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图兹：美国究竟是"石油国家"还是"电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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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国家"与"石油国家"，是近年国际能源与地缘政治讨论中频繁出现的一对概念。二者的概念边界何在？本文以中国、欧盟、沙特、俄罗斯和美国为坐标，勾勒出三种截然不同的化石燃料前景。

本文英文版“Chartbook 439 Electrostates v. petrostates. Clarifying a tricky distinction”发表于2026年4月2日。

作者：亚当·图兹

译者：包岳涵江

责任编辑：高铂宁

去年的某个时候，学界和舆论开始有意识地区分“电力国家”与“石油国家”。中国是“电力国家”的一个典型例子。至于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则几乎以一种刻意张扬的姿态表明其对化石燃料的拥护。其结果是，一时间出现了大量将“电力国家”与“石油国家”对比的新闻标题和评论文章。去年秋天我在 《伦敦书评》所作演讲的题目，也是我对这一类写作类型的贡献。

（译者注：演讲题为“Electrostates, Petrostates and the New Cold War”，可点击“阅读原文”在Newsletter观看）

此后，我越来越担心这一对比被持续泛化和滥用。因为，尽管它对于社论作者而言颇具吸引力，但这一区分仍须十分谨慎地加以处理。

如果一个国家在其终端能源消费总量中，以电力形式获得的份额很高并且还在持续上升，我们就称之为“电力国家”。

这与另一种社会形态正相对立：后者在很大程度上仍直接依赖天然气、石油或其他燃料的燃烧来获得能源，无论是在工业用途、家庭用途之中，还是用于汽车、卡车、轮船和飞机。能源以何种形式被输送到终端意义重大。这是因为在清洁能源转型的语境下，一个核心口号正是“电化一切”（electrify everything）。电力是我们已掌握清洁生产方式的一种能源形式。诚然，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电力生产本身距离“清洁”还相去甚远；但正是能源转型这一前景，使“电化”问题获得了特殊的重要性，也为“电力国家”这一概念注入强劲动力。

中国常被拎出来，当作“电力国家”的典型形态。它一直在扩大终端能源消费中以电力形式供给的比重。与此同时，在过去五年里，可再生能源已成为（中国）增长最快的发电来源。不仅如此，中国制造商还主导着电动汽车产业，从而使内燃机被迅速取代的前景变得清晰可见。超高速（电气化）铁路，则在中国境内跨区域出行上与航空运输形成竞争。再者，中国当然也是一种国家发挥关键作用的混合经济体。因此，中国几乎完全符合“电力国家”的各项特征。

但稍微想一想就会意识到，“电力国家”式的发展图景，并不天然局限于某些特定国家。过去，当煤炭和水电还是最廉价的发电方式，而天然气除管道运输外又无法进行长距离输送时，那些多山且拥有适宜河流的国家，以及煤炭储量丰富的国家，在电气化方面会更具优势。但液化天然气（LNG）的出现，以及可再生能源与电池技术的发展，意味着如今电气化已成为任何地方、任何国家都可以选择的路径。

谁会不选择用途广泛的电力呢，尤其是在它还能够由清洁而廉价的能源提供的情况下？苏联曾是电气工程领域的强国，中国第一代电气工程师正是在那里接受训练。巴西是一个以水力发电见长的国家。海湾国家也一直热衷于进口中国的太阳能板和电池。在美国，得克萨斯州是电站级（utility scale）可再生能源发电的领跑者。在一天中相当长的时段里，这个全美最大的油气生产州，其电网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太阳能和风能，并由电池提供支撑。

超大规模AI公司预计将在 2026 年为“算力”投入 6500 亿美元，它们正急切盼望建设美国的“电力国家”基础设施。它们面临的问题，不只是美国拒绝进口最便宜的中国太阳能板和风力涡轮机，也不只是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总体上在破坏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更关键的是，无论白宫里坐的是谁，美国电网扩容、并网和互联的整个流程都已经严重失灵，以至于即便新的发电能力建成了，也无法高效接入系统。

简言之，任何经济体都可能成为“电力国家”。一个国家是否生产大量石油、天然气或煤炭，并不构成决定性差别。它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电力国家”，体现的并不是其基础性资源禀赋，也不是其经济结构本身，而是一种经济与政府治理上的理性程度。它更像是衡量一个经济体是否具备现代经济与技术发展能力的一项复合指标。美国并非不是“电力国家”；它当然是，只不过在通向超低成本电力的新纪元之路上，美国拖沓迟疑地向前挪动，而非疾步向前。

尽管如此，近来愈发常见的一种说法，是把美国称作“石油国家”。而且这种说法通常并不带有善意。为什么？

页岩油革命已经使美国成为世界头号油气生产国，也使其成为一个重要的出口国。但“石油国家”这一术语，通常是用来指称那些依赖石油和天然气来获得（GDP的）租金收入、（GDP的）增加值、出口外汇收入（美元），或政府收入（税收）的经济体与国家，甚至往往是四者兼而有之。换言之，被称作“石油国家”，通常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或者国家治理能力处于较低水平。

这一称谓适用于像安哥拉这样的经济体。它也可以合理用于海湾国家，尽管这些国家近年一直在努力推动经济多元化。按官方口径，石油和天然气在沙特经济中“仅”占大约 40% 至 50%。沙特并不是一个城邦，而是一个拥有 3200 万人口的国家。勉强说来，把“石油国家”这一称谓用于俄罗斯也说得过去，尤其是在政府财政收入和出口收益这个层面上。但若按这一概念的经典含义来看，把它用于美国其实并不十分成立。美国石油协会声称，它的游说力量，即油气产业在 2021 年就为美国GDP贡献了 1.8 万亿美元，占比约 7% 至 8%。在得克萨斯州，油气产业约占 GDP 的 15% 至 16%。这当然相当可观，但还不足以使得州在严格意义上被称为“石油国家”。如果评论员和政治人物坚持把美国说成“石油国家”，那更多是出于政治理由。这是一种“话语建构”，而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经济事实。美国化石燃料游说集团的强势地位，本身需要解释，而不应被视为理所当然。至于它与“电力国家”的对照关系，则更是如此：得州固然占美国油气产量的 42%，但它同时也是全美可再生电力的最大生产者，并且是电池储能部署的先行者。为什么？因为这在经济上说得通。像得州或沙特这样具备竞争力的油气生产者，并不因此就有资格浪费资源。一个区域经济中若存在一个高度活跃的油气部门，实际上往往会抬高其他部门的成本，也就是所谓“荷兰病”；这反而会使其他部门更有动力去寻找节省成本的方式，例如使用廉价而清洁的电力。

真正使美国作为油气生产国显得特殊，并使“石油国家”这一称谓重新具有某种适用性的，并不主要在于供给侧，而在于需求侧。美国经济不仅是世界头号石油生产者，日产超过 1300 万桶；它同时也是世界第一大石油消费国，需求大约在每日 1900 万至 2000 万桶之间，约占全球总需求的 20%。相比之下，中国每日消费 1500 万至 1600 万桶，但国内产量不超过 400 万桶。欧盟每日消费约 1000 万桶，而产量甚至不到 50 万桶。沙特每日产量大约 950 万桶，而消费仅 350 万桶左右。俄罗斯日产略低于 900 万桶，消费约为 390 万桶。

这就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化石燃料前景立场。中国和欧盟都有充分理由寻求以本国生产的（清洁）电力替代进口石油。这正是中国“电力国家”发展逻辑如此有说服力的原因所在，也正因此，欧洲为何没有以更大的力度朝这一方向推进，才显得颇为费解。无论如何，大趋势似乎已经十分清楚：欧盟和中国将越来越全面地趋向“电力国家”模式。

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面临的则是另一种两难。作为供给者，它们确属“石油国家”；但由于产量远超本地需求，它们最终仍要依赖全球市场来吸纳产出。它们可以通过建设管道、LNG 终端和炼油厂等基础设施来培育并“锁定”全球市场；但归根到底，它们是在和其他能源形式，尤其是电力，以价格展开竞争。对外部需求的依赖——并且往往也依赖外部资本和技术——也是经典“石油国家”的一项共同特征。随着中国和欧盟走向脱碳，化石燃料需求的前景并不明朗。这就使经典意义上的“石油国家”具有强烈动机，要将经济从化石燃料中转移出来。那些富裕的生产国——例如沙特，而非伊拉克或安哥拉——拥有足够资金可供投资，而清洁且可负担的电力显然是一条合理路径。因此，海湾国家才会投资中国的可再生能源产业。预计它们未来的发展轨迹，更可能走向“拥有电力国家部门的石油国家”。

使美国成为一种独特“石油国家”的，并不仅仅是其庞大的油气产量，而是这一供给又恰恰对应着更为庞大的国内需求。这使美国拥有一种选择：由于供需大体匹配，它完全可能与全球朝向绿色电气化的趋势脱钩，并将一种以碳氢化合物为基础的国家性或大陆性模式“锁定”下来。这不是最显而易见的道路。对美国而言，更显而易见的道路，本应是选择与俄罗斯或沙特不同的另一种混合经济模式，即保有一个庞大的碳氢化合物部门，同时逐步转向一个更加绿色化的“电力国家”。这正是奥巴马和拜登政府所偏好的“全都要”模式。但共和党和特朗普并不支持这条道路。出于意识形态原因，他们反对化石能源与电技术并行发展的混合模式。这是一种反常的政治选择。但与世界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在美国，这至少是一种可以设想的选择。以一种倒置了通常逻辑的方式来说，美国恰恰因为足够庞大、足够富有、也足够复杂，因此有能力在可预见的未来，把二十世纪后期那套模式冻结下来。

若真如此，推动交通工具电气化的努力就会被中止。内燃机将继续依靠美国本土石油产出，或者廉价进口石油来维持。若通过监管命令把可再生能源排除在电力系统之外，美国甚至可能退回到 21 世纪初那种以天然气为基础的电气化模式。对美国而言，一种以天然气为核心的电力系统，确实是一种现实选项。从边际上看，这种模式的效率会低于可再生能源占比不断上升的模式。但其主要障碍并不完全是经济性的，而在于美国没有能力生产足够多的燃气轮机，也没有能力让其电网迅速接入新增容量。尽管很少有人把话说得这样直白，但正是这一隐忧，使“美国是一个石油国家”的说法始终流通不息。

倘若未来果真如此，其意义将不仅在于直接后果本身，也在于它将如何打乱我们通常理解因果关系的方式。毕竟，“石油国家”这一称谓原本是建立在一种自然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型之上，认为经济道路由资源禀赋所驱动。正因为这些国家被其自然资源所规定，“石油国家”在某种意义上也被视为比那些凭借在国际分工中找到自身细分领域而生存发展的多元化经济体更“原始”。但如果美国选择利用其丰富的化石燃料资源和其经济体量，把二十世纪早期形成的现状冻结下来，并因此在全球电技术发展潮流中越来越脱节，那将不再是一种自然事实，而是一种政治选择。如此一来，美国将成为一种新型“封闭型石油国家”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