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图兹：全球经济失衡的“旧瓶装新酒”——四种力量正在重写宏观经济

【编者按】欢迎来到「图说政经Chartbook」。这里是由知名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当·图兹（Adam Tooze）主理的Chartbook的中文版，经图兹教授本人授权。Chartbook是当今英文世界最具影响力的Newsletter之一，每周定期更新，用图表解读全球政经世界的激流与暗涌。

2026年4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报告指出，自2018年以来，经常账户顺差与逆差总额分别增长约25%与35%，达到201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全球经济失衡（global imbalance）并不是新话题——2000年代它就已是 IMF 春季会议的常客。但2026年它卷土重来，背景已截然不同。

本文英文版“Chartbook 442: Global imbalances - A new cocktail in old bottles: World Economy April 2026.”发表于2026年4月22日。

作者：亚当·图兹

译者：包岳涵江

责任编辑：高铂宁

2026年4月，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华盛顿召开春季会议之际，“全球失衡”再次成为各国宏观经济学家热议的核心议题。

世界经济由规模达数万亿美元的商品、服务与资金流动联结在一起。总体而言，对于全球经济活动的规模以及单个企业而言，最重要的是国际商业活动的总体规模，也就是所谓的“总流量”（gross flows）。但宏观经济学家往往更关注进出口的净流量，也就是流入减去流出，因为它们会影响总需求的整体平衡。出口增加需求，进口则把国内需求转向外国生产者。经常账户上的净失衡，会对应为对外国经济体的金融或产权要求权的净积累（或净减少），反过来也可能表现为外国人对本国经济的要求权变化。这种跨境资产与负债的流动，本身也可能成为一种压力来源。

当我们把商品和服务的流入与流出——以货币价值计量——以及海外资产所有权所带来的支付收支相互抵扣之后，得到的就是经常账户余额。其中，贸易余额，也就是跨境商品贸易的净余额，是这一余额中最常被引用的组成部分。一个存在经常账户赤字的国家，总体上必然是外国借款者；而一个存在经常账户盈余的国家，无论其主观意愿如何，都在以货币、政府债券或其他投资形式积累对外国经济体的要求权。金融流动会引发信贷的扩张与收缩，而信贷变化又会通过总需求释放出“真实”的经济过程。

标准经济理论往往承诺，失衡会自行修正。在浮动汇率的世界中，贸易盈余应当带来本币升值，并推动进出口格局发生调整；反之亦然。然而，当我们回望过去数十年的现代经济史时，真正醒目的地方在于：这些失衡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具有持续性。各国并不会在赤字与盈余之间来回切换。相反，美国以及一组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已经连续数十年处于赤字状态；而另一边，欧洲、日本、石油经济体和中国则长期维持着大规模且持续性的盈余。上图中的彩色柱状部分，随时间推移呈现出相当惊人的稳定性。

因此，围绕全球失衡的忧虑性讨论本身也并不新鲜。200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围绕这一问题进行过一些努力，但成效大体有限。2008年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整体失衡的规模，但这个问题并未消失。而且，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截至2024年的数据，今天的失衡程度也并不明显比近代经济史上若干早前时点更为严重。人们甚至可以追问，为什么到了2026年，围绕这一问题的喧嚣会如此强烈。正如碧翠斯·韦德尔·迪·毛罗（Beatrice Weder di Mauro）与杰罗明·则特尔迈尔（Jeromin Zettelmeyer） 在 CEPR 出版的一本文集导言中所问的那样：“为什么要关心这个问题？为什么是现在？我们又能做些什么？”

提出这些问题之所以有用，原因之一在于，它把我们从宏观经济核算与分析的层面，带入了历史的层面。2026年全球失衡争论中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在宏观经济账户这些未曾变化的“旧瓶”之中，旧酒正在同一些根本新颖、且具有爆炸性的成分混合在一起。

对于全球失衡的长期忧虑之一，是担心它们会触发保护主义。卡尔·波兰尼在1944年出版的《大转型》中，是较早诊断出这一问题的人之一：如果没有适当的政治与社会“嵌入”，推动市场全球化的成功努力，很可能会引发政治反弹。既得利益群体很可能会反对大规模的外国商品、资本或劳动力流入，以维护既有秩序；或者用波兰尼式的说法，他们会坚持认为，问题所牵涉的并不只是对劳动力、土地或其他资源的商品化索取权。对于“全球体系”的管理者而言，这种反弹本身就是一种忧虑——我们可以称之为对全球失衡的预防性关切。

面对当前的失衡，尤其是中国出口的激增，世界各地已经采取了多种反制措施。但在特朗普于2025年发动那场完全史无前例的贸易政策狂飙之后，再把全球失衡当作未来保护主义的潜在触发因素来担忧，就有些像是在那匹马不仅已经逃出马厩、而且还撞穿马厩墙壁之后，才费力论证应当把马厩门锁上。

诚然，特朗普在2025年的贸易政策狂飙并非与美国贸易赤字毫无关系。但其行动背后的动机，和复杂的国际收支分析其实关系不大。2025年的美国也并没有出现一场强大的民粹主义反弹，声势浩大地要求所谓的“解放日”。特朗普的关税诉求，与美国政治经济内部所产生的任何具体压力之间，存在一种奇怪的脱节。特朗普贸易措施的怪异之处之一，正在于中国最终面对的关税水平，反而比许多其他国家更为温和。

诚然，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并不是唯一的保护主义行为体。但正如理查德·鲍德温在其近著《全球贸易战（World Trade War）》中所指出的，世界其他地区有充分理由进行反制。考虑到特朗普近乎失控的状态，人们甚至可以想象，其他贸易国家未来或许反而不太可能主动发动自己规模较小的贸易摩擦。与此同时，如果我们仍然像是在焦虑地等待蛮族到来一样讨论贸易秩序的问题，那就近乎是一种逃避现实。蛮族已经进城了！

诚然，未来贸易政策冲突的可能性，并不是我们担忧全球失衡的唯一理由。持续性的贸易赤字会导致大规模金融负债的积累，而另一端则对应着储备资产的增加。美国作为主要赤字国，正在越来越深地滑向一个对世界负有巨额净债务的位置。

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净负债已接近30万亿美元，正在逼近美国GDP的规模。这无疑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但若据此谈论美元秩序即将突然崩塌，则未免夸大其词。正如布拉特·赛茨特在一期非常精彩的 Odd Lots 播客中所指出的，目前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市场正在普遍逃离美元或美元资产。

数十年来，美国金融资产的吸引力一直支撑着美元的高估值，今天也仍然如此。表面上看，似乎没有太多理由担心外国人对美国私营部门的债权。正如赛茨特所指出的，与那些对收益率并不敏感的官方外汇储备相比，标准的全球股票投资组合明显超配美国股票。无论外国投资者如何看待美国政府，他们都不愿错过美国大型科技股所提供的超额回报。

对一些人而言，美国主权负债的持续累积确实令人担忧。美国财政部的借款利率高于部分富裕国家主权债务的利率，这一点也是真的。但如果这是你真正担心的问题，为什么要从国际收支入手呢？如果想降低美国的财政负担，那就少发债。在当下，令人震惊的不只是美国的贸易政策。美国历史上从未在就业相对充分的时期，有过如此庞大的预算赤字。

考虑到美国失业率处于低位，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不断累积的财政赤字，在历史上显得相当异常。需要说清楚的是，这里真正偏离常态的，并不是支出水平本身；异常之处在于美国税收能力的萎缩。这是国会长期僵局的结果，而共和党对此负有主要责任。

当然，因果关系并不是单向地从财政赤字传导至经常账户赤字。反方向也存在复杂的宏观经济反馈回路：贸易赤字通过其对总需求的影响，反过来作用于财政平衡。但仍需重申的是，如果你主要担心的是保护主义的上升，或者美国对外负债所带来的风险，那么关注的重点就不应是“全球失衡”本身。真正应当关注的，是华盛顿政治决策能力的明显瓦解。当蛮族已经进入屋内之时，继续以常规宏观经济政策辩论的方式来谈论问题，往好处说是一种逃避现实；往坏处说，则是在为蛮族的破坏行为提供借口。

但美国的政治危机，并不是今天在全球失衡中得到表达的唯一历史性冲击。在盈余一侧，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处境同样具有异常性。

台湾和韩国出口的繁荣并未得到足够关注。其背后的推动力，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对芯片的需求。本轮宏观经济分析中最有意思的发现之一，正是一些研究开始突出人工智能繁荣对世界贸易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以美国为中心的数据中心需求，其规模已经大到足以明显改变全球贸易格局。而这种影响，在那些规模相对有限、却拥有三星与台积电的经济体中表现得最为清楚。

芯片所带来的贸易盈余已经极为庞大，但中国的情况又是另一回事。中国出口激增的基础更加广泛，也印证了全球范围内围绕中国贸易与产业政策不断累积的抱怨。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中国出口的突然增长，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球国际收支数据中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清晰可见。中国贸易数据中确实可以看到一定程度的上升，但远没有当前报道所呈现的那种戏剧性。

这部分是部门性叙事与总体数据之间的差别。但与此同时，基础数据本身似乎也存在某些问题。最温和的解释是，这与出口的系统性高估、进口的系统性低估有关，也与复杂跨境制造业务在统计处理上的变化有关。这些变化会导致生产活动在中国被记为服务，而在接收国则被记为商品进口。更强的解释——由令人敬佩的布拉德·赛茨特所主张——则认为，现有数据系统性地低估了中国贸易盈余的规模。

大致沿着迈克尔·佩蒂斯的思路，这里的基本论点是：北京已经让自己陷入了一种政策陷阱。为了在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部门衰退的背景下仍然实现增长目标，北京需要维持出口需求。为此，北京继续操控人民币的估值。为了让这一做法不那么显眼，它又掩饰其外汇储备的积累。贸易盈余被低报，而储备积累则被转移到中国准国家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之中。

如果接受赛茨特对数据的批评，并将其同围绕中国工业政策、“过剩产能”、“供应过剩”等问题的批评结合起来，那么我们就得到了“中国冲击2.0”叙事的基本要素。作为一个多边机构，IMF 一向不愿接受这类高度争议性的叙事；长期以来，它也坚持一种旧信条，即产业政策这类部门性政策不可能改变宏观平衡。但在最近的报告中，IMF 也已经作出让步。因此，如今似乎已经形成了某种共识：我们正在面对一种新的“中国冲击”。

但还是要再次停下来，认真考虑其中的历史特殊性。

2000年代的第一次中国冲击，其对美国的影响很容易被夸大。二十年后，美国当然并不是第二次中国冲击的主要目标。这一次，来自中国的廉价而高质量进口品激增，其主要“受害者”是欧洲，而不是美国。当前讨论之所以显得有些幽灵般，也正在于此：这是一场跨大西洋对话，主要由法国经济学家和美国自由派展开，他们警告中国对欧盟的影响。法国担任 G7 主席国并能够将失衡问题列入议程，也有助于这一讨论的形成。鉴于美国贸易政策的疯狂以及国会的僵局，华盛顿几乎没有可能采取建设性行动，于是前线转移到了欧洲。在那里，某种保护性关税，或通过谈判达成的市场分享安排，仍然可以以一种相对理性的方式被提出。可以说，这是一种通过代理实现的、理性的后新自由主义政策。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的第四份《巴黎报告（Paris Report）》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前文提到的导言中，CEPR 报告的编辑们采取了一个更开阔的视角，将“中国冲击1.0”和“中国冲击2.0”都置于一条更长期的轨迹之中，并提出了两个关键观点。

第一，工业制造业中的竞争压力，也就是中国冲击话语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必须放在更长期趋势的背景下理解。富裕社会中工业就业相对份额的下降，既不是一种异常现象，也并不值得惋惜。

第二，中国的崛起是一个长期趋势，西方必须对此作出适应。超出 CEPR 报告本身，我们或许还可以进一步指出：1990年代趋同意识形态真正令人困惑的一点在于，它似乎假定中国这样体量的单位，可以简单地“接入”西方所熟悉的世界之中。如果历史并未真正终结，那么至少也仿佛“只有一条”发展道路，而中国只会加入这条道路，而不会重新定义它。到了2000年代，第一次中国冲击仍然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追赶”。但第二次中国冲击更为重要，因为中国事实上正在许多部门重新定义可能性的边界。

CEPR 在中国问题上的冷静态度，是一种值得欢迎的纠偏。再要求更多，似乎有些苛刻。但问题也确实在这里。CEPR 坚持认为，西方工业就业的下降和中国的崛起确实都是长期趋势，这一点是合理的。但它拒绝承认“中国冲击2.0”确实是一种冲击，在这个意义上又显得不够辩证。中国从广泛依赖城市化和基础设施驱动的增长模式——这种模式到2010年代已经显得过度，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经常账户盈余——转向以工业政策为中心的模式，确实带来了一种新的全球性冲击。许多国家都曾试图管理这类结构性转向，但没有任何国家像中国这样，以如此规模和如此动能来推进这一转变。

2015年以来中国工业政策的发展，不同于我们以往见过的任何事物。中国生产体系动员资源的速度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令人震惊的1.2万亿美元贸易盈余，可能在相当大程度上由许多可预期的、在某种意义上“不可避免”的贸易流构成。但这个巨大的总量之中，也包含着一系列部门性故事，它们确实不同于我们以往见过的任何情形。其中，电气技术革命以及中国机动车出口的激增，也许是最重要、也最具政治敏感性的部分。对于全球绿色能源转型这样的问题而言，这具有彻底的变革意义。

在看似熟悉的全球失衡叙事之中——这种话语以其当前形态可以追溯到2000年代——并且在各种宏观经济观点反复交锋的堑壕战中，真正塑造2020年代中期时刻的，是四种极为激进的力量：

· 特朗普的贸易政策狂飙。· 美国财政政策新的、异乎寻常的失控。· 人工智能繁荣的影响已在全球经济层面显现· 中国经济政策的换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