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欢迎来到「图说政经Chartbook」。这里是由知名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当·图兹（Adam Tooze）主理的Chartbook的中文版，经图兹教授本人授权。Chartbook是当今英文世界最具影响力的Newsletter之一，每周定期更新，用图表解读全球政经世界的激流与暗涌。　

与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罗斯福新政、撒切尔主义等历史民粹主义模型相比，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经济政策有何不同？图兹将其定义为“负和型民粹主义”——一种没有明确受益者、却以牺牲和破坏为代价的治理路径，关于“美国再工业化”的幻梦，恰恰说明美国政治文化与其社会现实的脱节。

本文英文版发表于2025年4月10日。

作者：亚当·图兹

译者：周天羽

责任编辑：高铂宁

随着特朗普那难以预测且极端的贸易政策撼动着世界经济，本周最基本的问题，正是现实政治分析中最经典的问题：谁从中受益？

正如吉莲·泰特（Gillian Tett）今早在《金融时报》上所观察到的：特朗普似乎不仅在进行一场经济实验，还在进行一场“令人着迷的文化实验”。

因此，关税对选民和金融家来说都是一场“诱骗销售”（注：一种常用于零售的欺诈手段，首先，商家会用“诱饵”吸引顾客，以低价宣传产品或服务；然后，当顾客准备购买该商品时，却发现该商品已售罄，于是商家便迫使顾客购买类似但价格更高的商品）。

去年，特朗普承诺让美国经济“再次伟大”。但他现在却告诉选民，他们必须接受“过渡性的”——即短期的——痛苦，以换取长期的利益。考虑到特朗普一贯的民粹主义姿态，这既出乎意料，又极具讽刺意味。

让这一观点更具说服力的是，我们几乎无法识别谁能真正从特朗普这场非比寻常的破坏性行动中获益。

我们通常将民粹主义区分为正和型与零和型两种。

正和民粹主义承诺，只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除了那被贴上“社会寄生虫”标签的极少数人外，所有人都可以变得更好。这就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所鼓吹的人民共同体的愿景。想一想该党名称中那些此前看起来自相矛盾的组合：

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

让这一公式成为制胜法宝的正是大萧条这一背景，大规模失业、工业破产、银行倒闭、农民倾倒农作物。在经济全面崩溃的背景下，1930年代一批富有冒险精神的新经济学家所提出的那种国家重建计划，至少在物质层面上能使绝大多数人口的处境得到改善。纳粹政权、日本帝国、罗斯福新政，甚至1930年代的英国都以各自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在纳粹政权中，犹太少数群体和那些被贴上种族和政权敌人标签的人群沦为受害者。但这只是出于政治目的，而非经济目的。这对该政权的国家复苏计划来说，在功能上并非必不可少。在1930年代末，对犹太人财产的“雅利安化”一度成为普遍现象，这是一种发生在巨大的充分就业繁荣期尾期的怪诞的廉价抢购狂潮。

当然，1933至1939年的增长热潮使德国企业获利颇丰。在收入分配层面，不平等加剧。但大多数德国人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改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纳粹德国提供了一种新的大众社会整合方式。历史学家大卫·申鲍姆（David Schoenbaum）谈到了第三帝国时期德国的“去无产阶级化”。

一种截然不同的民粹主义不仅没有消除社会分化，反而加剧了社会分化。它承诺以牺牲其他社会群体为代价来改善一个社会群体的生活。这类民粹主义既可以是左翼的，也可以是右翼的。

左翼民粹主义动员大多数民众反对精英阶层，发起一种再分配式的斗争。例如，它可能表现为没收财产或再分配性质的税收政策。

相比之下，右翼民粹主义则捍卫有产阶级秩序，反对“暴民”。如果左翼思想泛滥，他们就将责任归咎于外部煽动者。一旦这些外部势力被消除，人们自然会恢复秩序——这是右翼民粹主义的承诺。

右翼零和民粹主义的经典范例，便是第一次法西斯主义——1919至1922年间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政治运动。在1919至1920年被称为“红色两年（Biennio Rosso）”的左翼高潮之后，法西斯小分队毫不掩饰地充当了资产阶级反扑的暴力武器。他们殴打工会分子，杀害农业组织者，恢复了管理阶层对家庭和农场的控制。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这一案例与十年后希特勒的运动形成鲜明对比，值得深思。与1930至1933年的大萧条时期不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是在战后通货膨胀的背景下出现的。1917年至1923年这段时期，堪称欧洲历史上最后的革命性时刻。右翼民粹主义正是在这一时期证明了自己的价值。通货膨胀是典型的零和分配斗争：工人与工厂主、农民、食利者、养老金领取者的斗争。列宁称通货膨胀是溶解资产阶级社会的最佳溶剂，这并非没有道理。

这与1930年代初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魏玛共和国的最后阶段，纳粹党人和共产党人在德国各地展开巷战。但在大萧条的背景下，随着大规模失业和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日渐巩固，民众起义的时机已经过去。彼时的风险不在于工厂被占领，而在于工厂被关停。

即使在较为平静的时期，民粹主义也常常以再分配运动的形式出现。例如，在19世纪末，负债累累的美国农民动员起来，反对纽约银行家——后者想要捍卫硬通货体制和外国债权人的利益。最著名的是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曾猛烈抨击金本位制度，称其为“金子的十字架”。

如此说来，我们就回到了特朗普问题。我们该如何理解特朗普的政治经济学？

事后看来，对“特朗普1.0”最合适的描述或许是一种温和形式的正和型民粹主义。他在2016年赢得大选的背景，是人们对“长期停滞”（按照萨默斯的说法）的议论纷纷和制造业经历的一场小型衰退。从2017年开始，特朗普异常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加速了经济增长，助力恢复了近乎于充分就业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这也引发了与美联储“通货膨胀守门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与此同时，减税给高收入者带来了巨大的好处，而放松管制则有利于企业。特朗普的疯狂计划要么没有完全成熟，要么被“房间里的大人物”缚住手脚。我们不知道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会是什么样子。2020年的混乱局面使任何清晰分析都变得模糊。但与中国的紧张加剧，以及右翼的激进化，均为不祥之兆。

随着“特朗普2.0”的到来，我们将获得全部加载完成的版本。他在多个战线上发起攻势，咄咄逼人，不断扩大，并以极端的形式延续了2020年的政策激进化。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2025年的经济背景与2017年截然不同。尽管美国共和党滑稽地宣称经济疲软，但事实上美国经济增长强劲。劳动力市场紧张。市场欣欣向荣。就在这种“美国例外论”的情绪中，特朗普接连掷下了一枚又一枚炸弹。先是政府效率部门（DOGE），它至少是由一位上蹿下跳的商人领导的。现在是关税攻势。

特朗普对关税的情有独钟早已不是秘密。但他的贸易攻击范围之广仍然令人叹为观止。这或许可以被归入民族保护主义形式的民粹主义。但随着他的雄心逐渐显露，令人震惊的是这竟然如此这般带有个人色彩。特朗普重塑美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的努力，似乎完全缺乏分析家通常所说的“社会基础”。

如果我们把社会和政治看作是由分配性斗争主导的领域，那么保护主义通常就会被视为是特定利益集团反对外国进口的防御性要求，例如，欧洲农民曾要求保护他们免受北美廉价谷物的冲击。1980年代，美国汽车业因日本竞争的威胁而动荡不安。

这似乎是特朗普在想象中所回归的那个世界。他也确实在美国政治经济中最受冲击的部分找到连接点，比如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但事实是，在美国“适度国际化”的经济中——我们不应夸大其全球化的程度——对进一步贸易自由化或扩大外国市场准入的热情或许并不高涨。但也没有人大声疾呼全面保护主义，更不用说与中国完全“脱钩”了。

底特律的“三巨头”也没有吵着要中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贸易关系。美国的制造商也没有要求提高其进口零部件和原材料的价格，或让他们的出口机会陷入危险。美国农业企业严重依赖出口市场。华尔街没有兴趣放弃美元的超级特权。美国的全球化并非某种自由全球主义者的臆想。它的形成，高度符合美国企业的口味和利益。

所以你可能会说，特朗普实际上是个伪装成右派的左翼民粹主义者。他实际上是在为美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行动。但这种贸易政策的群众基础在哪里呢？

失业率其实很低。在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期间，美国的经济增速超过了其他所有发达国家。不到百分之十的美国工人受雇于制造业。在边缘地带，一些美国人可能更愿意在工厂上班，而非投身服务业。其中一些工作的薪酬和福利更为可观一些。但这取决于你为谁工作，以及在哪里工作。而且，制造业的增长，如果真会发生的话，大概率发生在非工会州。根本就没有任何群众运动在大声疾呼要求再工业化。

到目前为止，受损的主要是金融市场，但现在即将出现的滞胀将造成更广泛的损害。这不是所谓的正和游戏，也不是零和游戏，而是负和民粹主义。它是破坏，但承诺未来会有所建设。

正如卡姆（Cam）在我们昨天录制的播客中指出的那样，那个通过复兴制造业来打造的“更美好的美国”，表面上是大规模国家保护主义逻辑的终极目标，实际上却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特朗普式臆想的产物。

因此，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不仅仅如吉莲·泰特所言，是一场测试美国人是否愿意吞下这剂“苦药”的文化实验。所谓“再工业化的美国”——也就是号召美国人忍受痛苦所指向的未来乐土，本身就是一个奇异的、少数人抱有的幻梦，与绝大多数民众的现实生活与日常经验相去甚远。

当人们谈论牺牲的政治、“苦药”的政治时，很难不让人想起玛格丽特·撒切尔在19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英国的政治话语。或许这正是特朗普——一个1980年代风格的人——想象自己的方式。正如斯图尔特·霍尔等当代分析家所指出的，撒切尔也运用了一种复杂的社会想象机制。她凭借这种想象将一种新的现实召唤了出来。

但一旦说到经济政策方面，撒切尔和特朗普之间的对比十分鲜明：

撒切尔是在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动荡和阶级冲突背景下以一种零和右翼民粹主义者的方式展开行动的。她决心粉碎英国的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并将其斥为“内部的敌人”。她的这一计划赢得了英国中产阶级和部分工人阶级的大量社会支持。她通过一套复杂而现实的霸权战略赢得了更多支持，尤其是来自私有化政策的受益者。这剂苦药并非对所有人都是苦的。恰恰相反，痛苦和损失被精确地集中在少数人身上。终结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才是她的计划的关键所在。

当然，撒切尔也怀念辉煌的过去。她喜欢谈论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但她提出的经济未来是变革性的，拥抱结构性变革，并与强大的商业利益集团（尤其是伦敦金融城）紧密相连。

而这就凸显了特朗普计划究竟有多么不同寻常，并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否正如吉莲·泰特所言，特朗普正在从事一项新颖且出人意料的文化实验，向民众喂下“苦药”。而这个目标——一个再工业化的美国——本身又脱离了当前的社会现实。这是否又回到了近年来许多人得出的结论：

美国政治文化发生了一些变化，导致它的很大一部分与社会现实彻底脱节。结果就是，特朗普及其团队在美国经济上进行的这类“文化实验”已不再被否决。泡沫并未破灭。如今，疯狂已成为每个人的现实。

此情此景让人联想到的，不是苏联晚期的老人政治，而是苏联解体后1990年代那种疯狂迷乱的状态。

早在21世纪初，乔治·W·布什的一位助手就曾向罗恩·萨斯坎德（Ron Suskind）夸耀：

“我们现在是一个帝国，我们一旦行动，就会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现实。而当你还在研究这个现实——审慎地研究，正如你将会做的那样——我们又会再度行动，创造出另一个新的现实，供你们继续研究，这就是事情的运作方式。我们是历史的行动者……而你们，你们所有人，只能去研究我们所做的一切。”

俱往矣。当时他们正在谈论如何让伊拉克化为废墟。而到了2025年，当这个帝国正在解体，特朗普的海湖庄园（Mar-a-Lago）俨然成了“绿区”（Green Zone，伊拉克临时政府所在地）——那种狂乱脱缰的“重塑世界”冲动，如今回到了美国本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