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图兹:特朗普第二任期终结了我们所熟悉的世界
要跟上 “特朗普时代”的步伐,需要付出智力、情感和体力上的努力。

【编者按】欢迎来到「图说政经Chartbook」。这里是由知名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当·图兹(Adam Tooze)主理的Chartbook的中文版,经图兹教授本人授权。Chartbook是当今英文世界最具影响力的Newsletter之一,每周定期更新,用图表解读全球政经世界的激流与暗涌。
与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政府在意识形态上更为激进,我们所熟悉的世界,正在被迅速改写。图兹在本文中探讨了“智识派MAGA”思潮的崛起,以及其对传统职业经理人阶级(PMC)霸权的挑战。
本文英文版发表于2025年3月15日,刊发时有编辑。
作者:亚当·图兹
译者:王晓菲
责任编辑:高铂宁
经历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前七周半的震撼之后,我得出以下几点初步结论:
1
特朗普的首个任期显然仅仅是一段序曲。
对于美国的极右翼势力而言,这既是他们未能充分利用的良机,也是一段令人略感失望的插曲。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意外取胜后,震惊于自己的胜利,并在上任后迅速回归到了最为保守的治理状态,仅仅满足于推行减税政策,并寄希望于经济繁荣能够帮助他顺利连任。
2
2020年败选的打击、针对特朗普的法律行动、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派系在共和党内的主导地位,以及极右翼团体的预先布局,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特朗普及其阵营走向极端化。
3
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在其执政初期表现出高度的活跃性,但同时也伴随着极大的混乱。这种混乱的程度不仅远超前任拜登政府,甚至超过了特朗普的首个任期。
4
在特朗普阵营中,存在一派人士,他们倾向于一种技术官僚式的构想,即“海湖庄园货币协定”(据《金融时报》记者Gillian Tett),该协定实质上是拜登经济学与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等人所提出的后新自由主义“新华盛顿共识”的延续与升级。
这一构想源自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的观点——通过对流入美国的资本征税,来纠正美国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问题。
正如Tett所描述的:
佩蒂斯认为,这些资本流入并非仅仅是美国贸易逆差不可避免的有利结果,反而更可能成为具有破坏性的隐患。他指出,资本流入会推高美元汇率,助长过度金融化趋势,并导致美国工业基础空心化。这就意味着“资本已成为主导贸易流向的关键因素”,进而加剧了贸易逆差。因此,佩蒂斯主张对资本流入采取限制措施,例如征税。
六年前,民主党参议员塔米·鲍德温(Tammy Baldwin)与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Josh Hawley)联合提出了《促进就业与繁荣的竞争性美元法案》(Competitive Dollar for Jobs and Prosperity Act),呼吁对资本流入征税,并要求美联储实施弱势美元政策。该法案似乎被搁置了。
然而就在上个月,与副总统J·D·万斯(JD Vance)关系密切的保守派智库“美国指南针”(American Compass)宣称,通过对资本流入征税,未来十年内可能为美国增加2万亿美元的收入。随后白宫发布了一项名为《美国优先投资政策》(America First Investment Policy)行政命令,承诺"审查是否暂停或终止"1984 年的一项协定——该协定曾废除此前对中国资本流入征收的30%税率。
上述举措并未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因为特朗普当时正在通过其他议题,特别是关税问题,实施“信息轰炸”来分散公众注意力。但这一事件却让亚洲观察家感到不安,并可能促成了近期美国股市的下跌,因为一些投资者已经提前撤离。
正如Tett指出的那样:
佩蒂斯的观点似乎正深刻影响着部分幕僚,例如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以及副总统万斯(Vance)。这三人似乎倾向于通过一项设想中的“海湖庄园协定”(Mar-a-Lago accord)来重塑全球贸易与金融秩序,其战略野心远超1985年达成的“广场协定”(Plaza accord)。后者"仅"通过联合汇率干预实现美元贬值,而米兰所构想的“海湖庄园协定”可能包括重组美国债务,即迫使部分美国国债持有人将其所持债券转换为永续债券。
早在2024年11月的《伦敦书评》中,我将其称为"智识派MAGA"。该思潮的影响力仍有待观察。
5
Tett 指出,特朗普阵营周围的主要势力有四股:特朗普本人、民族民粹主义者(如斯蒂芬·班农)、技术自由主义者(如马斯克)以及支持MAGA的共和党国会议员。
目前还不清楚的是,究竟哪一股势力或者哪种势力组合最终能够占据主导。“智识派MAGA” 这股技术官僚势力在这些强大的集团中根基较浅,其中一些人可能反对资本流入征税的提议,特别是在股市如近几个月般持续低迷。
6
在特朗普联盟内部,更具意识形态色彩的各派力量能够联合起来的原因,与其说是基于某些具体的政策主张,不如说是出于对打破现状、追求自由的共同渴望。
正如朱迪斯·巴特勒所言,特朗普吸引支持者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他向许多人承诺了一种“右翼的快感”,即允许他们“自由地去仇恨,自由地去表达非理性”。
尽管我欣赏巴特勒的这一解读,尤其是她自信地指出特朗普言论的毫无根据性,但这仍然让我感到忧虑。
首要问题在于,“基于事实的我们”与“无视事实的他们”这种鲜明的对比,可能低估了推动拜登团队前进的深层非理性因素,这也是我上周末在359期中试图深入剖析的内容。
此外,将马斯克、班农或"海湖庄园协定"集团的激进主义简单归结为试图摆脱理性与证据束缚,实则有失公允。事实远非如此。
他们认为,理性已被本通讯的读者、巴特勒等人或克林顿和奥巴马时代的正统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错误地垄断了——这类人士对迈克尔·佩蒂斯的政策提案深感惊骇。他们正陶醉于我们对他们其理念荒诞性的震惊,把我们的震惊看作是他们自己主张的真实性的证明。
7
特朗普-MAGA运动所谓的“争自由”,与其说是在否定真理或理性本身,不如说是对职业经理人阶级(PMC)霸权的攻击,而后者是近几十年来声称垄断真理和理性的社会形态。
职业经理人阶级将对自身的攻击与对真理和理性本身的攻击混为一谈,恰恰印证了特朗普主义者的使命感。正如我在359期中所论述的那样,许多民主党领袖在面对自身政治项目的失败时,所采取的方式是如此的唯我,这应该引起警惕。
早在大选之后的2024年11月,我就提出了反PMC的主题。我为《外交政策》撰写了一篇关于这一主题的长文。我在本周的播客中再次讨论了这一主题。
正如我在播客中所说,“拜登经济学”可以被想象为PMC内部的一场角力,这场博弈既发生在美国精英大学真实的和想象中的研讨室里,也存在于华盛顿智库建制派(俗称“blob”)的办公室里,核心是围绕“新华盛顿共识”的条款展开争论。而MAGA 2.0将其激进化为一场关于PMC作用、其霸权机制及其常识的争斗。
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内刊之一,《经济学人》的反应很能说明问题。该刊素来不推崇拜登经济学,但套用他们一句话,可以说他们对特朗普第二任期最深恶痛绝的是,这是一届不讲理的人的政府,由不讲理的人管理,为不讲理的人服务。
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自从DOGE成立并开始攻击大学以来,这不再是纯粹的学术或智识问题。作为公务员、教师或大学学生,我们直接受到攻击。
8
特朗普是美国外交政策长期演变下的必然断点。拜登时代打着 “为中产阶级制定外交政策 ”的旗号,试图打造一个支持美国全球主义的新多数派,但这一努力失败了。
特朗普无疑已经着手打破“华盛顿建制派”的传统。但其结果与其说是任何批判性反思或改革计划,不如说是是一系列怪诞的政策拼盘:从提议对加沙进行种族清洗,到疯狂地背弃乌克兰转向俄罗斯,再到放言吞并加拿大和格陵兰岛,以及“收回”巴拿马运河。
如果自由主义的霸权已经失去号召力,那特朗普的应对之道,似乎是把美国民意重新聚拢在一种赤裸裸的帝国主义之下——这种帝国主义上一次登场还是在19世纪末。
去年11月,我在新学院(The New School)的讲座中批评了“过渡期(interregnum)“的概念,并设想了几种可能塑造未来的、失控的权力形式与政治传播方式。
我曾设问,如果我们摒弃从19世纪和20世纪社会理论中继承下来的传统历史观,权力和政治传播将呈现何种形态?我提出了两种可能性:超能动性(对行使权力的疯狂想象)和虚无主义(陷入空洞和语无伦次的言论,关于特朗普和拜登打高尔夫球的总统辩论就是例证)。

去年11月,当我思考“超能动性”, 脑海中出现的例子之一是自2023年以来一直在流传的重建加沙的超现实愿景。不久后,网络上出现了AI生成的 “特朗普令加沙大放异彩 ”的怪诞愿景,特朗普还对其进行了转发。

它毫不掩饰地颂扬那种自恋的、帝国主义式的男性气概。这是可悲者版本的《白宫风云》,总统喜欢它也不足为奇。
9
我和其他人一样,不知道该如何结束这段感想。而这一点本身似乎就很重要。
我们不知道制衡机制能否发挥作用。民主党似乎在祈祷经济会出现衰退,这样他们就能夺回众议院的控制权。当然,他们似乎并不打算利用国会从中作梗,而如果换作共和党肯定会这么做。
反特朗普的人群,如今陷入了末日刷屏(doomscrolling)、无效的抗议以及听天由命般的消极退出之间的挣扎之中。而后者的选择,只有那些享有一定安全保障的人才能做到。你可能会说: “你怎么能说这是我们所认知的世界的终结?生活在后‘过渡期’的世界——一个多重危机交织的世界——不正是这样吗?”
我只能表示同意。不过,我想补充的是,这些术语并不是作为固定的描述或速记答案,而是提醒我们每天都要面对新的、具有挑战性和难以想象的现实。这很痛苦。
要跟上 “特朗普时代”的步伐,需要付出智力、情感和体力上的努力。对安稳的终身教职员工尚且如此,更不用提那些被解雇的公务员、受到恐怖主义指控威胁的抗议者,以及面临驱逐的移民了。
为了向那些现在还没有身处险境的人传达这种感觉,我想到的比喻是:没有尽头的不确定性和恐惧。
我不禁想起2020年,那时候特朗普政府走向失控边缘,疫苗还没问世。尽管一切都显得无比灰暗,那毕竟是他第一个任期的尾声,临床试验也已经展开,民主与科学似乎还能够拯救我们。而今天,这才刚刚是他第二个任期的开始——而这一次,他们关闭了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