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图兹：当生活难以负担，纽约人寄望于社会民主主义

【编者按】欢迎来到「图说政经Chartbook」。这里是由知名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当·图兹（Adam Tooze）主理的Chartbook的中文版，经图兹教授本人授权。Chartbook是当今英文世界最具影响力的Newsletter之一，每周定期更新，用图表解读全球政经世界的激流与暗涌。

在贫富差距悬殊、生活成本高企的纽约，佐赫兰·马姆达尼向选民承诺免费公交、托儿服务和租金管控，以提升纽约人日常生活的可负担性。二十年间，一轮轮激进政治思潮下，纽约的群众意识已悄然改变，而他的当选，是这一转变迄今最清晰的体现。

本文英文版“Chartbook 415 Zohran Mamdani, New York City and the promise to revive social democracy in America.”发表于2025年11月9日。

作者：亚当·图兹

译者：周天羽

责任编辑：高铂宁

佐赫兰·马姆达尼当选纽约市长，这场政治地震被当晚一条疯传的推文形容得入木三分：“科莫党政府已经逃往史坦顿岛。”

马姆达尼在全市选举中获得了略高于50%的选票。全城都有保守派选民为安德鲁·科莫投票，但科莫式政治机器的真正堡垒却在一个离岸岛屿（史坦顿岛）。

来源：《纽约时报》

马姆达尼的戏剧性胜利，至少有两个关键前提。

第一个，是纽约的激进政治思潮，它始于2008年（金融危机），经由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再到比尔·白思豪市长任期（2014-2021年）间得到了“工作家庭党”的积极支持，2013至2014年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以及2016年伯尼·桑德斯竞选活动的推动，后者促成了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作为重要政治势力——尤其在纽约市——崛起。2010年代与2020年代的纽约左翼，不仅孕育出《雅各宾》这样的文化刊物，也推出了如“日出运动（Sunrise）”和“绿色新政”这样的政治议程。自2018年以来，这一阵营在全国范围的代表人物是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在州和市一级，这股力量长期以来专注于在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赢得州议会席位的艰苦奋斗——纽约州的大部分实权都集中于此。随着埃里克·亚当斯市政府的垮台，纽约市本身终于为激进派的上台打开了通道。从2023年开始，民主党在国家层面的政治混乱——拜登政府在加沙问题上的政策正是这种乱象的典型体现——为激进替代方案提供了进一步的动能。

此次胜利的另一个关键前提是，马姆达尼在信息传递上保持了极高的一致性，直接而持续地聚焦于绝大多数纽约人最核心的关切——生活成本。绝大多数选民如此高度集中于单一现实议题，这种局面并非理所当然。马姆达尼的竞选团队敏锐地利用了这一难得的机遇。

有人也许会说，生活成本问题在美国各地都普遍存在，在不少地方其实被夸大了。价格冲击并不等同于通货膨胀。而公众对通货膨胀的感知，也并非单纯反映统计数据中的“现实”，更受到政治和媒体报道的影响。

但在纽约市，数据、经验和舆论三者汇聚于一点。对于绝大多数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人来说，生活成本危机真实存在。

《经济学人》用一张图生动呈现了这种困境：与全美平均相比，纽约市私营部门的实际时薪低了近15个百分点。

《经济学人》的图表一如既往的犀利。作为负责建议房租涨幅的官方机构，纽约市租金指导委员会所统计的全行业平均工资数据（涵盖所有行业，而非仅仅是私营部门）同样显示实际工资有所下滑，只不过降幅远低于《经济学人》图表所示。

来源：RGB

纽约城市事务中心的詹姆斯·A·帕罗特提供的城市发展对比数据进一步证实：2019年至2024年间，在全美主要城市中，唯有纽约的家庭实际收入中位数出现显著下降。

资料来源：纽约城市事务中心

在纽约这样一个既两极分化又多元的城市，平均值和中位数都很容易产生误导。哥伦比亚大学“贫困追踪研究小组”的最新数据显示，在社会收入分配的底层，贫困率正急剧攀升：

根据对大约3000名纽约市民的调查，报告显示，纽约市的补充贫困率——也就是收入低于补充贫困线的比例——从2021年的18%上升到了2022年的23%。调查显示，成年人的补充贫困率上升了5个百分点，而儿童的补充贫困率则上升了10个百分点（从15%上升至25%）。报告估算，除了2022年生活在补充贫困线以下的23%之外，还有33%的人生活在贫困线的100%到200%之间（被归类为“贫困或低收入群体”的纽约市民占总数的56%）。

核心结论很简单：纽约超过一半的居民正生活在贫困或低收入状态之中。这个数字令人震惊，但对任何真正生活在这座城市、稍加思考的人而言，都不会感到意外。

与此同时，那些收入较高的人，大多数过得相当优渥。

造成顶层不平等的主引擎是华尔街。正如纽约州审计长办公室的报告所述：

2024年，纽约市证券行业的平均年薪（含奖金）增长7.3%，达到50万5630美元；奖金池更是激增34%，创下475亿美元的历史纪录，平均每名员工获得约24万4700美元的奖金。证券行业的平均薪资几乎是纽约市其他私营部门平均薪资（10万1760美元）的五倍，比第二高的行业（网络搜索门户和其他信息服务业，平均薪资为31万8360美元）高出59%。在全州范围内，证券行业的平均薪资为48万4300美元，是全美平均水平（23万8200美元）的两倍多。

与2024年同期相比，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公司在2025年上半年用于员工薪酬（包括工资、奖金和股权奖励）的总支出增长了近10%。加之利润增长和就业形势相对稳定，这意味着奖金总额可能较去年有所增加。不同子行业的奖金增幅将有所不同。虽然纽约市的最新预算预测奖金池将下降14%，但审计长迪纳波利办公室认为，根据上半年各项指标，奖金仍有可能继续增长。

早在2003年，时任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就宣称要将纽约市重新定位成一款“奢侈品”。一代人之后，这一愿景确实成为现实——它延续了上世纪70年代财政危机和新华尔街崛起的历史轨迹。但是，即便在布隆伯格的逻辑里，试图将整个复杂的城市生态系统压缩成一系列奢侈品精品店和豪华公寓也颇为荒唐。在2020年代的纽约，这种模式正在接近临界点。

它不仅与全城普遍可见的贫困现实格格不入，而且与那些相对富裕的工人阶级、中产阶层和“职业经理人阶层”选民面临的负担能力危机相冲突——而这些群体，恰恰构成了城市活跃选民的主体。

正如《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所言：

“这是一种生存危机式的反弹，一种彻底的否定，”《纽约时报杂志》的撰稿人、新书《纽约之神：利己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与现代城市的诞生（1986-1990）》的作者乔纳森·马勒说道。“这些40年前还算是雅皮士的人，如今也在苦苦挣扎，”马勒先生说。“他们年收入12万到14万美元，但这在纽约根本不够维持中上阶层的生活。这些人正是马姆达尼的选民。”

……另一份报告显示，家庭年收入至少要达到10万美元才能负担得起基本生活必需品。而据纽约市审计长办公室的数据，家庭年收入至少要达到33万4000美元才能负担得起一个幼儿的托育费用。目前，纽约的日托费用平均每年超过2万3000美元，在某些社区甚至更高。

在纽约，毫不夸张地说，很大一部分中产阶级与占总人口56%的低收入或贫困人口共享着日常生活体验。马姆达尼严谨一致的竞选纲领承诺，他领导的市政府将通过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特别是免费公交、托儿服务和租金管制，来回应这些共同的体验。

“共同需求”的理念至关重要。在当今纽约，艰难谋生，已不再是耻辱的标记，反而成了一种身份认同。

在城市政治中，人格魅力具有独特价值。尽管马姆达尼出身优渥，但他的亲切与坦诚，却能让这座人口密集、多元共生的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更加轻松自在。与布隆伯格“豪华购物中心经理”的市长形象不同，马姆达尼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展现出一种你希望在其他市民身上看到的那些特质。试想一下：在拥挤闷热的地铁车厢里，你更愿意站在马姆达尼身边还是科莫身边？你更愿意和谁一起在超市排队？你更愿意在公园遛狗时偶遇谁？你更愿意让谁做你孩子的校长？或者你的网约车司机？或者你的优步乘客？在纽约这样一座城市，随和、有活力，不仅仅是个人魅力，更是社会生活的必需品——如果我们想要让日常生活不再是枯燥乏味的苦差事和耗尽精力的摩肩接踵。

马姆达尼的愿景毫不掩饰地吸引着年轻人和刚刚抵达纽约的人们。纽约一直以来都是一座全球都市，但其内涵却在不断变化。马姆达尼代表着21世纪国际化都市的愿景。这正是他拥抱穆斯林身份所传递的重要信息之一。这座城市不仅属于1890年代、1920年代或1960年代抵达纽约的人们，也属于1990年代和21世纪初大规模移民浪潮中抵达此地的群体。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个人魅力在街头或许管用，在市政厅就未必了。这正是马姆达尼和他的团队接下来要面临的考验。

尽管马姆达尼自豪地宣称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但从任何历史标准来看，他的政策和承诺都目标明确、规模适中且务实可行：改善公交系统（约7亿美元）、提供托儿服务（约50亿至80亿美元）以及稳定租金。当然，还有一些更棘手的任务，比如如何消除租金管制对住房建设与维护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对于一个经济规模约为1.1万亿美元的城市来说，这些开支算不了什么。

要实现这些目标，他至少面临两大挑战。尤其是驾驭市政机构和公职体系中的关键人物，尤其是纽约市警察局和教师群体等各方利益。马姆达尼的前任，同样是进步派市长的白思豪，就深刻体会过得罪警察部门的后果。马姆达尼将不得不努力避免出现警察慢性罢工的局面。

至于马姆达尼的支出计划，则取决于财政政治。美国州级和市级的财政政治与联邦层面的财政政治截然不同。华盛顿的财政博弈毫无禁忌和边界，预算相对自由（赤字与借贷空间相对宽松）；而在州和市层面，预算平衡制度被严格执行，借贷必须与支出用途及资金来源紧密挂钩。马姆达尼的计划也遵循同样的原则。他提议通过以下方式为托儿服务扩容提供资金：对约9万名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纽约市民增收2%的所得税；以及将企业税率从7.5%提高到11.5%，与邻近的新泽西州保持一致。

在《雅各宾》杂志上，内森·古斯多夫的出色文章阐述了这场博弈的利害关系。

马姆达尼任期内，纽约的主要财政斗争可能并非发生在市级层面，而是在州级层面。今年夏天，华盛顿共和党多数派通过的财政政策直接影响着纽约州和纽约市。一方面，他们给予世界上一些最富有的人巨额的税收优惠；另一方面，他们大幅削减了联邦政府对州级社会项目的拨款，使得奥尔巴尼（纽约州首府）不得不面临两难选择：要么“提高税收（即使对大多数民主党人来说也是不可接受的），要么放任饥饿蔓延和医疗保险大规模缺失的双重社会危机”。因此，奥尔巴尼和纽约市需要携手合作，收回特朗普送出的巨额“礼物”，以此维持并发展日益成为城市体面生活基础的福利体系。正如古斯多夫解释的那样：

“托儿服务可能是财政上最有吸引力的提案，其年度成本预估在25亿美元到60亿美元之间，主要取决于对使用率和员工薪酬的预设值。租金冻结本身并不产生财政支出，但市政府需要补贴建筑维护，以防止那些不盈利的租金管制建筑年久失修。而通过借贷700亿美元建造20万套住房的计划，很可能通过包括长期债务在内多种机制融资，分摊到多年建设周期中，因此年度债务偿还成本可能会增加约30亿美元。

……所有这些成本都将由马姆达尼提出的增税方案来支付……该方案旨在每年筹集100亿美元。不可避免地，在提高税收以弥补《大而美法案》（OBBBA）对既有项目的冲击与提高税收为新项目筹资之间会存在冲突，但市和州的经济实力足以承受税收负担。挑战将是双重的：如何在相互竞争的进步政策优先事项之间平衡城市预算，以及……克服阻碍社会民主财政政策的反税收情绪。”

但如果马姆达尼能够证明，一位社会主义市长可以在不导致财政崩溃的情况下管理好美国最复杂的城市，那么他所实现的就不仅仅是提供免费公交，更将改写美国政治和经济可能性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