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图兹：史无前例的非洲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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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非洲城市每年新增人口约1500万，规模已超过中国城市化高峰时期的增量。不过，如果一味用“能否追赶亚洲城市化速度”的框架来衡量非洲的变化，就忽略了后者本身的新颖之处。非洲，正在书写一套全新的剧本。

本文英文版“Africa’s unprecedented urbanization - against historic normalization (#2)”发表于2026年10月23日。

作者：亚当·图兹

译者：周天羽

责任编辑：高铂宁

在当今世界所有正在发生的重大趋势中，非洲人口增长与城市化的结合，无疑是最具戏剧性的变化之一。

正如大卫·皮林（David Pilling）和雅各布·朱达（Jacob Judah）在《金融时报》一篇值得关注的文章中所指出的：

“1950年，非洲有2.28亿人口，其中约3300万居住在城市。今天，非洲人口已经达到16亿，占世界总人口的19%，其中6.7亿生活在城市。”

未来几十年，非洲强劲人口增长的80%将被城市扩张所吸收。

Africapolis（译者注：地理空间研究和数据可视化工具，描绘了1950年至2050年54个非洲国家/地区的城市化和城市增长情况）的研究人员预测，到2050年，非洲将拥有远超世界其他地区的最大城市人口。即使这些预测有所夸大，如果到本世纪中叶非洲的城市人口没有比中国和印度各自的城市人口多出数亿人，那反倒会令人意外。

就我们迄今所熟悉的世界社会而言，这是一场真正惊人的转变。始于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城镇生活史将翻开新篇章：非洲将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延展最广的城市聚居区和城市文明的中心。考虑到2050年以后的人口趋势，非洲很可能会将这一地位保持到22世纪。

在非洲内部，城市发展的重心也将从南非和埃及转向西非、安哥拉、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以及大湖地区正在形成的庞大城市群。

众所周知，非洲城市群严重缺乏亚洲、欧洲和北美城市居民视为理所当然的各种公共服务。但肖恩·福克斯（Sean Fox）在2010年代初强调过一个关键事实：即使在人均收入相对较低的情况下，21世纪正在兴起的城市也并没有像19世纪欧洲城市那样，成为疾病和大规模死亡的中心。现代医疗设施和最基本的公共卫生条件发挥了惊人的作用，即便收入水平很低，庞大的人口聚集区依然能够持续扩张。

非洲并不是这些力量第一次汇聚的地方。但这一次的规模却前所未有，而且极其惊人。正如皮林和朱达告诉我们的：

“根据联合国《2025年世界城市》报告，当中国的城市增长在1990年代达到顶峰时，中国城市每年大约增加1400万人口。过去几年，非洲城市每年增加约1500万人，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每年1900万。这几乎相当于每年增加两个伦敦，或者每天新增超过5万名非洲城市居民。”

因此，非洲正在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速度城市化。

鉴于发展问题的紧迫性，大量学术研究和新闻报道都在讨论：

·城市化是否能够帮助非洲加快并维持经济增长？

·非洲城市是否属于主要由精英攫取的资源租金所支撑的“消费型城市”（Gollin等）？

·它们是否过于封闭于世界贸易之外，同时内部效率低下、支离破碎，以至于无法产生其他地区所见的集聚经济效应（Lall等）？

·在生产型城市与消费型城市这种鲜明的二分法之外，我们是否需要建立一种更加开放的“城市—经济类型”分类（Jedwab等）？非洲城市会不会成为既不由生产、也不由消费主导的“中性城市”？

这些都是关键问题。但由于它们共同以“增长”这一指标为导向，它们也让我们的注意力偏离了眼前这种规模的非洲城市化所具有的原创性、激进性和创新性。这些问题倾向于把非洲人民正在创造的历史塞进既有的模板、标准和时间表之中，而不是集中关注非洲世界历史这一阶段本身的新颖与开创之处。

《经济学人》一篇关于东非国家布隆迪的短小精悍的文章，让我尤其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我很想注明这篇文章的作者，但一如既往，《经济学人》员工撰写的文章是匿名发表的。

正如《经济学人》的作者所写：

“布隆迪是人口压力如何改变非洲社会的一个极端例子。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非洲人口稀少，而今天许多地区依然如此。但如今非洲大陆的人口已经是一个世纪以前的十倍，尼日尔三角洲——皮林和朱达文章重点讨论的地区——以及埃塞俄比亚高原等地方正变得日益拥挤。布隆迪周边地区同样如此。从肯尼亚一直到刚果，一大片密集人口挤在非洲大湖之间，那里降雨充足，海拔也足以缓解赤道地区的炎热。

人口密集并不必然意味着城市化。大多数布隆迪人仍然生活在所谓的collines，也就是连绵起伏的丘陵之中，在陡峭地滑向山谷的坡地上种植香蕉、木薯和豆类。路边、花园里、房屋之间，似乎每一小块空地都种上了玉米。按照通常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传统衡量标准，布隆迪是地球上最农村化的国家之一。但由主要由富裕国家组成的经合组织领导的Africapolis研究项目认为，只要一个地方拥有超过1万名居民，而且建筑物间距不超过200米，就应该被视为城市。按照这一标准，78%的布隆迪人实际上已经属于城市人口；到2050年，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将连成一整片人口聚居区。”

接着，《经济学人》抛出了一句令人眼前一亮的话：

将城市和农村简单区分开来的分类方式“不应该被过于字面地理解。也许更准确的说法是，布隆迪的大部分地区正在变成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地带：已经不完全是乡村，却还没有成为城镇。”

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之下：

“社会正在被重新塑造。布隆迪文化中，传统的声望来源是土地、牛群和孩子。未来，人们拥有的这三样东西都会变少。受访者经常谈到兄弟姐妹之间、邻居之间、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关系日趋紧张。土地纠纷塞满了法院。日常生活正变得越来越货币化：如今借用一头公畜配种也要付钱。许多年轻的布隆迪人正在迁往坦桑尼亚的农场、东非各地的城市，或者前往海湾国家从事家政工作。

……很久以前，当布隆迪还有国王的时候，人们相信，如果国王亲眼看见坦噶尼喀湖，他就会死去。如今，人们却从山上不断涌向湖畔城市布琼布拉。他们在郊区落脚，那里是一片由砖窑和木材场构成、尚未成形的无人地带，圆锯的轰鸣声盖过了山羊的咩叫声。为数不多的就业机会通常来自运输、贸易，或者建造这座城市本身。

……人口压力就像大湖地区喧嚣政治中持续不断的低鸣。这个地区几乎从未真正享有和平。布隆迪人还记得种族屠杀、内战，以及最近2015年那场引发未遂政变的动荡。通往国家广播电台的道路仍然被军队检查站封锁着——那里曾是企图发动政变者首先试图夺取的目标。而就在检查站旁边的一片路边草地上，有人正在种玉米。”

正是这种新奇与不协调感，让我们能够体会正在发生的事情究竟有多么激进。

如果人口高度密集的聚居区确实是创新和变革的孵化器，那么错误就在于只关注它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或趋近某种预设的现代性图景，而不是去关注《经济学人》精辟指出的“社会重塑”。

事实上，如果非洲城市化以目前的速度推进，最终竟然变成一个“追赶”亚洲或“西方”所定义的某种模式的故事，那么这件事本身反而应该被视为一个巨大的历史意外。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真正令人惊讶的事情之一，恰恰是东亚如此大规模的城市化竟然如此紧密地贴合一种通用的现代性图景。每当我在中国城市里看到那些标准化、维护良好的公共厕所，上面整齐地用普通话和英语加以标识，我都会惊叹于：这些设施的存在背后，究竟意味着多么强大的政府权力与权威的运用。

而肯·奥帕洛（Ken Opalo）所强调的尼日利亚城市化那种显著的分散性和去中心化特征，很可能会催生出一套相当不同、而且更加丰富多样的替代模式。

皮林和朱达的文章里，处处都能看到他们对这种新颖性的认识：

“然而，非洲城市的发展并没有遵循一条熟悉的道路。”

“尽管各地差异巨大，非洲正在大约2000美元的名义人均收入水平上推进城市化。”

许多城市居民不得不四处奔波谋生。（译者注：原文 hustle for a living 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作谋生”，还带有通过零工、小生意和各种非正规机会设法挣钱维生的意味。）

“快速、迟来而贫穷。”

“我们不知道的是：如果人口集聚先于经济发展，会发生什么？”

然而，即便是拉各斯这样规模庞大、充满狂热活力的城市，也仍然可能给人一种村庄般的感觉。

牧民在高架桥下放牛。

“乡村化”（rurification）。

（译者注：肯·奥帕洛用这一说法描述一种不同于传统“城市化”的现象：乡村式的生产、生活方式并未随着城市扩张而消失，而是进入城市空间，与城市生活并存。）

“face-me-I-face-you”式住宅。

（译者注：这是尼日利亚常见的一种高密度住宅形式的俗称，字面意思是“你面对我、我面对你”，通常指多个单间彼此相对、围绕共用走廊或院落排列的住宅。）

“甚至在你的房间里，鱼也会游过来跟你打招呼。”



她养鸡，同时也做银行代理人。

（译者注：banking agent 指代表银行或金融机构提供存取款、转账等基础金融服务的代理人，并不等同于银行正式职员。）

“非正规部门的人不交税，但他们同样使用道路和供水。”

几乎人人手里都有一部中国智能手机。

中国的存在如此无处不在，以至于西方人也会被人用一句“你好”来打招呼。

“我们也许没有完善的体系，但我们拥有地球上一些最具活力的人。”“这就像试图用一把茶匙舀空一座游泳池。”“富裕是真实的，挣扎也同样真实。”

奥帕洛的一句话则道出了政治的精髓：人们如今在电视谈话节目上讨论的是“债务负担和信贷成本”，而不再只是族群政治。“在肯尼亚，经济在政治话语中的分量已经远远超过十年前。这就是一个城市化的故事。”

对我来说，思考非洲城市化，就像是在重新面对几周前我讨论人工智能和曼哈顿计划时提出的那个历史常态化问题——只是这一次，它更加积极，也更加有趣。正如我当时所说：

“鉴于我们正处于一个极端的时刻，人们希望从历史中寻找方向，这种愿望可以理解”把非洲城市化的轨迹映射到亚洲的轨迹之上，显然正属于这种做法。这样的认知映射也许能让人安心，但它也可能极具误导性：“我们低估的一点是：我们可能并不是在经历一次重演。这或许并不是某个熟悉系列的最新一集。我们可能正在进入一套完全不同的新剧本，或者至少面对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全新混搭。”

正如金·斯坦利·罗宾逊对我说的：“历史类比，是那些无法正视当下处境之人的避难所。”

在那些一直很好地把这些变化的激进性呈现给全球读者的西方主流新闻媒体中，我尤其要称赞《金融时报》和《经济学人》。我的感觉是，《金融时报》更多聚焦西非，而《经济学人》在东非方面尤其出色。在《经济学人》发表的相关文章中，我觉得下面这些都很值得一读：

《非洲能走上亚洲式的增长道路吗？（Can Africa take the Asian path to growth?）》《没有经济转型的社会变迁（Africa is undergoing social change withou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卢旺达农业（In Rwanda, farming competently is not enough）》《正在改变非洲大陆的小城市（The growth of Africa’s towns and small cities is transforming the contin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