文件中的前几行可以读到由波森帝国铁路局提供的122次专列，将在1943年2月6/7日至14日期间，往返于比亚韦斯托克（Bialystok）、格罗德诺（Grodno）、奥斯维辛和特雷布林卡（Treblinka）之间，运送8000人去死，每批2000人，并在集中营与犹太人居住区间空车折返。这些信息固然具体，但除非你要确认列车上的乘客身份，又显得过于具体而没什么意义。然而若从此处进行归纳并形成更普遍的理解，不仅理解大屠杀拥有铁路时刻表的事实，更要弄清这份时刻表的具体内容，我们就能获得一把钥匙，以便更深入地理解纳粹大屠杀中的大规模杀戮究竟如何根植于现代性之中。

令人不安的是，当我们不仅知道大屠杀有一张时刻表，还知晓这份时刻表的具体内容——它由大约200页与上述文件类似的文档组成——我们的立场就发生了转变。这使我们不再处于批判理论家那种疏离的位置，而是置身于施暴者或侦探的视角：那趟列车何时从B地驶往A地？这类问题常常属于“低级”形式的知识领域——痴迷的历史重演者、模拟玩家、历史爱好者、谱系学家或编年史家的研究范畴。但我们必须强调，这也是一种真正批判性政治经济学的观察视角。认真对待这些数字，为我们开辟了一条道路，使我们能够超越仅仅是表演式的意义，真正探讨大屠杀与工业现代性的关系。这种认知方式让我们得以校准并界定，使我们能够清晰传达出他们的联系。

让我们从运输谈起。不是依靠基弗式的图像，而是聚焦“铁路史”，尤其是阿尔弗雷德·米耶尔热耶夫斯基（Alfred Mierzejewski）的专著《希特勒的火车：德国国家铁路与第三帝国》（Hitler’s Trains: The German National Railway & the Third Reich）。米耶尔热耶夫斯基对火车了如指掌，他的研究也直截了当：他追踪了帝国铁路局（Reichsbahn）与东方铁路（Ostbahn）为运送犹太人专门调配的列车，以此评估其系统性影响。据他估算，大屠杀涉及的所有长途运输——约300万集中营受害者——需要2000次列车运输。艾希曼就寄居于这2000列火车组成的复合体上，也正是这些火车为艾希曼赢得了在阿伦特笔下的“平庸之恶”概念中的突出地位。在这些火车中，已有超过1000次运输被单独记录在案，上表展示了其中的14次。总体而言，奥斯维辛接收了约613列受害者，特雷布林卡（Treblinka）则接收了390列。 作为屠杀强度最高的死亡设施，特雷布林卡坐落于华沙至比亚韦斯托克的主干线的双轨铁路上，该铁路的升级改造本为满足东部战线中央集团军群的后勤需求，而非专门服务集中营。在1942年8月至12月初的运营高峰期，每天有3列运输车抵达特雷布林卡的支线轨道。特雷布林卡、贝乌热茨（Belzec）和索比堡的时刻表必须精确，因为这些设施中并没有留置区。它们属于死亡营，不属于集中营。 用现代物流术语来说，它们实行的是“准时制生产”（just in time operations）。那里没有缓冲区，受害者抵达后必须立即处决。具体而言，运输列车必须在正午前抵达特雷布林卡，否则无法在入夜前完成对全车人员的屠杀。同样，在安排荷兰至贝乌热茨和索比堡的长途运输时，纳粹颇为令人震惊地考虑到，既然死亡营周末不运作，因此最迟必须在周二傍晚将荷兰犹太人往东运送。

然而，尽管这些细节怪诞可怖，但显然并非关键所在。真正的核心在于数量与规模。艾希曼传说的本质在于：他完成了规模宏大且在历史上令人生畏的工程。阿伦特式叙事的整体厚重性，恰恰源于艾希曼所犯罪行的惊人规模与其人格的平庸性形成的强烈反差。同样，莫伊舍·波斯通明确强调运输行动的庞大规模，以此佐证其观点：

“大屠杀本身就是目的......任何功能主义的大屠杀解释或替罪羊式的反犹主义理论，都无从解释为何在战争最后几年，当德军被红军击溃时，仍有相当比例的运输工具从后勤支援中分流出去，用于将犹太人运往毒气室。一旦认识到对欧洲犹太人灭绝行动在性质上的特殊性，我们就会明白那些试图用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官僚体系、性压抑或威权人格来解释的尝试，都显得过于宽泛了。”

然而一旦认真对待这些数字，我们马上就会发现：那种认为可以从大屠杀的后勤要求中管窥其道德政治分量的基本叙事，存在根本上的问题。

即便在运作高峰期，特雷布林卡每日接收三列火车，相当于150节标准G型封闭式货运车厢的运载量。虽然作为大规模屠杀场所已足够骇人，但从后勤角度看却微不足道。帝国铁路局每日调度的车厢总量约12万节。换言之，特雷布林卡在最高峰时期，每天仅占用帝国铁路运力的几分钟，货运总量占比不过千分之一。即使在直接服务特雷布林卡的铁路线上，“人货”运输所占运力也很小——每日3列火车对比线路总运力每日72列。与波斯通主张的大屠杀的“优先性”相反，1942年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国防军的后勤需求具有绝对优先权，特雷布林卡沿线每日通行30-40列火车。1942-1943年冬季，党卫军的运输配额甚至被全面削减，仅仅是为了让德国士兵能与亲人共度圣诞。

而这些不过是常规操作。面对优先级真正很高的任务，帝国铁路局的后勤能力完全超乎艾希曼的想象。1941年为入侵苏联而进行的建设就是一例。“巴巴罗萨行动”作为史上最大规模的陆地战争，需要同时将300万兵力及其重装备投送到延伸1000多公里的战线，涉及120多个师。运送一个步兵师需要70列火车，装甲师则需100列。在1941年2月25日至6月23日的五波运输中，帝国铁路局共调度了3.3万列军列，其中11784列运送作战单位，其余负责后勤支持。在运输高峰日，也即1941年6月7日，帝国铁路局东向发车2588列。光是这一天就比艾希曼整个职业生涯组织的运输总量还要多出25%。

有了这些赤裸裸的数字比例，可以发现所谓大屠杀对后勤体系造成重大影响的观点是很牵强的。如果我们将大屠杀的运输量视为300万次单程运输，那么从《帝国统计年鉴》（Reich’s Statistical Yearbook）一看便知，帝国铁路局年均客运量达15亿人次。假设大屠杀期间铁路总客运量为40亿人次，这意味着每1300名乘客中大概仅有1人是被送往死亡营的受害者。在每列拥挤的通勤列车上，至多也只有1名乘客注定走向死亡。

臭名昭著的是，这些大屠杀受害者被运往东方时，乘坐的经常不是客运车厢，而是封闭式G型货运车厢，这种车厢也常用于牲畜运输。我们看到海德格尔曾煞有介事地宣称现代工业化农业与大屠杀具有本质同一性。但除开这种扭捏与宽泛的类比，如果我们认真对待这一观点，又意味着什么呢？若真要了解工业化屠宰动物并将之与大屠杀进行类比，数据唾手可得。20世纪40年代初期，帝国铁路局日均运输超过4.1万头牲畜前往市场，继而运往屠宰场。而帝国统计局提供的“平均屠宰重量”这一基本度量指标，为不同动物躯体的换算提供了标准。

1936年，阉牛平均屠宰重量高达327公斤，公牛323公斤，母牛252公斤。小牛平均屠宰重量为43公斤，猪99公斤，羊25公斤，山羊19公斤，马匹263公斤。而党卫军在焚尸炉设计中采用的人体平均重量为70公斤。所以若将“人货”的尺寸介于小牛与成年猪之间。帝国铁路局的日常牲畜运输能力至少相当于7-8万人的运力，完全可以在数周内轻而易举地运输全部大屠杀遣送者。

既然我们已经进行了残酷的分析，何不将这组污秽的类比再推一步？每天，大量阉牛、母牛、小牛、猪、羊、山羊和马匹被运往遍布德国的数百家记录在册的屠宰场，对此我们掌握着精确数据。例如1936年，柏林市屠宰场处理了11.3万头成年牛只、22.78万头小牛、超过100万头猪及近45万只羊；慕尼黑的屠宰量大约是一半。整个国家年屠宰量超过100万头牛、150万头小牛、570万头猪和86.5万只羊。显然，现代社会在日常与自然的互动中的确展现出了惊人的杀戮能力。但当你的思维沿着这令人不安的循环曲折转圜、不断深入，不久便会意识到为什么大屠杀是截然不同的，为什么将动物屠宰与人类屠杀简单类比本质上是扭曲的，而海德格尔那种轻描淡写的辩解，恰恰掩盖了一种难以置信的思想。

虽然每座德国大城市都具备工业化级别的大规模杀戮能力，但大屠杀并未发生在卫生的现代屠宰设施中。大屠杀具有诸多面向，但它不是食人行为。从工业视角看，它比血腥却卫生的肉类供应链流水线更加粗糙，技术含量也更低：无论身体状况如何，人们都被运送过来，大多用廉价的工业毒剂杀害，现场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处理尸体。

于是，屠宰场的类比又一次浮现。工业社会最初正是在屠宰场面临如何处理动物尸体的问题。当肉体被剔除后，这些含有70%水分、脂肪不足以致燃烧不充分的残渣该如何处置。19世纪末诞生的焚烧工业给出了答案，而在德国，这项技术与火葬场相结合，到20世纪初已成为土葬的时新替代选择。

1940年底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安装的首套焚烧设施，正是直接脱胎于这些前身。它本就不是为持续运转而设计的。但此刻我们绝不能止步于紧紧盯着这套焚烧设施。我们必须追问：奥斯维辛燃烧的是怎样的火焰？在人类最原始发现之一（火）的历史长河中，这些火焰又居于何种位置？

若仔细读读普雷萨克的著作，关注其技术细节，便会发现其额定处理量为每日70具70公斤的尸体，即4900公斤燃烧物质。焚烧过程的关键在于氧气量。而奥斯维辛首套焚尸炉的排风系统功率仅3马力，每小时最多排出4000立方米空气。到1944年，奥斯维辛的焚烧系统已大幅扩建，日处理能力达到3250具标准体重（70公斤）尸体，即每日焚烧227.5吨的重量。但这并非一套单独的高效的焚烧设施，而是由五栋火葬建筑组成的东倒西歪的系统，每栋建筑的处理能力不超过1000具尸体。仔细看看设计图便可发现，其设备中最强力的排风系统也才不过5马力，最大功率每小时8000立方米。这种分散布局与低功率排风系统的致命缺陷在于：有限的风机功率导致燃烧温度低下、燃烧速率缓慢、“废料”堆积严重，进而引发重复性的系统故障。

比较奥斯维辛那些常被简单地等同于工厂的火葬场，并比较这些焚尸炉与真正的工业燃烧过程，比如以20世纪40年代的高炉为例，当时德国有120座持续运转的高炉。上世纪中期的高炉是一个庞然大物，每日用于消耗2000至3000吨铁矿石、数百吨石灰石，以及多达1200吨优质焦煤。一个高炉的总燃烧质量约达每日4000吨，而相比之下奥斯维辛焚尸炉的日处理能力仅为227吨。

高炉不是营火，也不是野外烧烤，而是精心管控的火焰风暴。为将温度精确控制在1700摄氏度，高炉需强制鼓入预先加热至700-800摄氏度的空气。由炉内废气驱动的功率不低于3000马力的大型引擎，以每小时15.6万立方米的速率将新鲜氧气压入烈焰，其强度是奥斯维辛火葬场那孱弱的排风系统的一千倍，后者还经常被未燃尽的残渣堵塞。

这些高炉的烈火有着堪称史诗的生命历程。1942年鲁尔区熄灭的一座高炉，已持续燃烧了14年。

在战争经济中缺乏优先级的党卫军，从未获得这样的烈焰所需的燃料。意味深长的是，唯一重要的技术创新是后来由托普夫公司申请专利的自燃式焚尸系统，专利的理念如下：在两天的燃料预热后，通过滑道输送的尸体能够自我维持的持续性的燃烧过程，这样就可以节省燃料。但这项计划不仅从未被采纳，更遭到来自托普夫公司内部的猛烈抨击。批评者警告，由于尸堆顶部温度不足，滑道会被未燃物质堵塞。

党卫军最终依赖的，远非什么重要的“工业运作”，而只是战前公墓和市政废料处理场所用的焚化炉的升级改良版。

尽管自诩为纳粹德国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党卫军屠杀中心运作的预算极度受限。奥斯维辛集中营建筑群的总投资约2000万帝国马克，其中大部分用于结构建设。木质营房造价约1.5万马克，石质建筑更为昂贵。两座更大的设施中，二号火化场总造价55.45万马克。四号火化场处理能力减半，造价20.3万马克，仅相当于一辆重型坦克。每套火化场焚尸炉配备4至8个焚化室及通风系统，造价不足2万马克，与一门火炮价格相当，而国防军每月就要采购数千门火炮。即便对焚尸炉供应商托普夫公司而言，党卫军订单占比也不超过其业务量的3%。

在奥斯维辛，真正代表其重大工业价值的并非集中营或灭绝中心，而是法本化工集团（IG Farben）的巨型化工厂。与集中营2000万帝国马克的投资相比，法本为这座巨型合成化工设施的投入可能高达6亿马克。与大屠杀常常相提并论的盟军战略性轰炸，耗费的绝非数千万马克，而是英国GDP的10%。仅在一次大规模空袭行动中，训练有素的机组人员、弹药、战机及航空燃油所代表的投入，就可能是波兰境内大规模屠杀设施总投资的15至20倍。如果从技术角度考虑，奥斯维辛与广岛相比较就显得更加荒谬。美国为原子弹研发计划豪掷20亿美元，动员了整整一代最杰出的科学头脑，这些投入全都集中到了一个横跨北美大陆的巨型技术工业复合体之中。当奥本海默在“三位一体”核试验中释放出史无前例的熊熊烈火时，他担忧的可不是未燃尽的残渣，而是自己是否触及创世与灭世的神圣力量。

纳粹大屠杀是世界历史上最集中、最具针对性的大规模谋杀行动，它的确有着独特的逻辑。但认为这种道德与政治上的重负必然对应着同等量级的物质投入，涉及重大资源取舍，或表露出与工业化历史的深刻关联，则实属谬误。

如果阿伦特所言无误，也即对大屠杀的充分阐释必须超越戏剧夸大与感伤情怀，并走向对现代性清醒的理解，那么我们同样应该清醒地拒绝那些关于现代工业主义的平庸的陈词滥调。纳粹东拼西凑的种族灭绝机器既非“落后”，也绝非复杂技术发展的尖端形态。它由现代性日常中各种平庸的元素组合而成：预制的木质营房外缠绕的铁丝网、简陋的毒气室与焚化设施，它们或坐落于繁忙铁路线的偏僻支线旁，或毗邻优先级更高的工业厂房。

如果说大屠杀确属现代性历史的一部分，并非因其处于“前沿”，而是因为现代性的本质正是“非共时性的共时性”（contemporaneity of the uncontemporaneous），是不均衡与复合式的发展（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在这个意义上，“最终解决方案”与“曼哈顿计划”的历史巧合之所以重要，不在于二者的同一性，而在于这两种如此不协调的现代杀戮工程竟然能够并置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