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图兹：重读《在大理石悬崖上》——恩斯特·云格尔对虚无主义的自我清算

 【编者按】欢迎来到「图说政经Chartbook」。这里是由知名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当·图兹（Adam Tooze）主理的Chartbook的中文版，经图兹教授本人授权。Chartbook是当今英文世界最具影响力的Newsletter之一，每周定期更新，用图表解读全球政经世界的激流与暗涌。

恩斯特·云格尔（Ernst Jünger）是一位颇具争议的德国作家、昆虫学家和军官。其早年关于技术与动员的言论为纳粹所推崇，但他本人却对第三帝国若即若离。1939年，他完成了中篇小说《在大理石悬崖上》，这部作品常被读作影射希特勒的政治寓言，图兹却从中读出了另一层意味。

本文英文版“Neo-Burgundian technocracy: Ernst Jünger’s reckoning with nihilism”发表于2026年8月29日。 

作者：亚当·图兹

译者：曹茗然

责任编辑：高铂宁

我正凝视着百合花，一道纤细的蓝色光束忽然在下方葡萄园间的道路上闪现，摸索着掠过山坡。随后，我听见一辆汽车停在大门外。虽然我们并未等候客人，我还是走下去，来到门边……

在那里，我看见一辆动力强劲的汽车，正发出低沉的嗡鸣，宛如昆虫翅翼几乎难以察觉的振动。车身饰有新勃艮第高级贵族专用的徽色，车前站着两名男子。其中一人做了一个手势——毛里塔尼亚人正是凭借这个手势在黑暗中彼此相认。他报上姓名：布拉克马尔，一个我还记得的名字；又将另一人介绍为年轻的松米拉王子，一位出身新勃艮第世系的领主。

恩斯特·云格尔1939年的经典作品《在大理石悬崖上》（On the Marble Cliffs）就这样迎来了它的转折点。

20世纪20年代，恩斯特·云格尔崛起为德国书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余波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云格尔曾获德国最高英勇勋章——功勋勋章（Pour le Mérite）。他的《钢铁风暴》（Storm of Steel, 1920）以生动、间或近乎迷幻的笔触，再现了堑壕战的亲历经验。进入1920年代和30年代，他又以技术现代性的民族主义先知闻名，主张以虚无主义的姿态全心拥抱现代权力，不再受19世纪传统规范的任何约束。关于总体动员（1930）和《工人》（The Worker, 1932）的著述，标志着这一阶段的顶峰。

与这些紧迫且高度切合当下的“现代”诊断相比，1939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出版的《在大理石悬崖上》，代表着一次转折。毫无疑问，许多具有知识分子色彩的纳粹分子都自认为正在把云格尔的愿景付诸实践。但云格尔本人在第三帝国却并不自在。海德格尔和施米特等人都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熟识的人物，但与他们不同，云格尔并未谋求与纳粹政权建立紧密关系。他四处旅行，写下一批未曾发表的手稿，并退隐到博登湖畔于伯林根（Überlingen）的田园世界。正是在这段时期，他构思了《在大理石悬崖上》：一部并非以现实当下为背景，而是置于某个想象出来的、由不同时代复合而成的历史时刻的幻想作品。

云格尔召唤出一个由大功率汽车和强光车灯构成的世界：人们乘车在夜晚造访葡萄园中的隐居之所。这样的场景随时都可能出现在一部1910年代以降的法国电影或小说里。

但车上的人本身却不属于20世纪。他们是等级森严的贵族秩序中的成员，有着自己独特的服色。他们凭借所属武士团体——毛里塔尼亚人——的手势彼此相认。就连他们的名字也带着法国中世纪的气息：布拉克马尔（Braquemart）原本就是一种短剑的名称。

他们身着“新勃艮第”的服饰徽记。当然，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地方。但在识货者中间，那个早已消失的勃艮第公国却是骑士荣誉与中世纪风尚的代名词。

因此，这是一个既面向未来、又属于中世纪的世界。过去与未来混合在一起，调制成一杯奇异的文化鸡尾酒。它固然奇异，却绝不陌生。封建主义与科幻元素的混搭将持续启发整个20世纪的科幻创作。今天的人工智能算法对此也早已训练有素。

在云格尔的书中，我们并非身处一个遥远的星系，而是置身于一片尘世地理之中。它似乎以博登湖周围风景如画的乡间为蓝本。在云格尔的幻想世界里，西面是勃艮第，北面是可怖的最高林务官（Oberförster）所统治的森林，南面则是阿尔卑斯山。

那么，这两名好战的新勃艮第人为何要在夜晚造访叙事者呢？

布拉克马尔和松米拉王子肩负着一项使命。他们正在策划一次针对最高林务官的袭击。后者是一股隐而不见的力量，正威胁着要颠覆并摧毁这个田园世界。这项任务最终酿成了骇人的惨败，也把云格尔这部短篇作品推向了可怕的高潮。

关于故事内容，与作品几乎同时代的威廉·H·雷伊（William H. Rey）曾写过一篇精彩的评论，其中有一段简短的概述：

小说《在大理石悬崖上》讲述了两兄弟目睹一个文明走向崩溃的故事。这场崩溃由森林中一个野蛮的恶魔——最高林务官——一手造成。在捍卫旧秩序的斗争中，他们得到了基督教神父兰普罗斯和高贵的松米拉王子的协助；灾难降临时，两人都献出了生命：兰普罗斯葬身于修道院的大火，松米拉在试图打破最高林务官的权势失败后，被后者手下那些不似人类的生物折磨并杀害。布拉克马尔也参与了这场行动，但他并非旧秩序的捍卫者，而是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与最高林务官相抗衡的现代竞争者。最终，整个文明地区都遭到最高林务官的摧毁和征服，两兄弟只得离开这片土地。

一种粗浅的读法，是把《在大理石悬崖上》视为一则影射希特勒独裁统治的寓言：最高林务官就是元首，或者是他的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松米拉王子则代表德国贵族抵抗运动中的一员，那些最终在1944年7月迎来宿命的人。

但这种解释似乎既过于简单，也缺乏可信度。最高林务官和元首或许同样邪恶，但除此之外，两人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最高林务官的灾难性计划，首先在于释放野蛮而具有毁灭性的动物暴力。这并不是希特勒的愿景。斯大林或许比希特勒更加嗜虐，但同样难以契合最高林务官所唤起的那种原始暴力形象。

云格尔对暴力并不陌生。他笔下的战斗场面鲜明逼真，有时甚至近乎色情化。为了进一步强化不同时代景观间的错位感，最暴烈的场景中出现了战犬。云格尔还特意告诉我们，其中一个犬种源自古巴那些臭名昭著、专门用于追捕奴隶的獒犬。

云格尔似乎并不打算把目光局限于20世纪特有的恐怖，而是决意唤起一整部暴力史。在叙事者及其盟友与最高林务官势力之间的战斗中，伴随着猎犬的嚎叫与狂吠，弩弓、中世纪攻城器械、扒皮的酷刑，以及由痛饮香槟的武士操纵、没有名字的“毁灭机器”（原文如此）纷纷登场。这一切多少令人想起雷德利·斯科特电影《银翼杀手》中罗伊·巴蒂那段传奇独白：

我见过你们人类绝对无法相信的事物。战舰在猎户座的肩旁燃烧。我看着C射线在唐怀瑟之门附近的黑暗中闪耀。所有这些时刻终将消逝在时间中，如同雨中的泪水。死亡的时刻到了。

我们很容易把云格尔这部中篇小说斥为一场暴力拼贴。可它远不止于此：作品借此描绘了一幅极其非凡的现代武士—技术专家心理图谱。他是暴力的幻视者，是驾驭权力的虚无主义船长。

这里的关键人物并不是叙事者。叙事者试图转向宗教和自然史，以摆脱自己充满暴力的过去。关键人物也不是松米拉王子，一个选择超越性献祭、自我牺牲的贵族。真正的核心人物是布拉克马尔：这位毛里塔尼亚武士与松米拉王子的同伴。在这部短篇小说中，布拉克马尔是唯一得到真正深入心理刻画的人物，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云格尔这样描写他：

我们早年就认识布拉克马尔（叙事者如此告诉我们——图兹注），但每次都只与他短暂相见，因为他经常四处旅行。他个头不高，肤色黝黑，身形瘦削；我们觉得此人性情颇为粗砺，但像所有毛里塔尼亚人一样，他并不缺乏机智。他属于那种被我们戏称为“猎虎人”的家伙，因为每次遇见他们时，他们往往都已投身某场异域冒险。

他追寻危险，正如别人为了消遣而攀登裂隙密布的山岭；他鄙视平原。他心志强悍，从不因障碍而退缩；但不幸的是，这种美德总与轻蔑相伴。像所有狂热追逐权力与支配的人一样，他最狂放的梦想也只留给乌托邦之境。他相信，地球上从来就存在两个种族——主人与奴隶——只是随着时间推移，二者间发生了某种混血。在这一点上，他是老佩塔迪耶的门徒，也像后者一样主张再次把两者分开。

和所有粗陋的理论家一样，他以当下流行的科学为食，尤其醉心于考古学。他不具备足够精微的头脑，无法意识到：我们的考古铲总会准确无误地挖出我们事先想象的证据。就这样，如同此前的许多人一样，他发现了人类最初的摇篮。

他报告发掘成果的那场集会，我们也在现场。我们听他说，自己在某片遥远的沙漠中偶然发现了一处奇异的台地。辽阔平原上矗立着高大的斑岩石柱。它们抵御住了风雨的侵蚀，宛如一座座堡垒或岩石岛屿。布拉克马尔攀上这些石柱，在高耸的平台上发现了王侯宫殿和太阳神庙的废墟，并将其年代断定为史前时代。

介绍过这些遗迹的尺度和特征后，他为我们勾勒出那片土地的图景。他描绘了葱郁的绿色草原，牧人与农人带着牲畜定居其上，一直延伸到视野尽头；而在他们上方……他又让紫色甲板的船只沿一条早已干涸的河流顺流而下。我们仿佛看见上百支船桨像昆虫一样整齐地没入水中，听见铙钹相击的声响，以及鞭子抽打在不幸的桨帆奴隶身上时发出的爆裂声。这些意象与布拉克马尔十分相称。他属于那类以具体形态做梦的人。一种极其危险的人。

考虑到云格尔自身的性情——他确实也是一个“以具体形态做梦”的人——这段描写便显得格外刺骨，几乎直逼他本人。云格尔也没有回避那个显而易见的问题：

布拉克马尔竟会在这场冲突中反对最高林务官，乍看之下或许令人费解，毕竟两人在许多思想和行动上都颇为一致。但我们经常犯下这样的错误：仅仅因为手段相似，就认定目标也相同，并把背后的动机混为一谈。

两者的区别在于，最高林务官打算用野兽填满马里纳（即湖畔那座田园般的城市文明），而布拉克马尔则把它视为一片可以提供奴隶和军队的土地。从根本上说，这是毛里塔尼亚人内部的一场冲突，我们无法在此详细阐明。只需指出，发展到极致的虚无主义与不受约束的无政府状态之间，存在着深刻差异。这场斗争的结局，将决定人类的聚落究竟变成荒漠，还是退化为原始森林。

仅凭这一段，就足以排除任何将最高林务官等同于希特勒或斯大林的解读。在原始森林里任由野兽肆虐，从来不是二人的理想。事实上，他们更接近布拉克马尔。他们那一代的许多人也是如此。而这无疑正是云格尔的要旨：

至于布拉克马尔，他身上具备成熟虚无主义的一切特征。他拥有一种冰冷而无根的理智，并且偏爱乌托邦。像所有同类一样，他把生命视作钟表的运转。因此在他眼中，暴力与恐怖不过是驱动生命时钟的齿轮。

与此同时，他沉溺于创造第二人造自然的想法，为人造花朵的香气和模拟感官享受带来的欢愉所陶醉。在他的心中，造物被扼杀，又像玩具的机械装置一般重新组装起来。他的额头上绽放着霜花。人们一见到他，便不免想起他那位导师的深刻警句：“荒漠在扩张——那内心怀有荒漠之人有祸了！”（这里的导师，指的是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

云格尔并未止步于此。他带着我们不断逼近，让我们能够“感受”这个人。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对布拉克马尔怀有几分同情——倒不是因为他无所畏惧，因为一个人越接近石头，他的勇敢便越不值得称道。真正吸引我们的，是一种隐秘而细微的痛苦——一个丧失了全部获救希望的人所怀有的苦涩。他因此试图向世界复仇，正如一个孩子在徒劳的愤怒中捣毁一畦花圃。他也不放过自己，以冰冷的无畏闯入恐怖的迷宫。

同样，当我们失去对祖国的感知，也会动身寻找充满冒险的遥远世界。布拉克马尔让自己的思想仿照生命的形态，并坚持认为思想也必须长出利齿与利爪，披挂上阵。然而，他的理论就像失去真正生命力的蒸馏物；它们缺少一种丰盛而甘美的要素，恰恰是这种要素赋予任何菜肴以滋味。他所有的计划都患有枯竭症，尽管人们无法在他的逻辑中找到一丝破绽；这就像一口钟，会因为某处看不见的裂隙而失去宏亮的声音。原因在于，对他而言，权力过多地表现为思想，却太少体现为宏阔气度（grandezza）或天成的从容（disinvolture）。在这方面，他比不上最高林务官。后者把权力穿在身上，就像一件陈旧的猎装，沾染的泥土与鲜血越多，它便越贴身、越自在。

晦涩的词汇，是云格尔让我们远离当下、营造历史拼贴感的手段之一。顺带一提，如果你对此感到好奇的话，英语disinvolture（洒脱、从容不迫，有时也指漫不经心或轻率）源自法语 désinvolture（洒脱、随意；漫不经心）和意大利语 disinvoltura（从容自如、落落大方；随意洒脱）。这个名词指一种随意、自由、不受拘束的举止，有时近乎轻率或漫不经心。换言之，就是一种贵族式的从容姿态。到了1930年代末，它已经成为云格尔个人理想的一部分。

尽管披挂着重重历史帷幔，但正是在对布拉克马尔的这段描写里，云格尔露出了真身。

“布拉克马尔让自己的思想仿照生命的形态，并坚持认为思想也必须长出利齿与利爪，披挂上阵。”

这是对权力性格的一幅刻画，超越了种种陈词滥调——无论马克斯·韦伯的“铁笼”，还是“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这一命题后来流于平庸的表达。

归根结底，云格尔显然是在书写自己。倘若确实如此，那么，这种对权力虚无主义的穿透性刻画，就标志着他思想发展道路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以及此后漫长余波中的云格尔，始终被锁在布拉克马尔这一人格面具之中。到了1930年代末，在《在大理石悬崖上》里，云格尔开始尝试设想一条逃离之路。

落入最高林务官及其可怖部众手中后，布拉克马尔选择了自杀。此后的故事由叙事者和他的兄弟继续推进。他们响应责任的召唤，追随布拉克马尔和王子奔赴战场。面对最高林务官手下那些嗜血而凶残的恶犬，他们也遭到了失败。但对云格尔而言，故事并未就此结束。正如威廉·H. 雷伊所说：

……叙事者及其兄弟的态度，取决于这样一种认识：生命的力量并非现实的唯一层次，当然更不是最高层次。在自然界原初而丰沛的生命中，他们发现了一种精神结构。它为那不受限制的生命力所形成的混沌赋予法则与尺度。

值得注意的是，林奈（18世纪的博物学家）在此被奉为向导和典范——他“手持语言这根元帅杖，踏入动植物生命的混沌”。在他的影响下，两兄弟从花园中看见了自发生命力与精神秩序的理想结合。在花朵精巧纤细的形态中（还记得我们开头的那句话吗：“我正凝视着百合花，一道纤细的蓝色光束忽然在下方葡萄园间的道路上闪现”——图兹注），他们既发现了生命的感官之美，也发现了它神圣的秘密。这种形而上的洞见要求一种与之相应的伦理。

《在大理石悬崖上》正是这一领悟的记录。尼采式拥抱暴力能量的姿态，被揭示为对任何美好生活之可能性的致命威胁。面对这种威胁，答案是一种“将自由与责任、大地与精神的力量融为一体的人文主义理想”。

然而，云格尔并没有简单退回伦理唯意志论。最高林务官的力量不容否认，他以暴力和毁灭取得的胜利也绝非偶然。虚无主义的兴起有其历史条件：

虚无主义之所以可能兴起，只能是因为信仰已经丧失，宗教实质遭到削弱——现代欧洲在理性主义与科学批判的影响下，经历的正是这一过程……无论最高林务官还是布拉克马尔，都不是文化危机的真正成因：他们不过是在利用道德和精神价值衰败所造成的既有局面。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军事领域，人们都无法有效抗击文明之敌……无论自由主义（他认为它在历史上为虚无主义作了准备）还是保守主义（它已经失去自身的社会和道德基础），都不可能成为虚无主义危机的解药。既然暴力只能制造恐怖而无法创造信仰，那么抵御虚无主义的最佳武器，就是人心的转变。

因此，将云格尔从绝望中拯救出来的，并不只是精神复苏的希望，还包括对历史的重新想象。关键在于，云格尔或许受斯宾格勒影响，开始把历史视为一种循环。正如雷伊解释的那样：

云格尔相信，文化衰败的过程是一种周期性出现的历史必然。这种循环史观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混合：既有听天由命，也有希望。之所以听天由命，是因为文明的危机不可避免。之所以仍有希望，是因为它只是历史钟摆摆动中的一个阶段，此后必将迎来复兴时期……历史与自然一样，如今都属于现象的领域。

因此，神圣秩序不会受到历史震荡的影响；它总会从灾难的旋涡中重新浮现。这意味着，最高林务官的胜利只是一个历史插曲，而非形而上的最终裁决……在灾难与恐慌之中，马里纳的基督教共同体转向上帝寻求帮助，云格尔也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的祈祷不会落空。重获新生的信仰，仿佛一个新文明的胚芽细胞；这个文明将以事物恒久不变的秩序为基础。

雷伊对云格尔思想脉络的分析富有启发，但也同样令人不尽满足。归根结底，《在大理石悬崖上》尽管不乏美丽段落，仍是一场逃避主义的演练。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云格尔对自己试图逃离的那些力量所作的刻画。我们真正应该反复阅读的，是他对粗陋权力狂热者的警告：他们制造服务于自身的考古学和贫瘠的乌托邦，并用人造花朵令人沉醉的香气，抚慰自己隐秘而细微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