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图兹：中国冲击——超越1.0与2.0，走向“大地震”

【编者按】欢迎来到「图说政经Chartbook」。这里是由知名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当·图兹（Adam Tooze）主理的Chartbook的中文版，经图兹教授本人授权。Chartbook是当今英文世界最具影响力的Newsletter之一，每周定期更新，用图表解读全球政经世界的激流与暗涌。

"中国冲击"如今有了两个版本。1.0影响了美国的低端制造业，且滞后十年才被学界追认；2.0影响了欧洲的汽车工业，警报几乎与冲击本身同步到来。世界似乎正在逐渐习惯于一次次受到中国冲击——接下来会是什么？

本文英文版“China shocked - beyond 1.0 and 2.0 to the Big One”发表于2026年7月29日。

作者：亚当·图兹

译者： 周天羽

责任编辑：高铂宁

中国的贸易数据讲述了一个颇有戏剧性的故事。自2020年以来，中国的贸易顺差出现了大幅跃升。

回看2000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的历程，这个故事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最初，中国的贸易顺差迅速扩大，随后这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种新现象；到2008—2009年前后，顺差进入平稳期；随后又从2020年起大幅攀升。于是，便有了“中国冲击1.0”和“中国冲击2.0”的说法。

把近期经济史上这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串联成一个序列，本身并不是一种中立的、仅仅基于经验事实的操作。编号意味着它们构成一个系列，而“系列”这一观念本身，就承载着思考差异与重复（德勒兹语）时所涉及的全部复杂性。

一方面，我们认为这两个时刻足够相似，可以被纳入同一个范畴——“中国冲击”。也就是说，我们断言二者在本质上具有相似性。另一方面，我们又承认其中存在差异：第二次并不等同于第一次。不仅如此，我们还构建出一个时间序列：第二次发生在第一次的后面。

那么，在“中国冲击1.0”和“中国冲击2.0”之后，接下来会是什么？为什么不能还有“中国冲击3.0”、“4.0”……？

不过，在开始设想这一令人目眩的前景之前，更为迫切直接的问题是：“中国冲击1.0”与“中国冲击2.0”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布拉德·塞特瑟（Brad Setser）在与马库斯·布鲁纳迈尔（Markus Brunnermeier）的一次有趣对谈中阐述了自己的分析。

塞特瑟关注的主要是经济学问题，而令我感兴趣的，则是历史叙事的构建。

塞特瑟所强调的一个明显差异是：尽管两次“中国冲击”都是世界经济中的普遍现象，但承受中国贸易顺差影响的主要经济体并不相同。

在“中国冲击1.0”中，主要承受者是美国；在“中国冲击2.0”中，则是欧洲。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差异是两者在“话语滞后”程度上的巨大不同。

关于第一次“中国冲击”的话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作为一个学术讨论议题，它直到2010年代初才被广泛讨论。谷歌Ngram中“中国冲击”一词的趋势——尽管附带种种常见限制——很能说明问题。

（译者注：Ngram是谷歌图书的下属项目，通过谷歌建立的电子书数据库，可以查询词汇在过去500年内在书籍中的出现频率变化趋势。）

2013年，麻省理工学院的劳动经济学家戴维·奥托（David Autor）、大卫·多恩（David Dorn）和戈登·汉森（Gordon H. Hanson）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关于“中国综合征”的关键论文。到2020年，随着马特·克莱因（Matt Klein）和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的《贸易战就是阶级战争》出版，这一论点已经获得了一个颇具说服力的“宏大叙事”所应有的分量。

这并不是说，在此之前，中国竞争带来的威胁不曾成为美国政治讨论的议题。那显然十分荒谬。1990年代，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担忧，与此前1970和1980年代围绕日本进口商品的争论，以及有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成立的政治斗争汇合在一起。

当中国的出口在2000年代真正迅速增长时，国会中的民主、共和两党精英不得不共同努力，才压住了不断高涨的保护主义情绪以及对中国操纵汇率的批评。当时另一个重大担忧是，中国可能利用手中不断积累的美国国债扰乱金融市场，并“拖垮”美元。事实证明，真正发生的灾难与此无关。包括塞特瑟在内的一些人会坚持认为，经常账户失衡与2008年危机之间存在联系；但2007年之后真正占据新闻头条的事件，全部出自西方银行，而不是中国的外汇储备管理者。真正造成损失的，是跨大西洋银行体系中总资本流动的逆转，而不是北京发动的一场做空狙击。

在西方经济衰退与中国国内刺激政策共同作用之下，2008年以后，中国的贸易顺差迅速收缩，无论从绝对值看，还是从其占GDP的比重看，都是如此，而后者的降幅更为明显。正是这种回落——其间在2015年又反弹至一个新的平稳期，塞特瑟或许会将其称为一次“迷你中国冲击”——形成了将“中国冲击1.0”与“中国冲击2.0”分隔开来的间隙。

直到2010年代初，戴维·奥托及其合作者在回顾美国长期累积的社会顽疾时，重新审视了2000年代的劳动力市场数据，并识别出他们所说的“中国冲击”或“中国综合征”。

这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发现，因为他们为那种普遍存在、却又相当模糊的“某些事情出了问题”的感觉，赋予了切实的精确性。他们初步估计，美国制造业衰退中有四分之一可归因于进口竞争。这与人们的普遍看法相符。但是，要识别出这种冲击，就必须跳出新闻标题，深入观察美国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的领域，某些特定群体的制造业工人如何遭受重创，以及这些地方经济为何未能复苏。他们的研究真正引人注目的地方，并不在于揭示了一个规模庞大、肉眼可见的现象，而在于证明：只要采用恰当的方法，就能够在若干关键行业和地区识别出清晰而显著的影响。在2013年最初发表的论文中，他们煞费苦心地精确列出了受影响最严重的行业：

“到2007年，在按四位数标准产业分类（SIC）代码划分的四个行业中(箱包、橡胶和塑料鞋类、游戏与玩具以及模切纸板)，中国商品占美国进口额的比重均超过40%；在另外28个行业中，这一比重也超过30%，其中包括服装、纺织品、家具、皮革制品、电器和珠宝。”

在后续的一篇论文（《进口竞争与2000年代美国就业大衰退/Import Competition and the Great US Employment Sag of the 2000s》）中，“中国冲击”研究的作者得出结论：1999年至2011年间，中国进口竞争加剧造成了约200万至240万个就业岗位流失。这当然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但如果把它与2011年美国1.52亿人的劳动力规模相比，而且仅在这个就业流动异常平静的年份便高达4720万人次的裁员、解雇和主动离职人数相比，尚且称不上是一场灾难。

“中国冲击1.0”的关键在于，受影响社区所遭受的损害高度集中，而且持续时间很长。他们的论点首先并不是宏观经济层面的。真正令人震惊的，是美国模式未能提供迅速而有效的复苏方案。

“中国冲击1.0”话语的初衷，并非要突出中国竞争的不公平性，而是在强调：面对高度集中的全球化冲击时，美国的政策和社会制度所暴露出的功能失灵。

当然，这并不是“中国冲击”话语进入公共领域后所呈现的样子。要真正理解一种更为危言耸听、同时具有宏观社会和宏观经济色彩的论调为何会激增，值得深入调查。尽管这种话语与实际事件之间存在时间差，但它建立在美国长期存在的保护主义诉求之上，也借助了人们对美国不平等与社会排斥问题完全正当而深切的担忧，最终形成了支持针对中国的保护主义的压倒性多数。这种转向在2017年特朗普第一届政府时期全面付诸实施，而那已是中国贸易顺差见顶多年之后。拜登政府延续了这一政策，如今它又进入了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不过，也正是这种美国保护主义，使美国免受本轮“中国冲击”的直接影响。

显然，“中国冲击2.0”有所不同。不仅相关论述主要聚焦于欧洲而非美国，而且这一次，在冲击发生与形成认知之间，不再存在时间差。

“中国冲击2.0”可以直接以“中国冲击1.0”的话语作为模板，而这改变了整个局面。有关“中国冲击2.0”的讨论，并不是一种事后的发现，而是一声警报。其倡导者在中国进口浪潮逐渐形成的同时便开始敲响警钟，而且几乎立刻就传到了最高决策层。

因此，这是一种有意识的调整和发展。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被置于准星之下的工业部门。美国“中国冲击1.0”的受害者，是低附加值的低端制造业。“中国冲击2.0”则截然不同：它威胁的是地位更高的制造业产品——欧洲的汽车和工程机械。与最初的“中国冲击”研究不同，识别出欧洲汽车工业是主要的潜在受害者，并不需要复杂的经济学分析。而且，这些行业也不是被经济其他部门甩在身后的工业边缘地带——不像2000年代美国的玩具、橡胶制品和家具行业。它们处于工业领域的核心就业岗位，其工人享有的工作条件在世界各地蓝领劳动者中最为优厚。

这一次“中国冲击”的类型截然不同。把这种冲击建构为一个政治问题的方式也不同了。甚至，制造“中国冲击2.0”的那个“中国”本身也已经不同。

一些批评者固守一种连续性模型，认为中国的贸易顺差不可避免地源自其根深蒂固的增长模式。与他们的看法相反，这种变化恰恰是一个必须加以强调的重要问题。

当然，北京仍然由共产党执政，而且仍将经济增长置于优先地位。中国的国内消费依然偏低，其投资倾向依然无与伦比。如果只停留在高度概括的宏观经济层面，的确可以据此主张前后存在连续性。但一旦超越这些笼统的概括，所谓的连续性便开始瓦解，“中国冲击1.0”和“中国冲击2.0”这一整套概念本身，也就显得越来越成问题。

即便是塞特瑟所强调的那些宏观数据，也表明某种新的变化正在发生。

2000年代的第一次出口激增，发生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由外国私人投资推动。那实际上是中国按照西方设定的条件融入全球化的过程。所谓冲击，来自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庞大的劳动力和生产潜力正被纳入西方供应链，而且基本上是按照西方的条件被纳入其中。

今年夏天在大连，郭怡广问我，是否可以把这一过程理解为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1944）中所讲述故事的一次重演。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应该回答：“中国冲击1.0”确实具有波兰尼式的特征。

亚洲劳动力被纳入全球供应链，是激进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可以与19世纪“新大陆”粮食涌入欧洲市场，或者1914年前大规模移民美国相提并论。这些全球流动造成了剧烈冲击，并引发了波兰尼所谓的“双向运动”：受到影响的利益群体试图遏制全球化对既有社会结构所造成的破坏，因此发起对抗性的反向推动。这似乎相当准确地概括了2010年代在美国兴起、并最终颠覆了世贸组织自由贸易模式的话语。

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1.0”和英国脱欧，都可以被看作针对“中国冲击1.0”的、迟来的波兰尼式反弹。然而，“中国冲击2.0”则有所不同。

推动“中国冲击2.0”的仍然是宏观经济因素。贸易顺差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宏观经济现象。但是，究竟有哪些商品流向何方，则是由一代中国工程师和企业所积累的投资与创新，以及中国在国家、地区和城市层面实施的高效产业政策共同塑造的。

“中国冲击2.0”并不仅仅是一场会引发波兰尼式社会反弹的全球化冲击。它是一种后波兰尼式现象。中国在2020年代带来的，是一场全球规模的产业政策冲击。

这是新一代的贸易冲击，是全球经济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它源自中国方面对“中国冲击1.0”进行的有意识的政策反思。

从“中国冲击1.0”中汲取教训的，并不只是西方。北京同样从中学到了经验。

早在2000年代初，北京就已经下定决心：中国不能继续停留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被动滑入的那个全球供应链位置。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政策公开宣示的目标是向价值链上游攀升，并以技术领先者的地位，按照中国自己的条件参与世界经济。正是这一愿景推动了国家产业政策。这一愿景也激励着中国的企业家和工程师——当然，其中有商业利益的考量，但同样也关乎民族自豪与远大抱负。

结论是什么？

我们不应过分看重编号所暗示的那种本质连续性。

继“中国冲击1.0”之后，又提出“中国冲击2.0”这一说法，更应被看作一种表征：世界正在逐渐习惯于一次次“受到中国冲击”。

这一提法的风险在于，“序列”这一概念暗示了过多连续性，反而低估了我们正在面对的局面有多么剧烈——那不啻于世界尺度上产业分工的一次彻底重构。

既然谈到“冲击”，或许我们应该借用地震学的术语。如此说来，“中国冲击1.0”只是一次“前震”，而我们在2020年代面对的，才是“主震”。

如果以能源体系作为判断依据——这当然是一个颇可争议的选择——人们甚至不免要问：我们正在经历的，会不会只是那场“大地震”来临前最初的隆隆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