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图兹：全球化之后的世界经济未来

【编者按】欢迎来到「图说政经Chartbook」。这里是由知名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当·图兹（Adam Tooze）主理的Chartbook的中文版，经图兹教授本人授权。Chartbook是当今英文世界最具影响力的Newsletter之一，每周定期更新，用图表解读全球政经世界的激流与暗涌。

二战之后建立的国际经济学往往将世界经济构建为由各国经济体组成的“乐高积木式”模型。时移世异，这种构想是否还符合现实图景？图兹提供了一个新的比喻，供读者想象一个缺乏清晰形状与结构的未来世界经济。

本文英文版“Chartbook 413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beyond globalization - or, thinking with soup.”发表于2025年10月12日。

作者：亚当·图兹

译者：曹茗然

责任编辑：高铂宁

今年是1945年二战结束的八十周年。在我们当下所经历的动荡之中，人们很容易既回望过去，又远望未来，以此寻找标的。

上周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了一场纪念“1945时刻”的会议，作为会议的最后发言者之一，我被要求就“世界经济的未来”这一主题发表十五分钟的讲话。

怎样才能让这样一个平淡无奇的题目变得生动？

正是这种“平淡”，让我产生了一种眩晕感。如今谈论“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你是否真正知道我们正处于怎样的时刻？这个“现在”的未来又是什么？那个未来之中，是否还包含我们熟悉的“世界经济”这一概念？

为了应对这种眩晕感，不妨先列出一些关于“未来”的相对可预测的趋势。

一个简短而相对可靠的清单或许包括以下几点：

在任何合理的时间范围内，欧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都可能会继续下降。

在短期内，尽管美国的制度结构正在恶化，美国经济仍很可能继续发挥超常的影响力。美元的广泛使用赋予了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以巨大分量。美国的创新引擎依然强劲——最近的科技与人工智能热潮便是明证。

这一势头能否在可预见的未来持续下去？尽管有“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和法治的侵蚀等现象？我坚信是可以的。认为资本主义必须建立在完善的法治和可预测的治理之上，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韦伯式幻想。经历了脱欧、乌克兰战争、特朗普第一任期、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后，我们理应抛弃那种自由秩序一旦受扰世界就会崩塌的观念。

全球生产中心很可能继续向亚洲转移。有人认为我们已经见证了“中国巅峰”，但我不会轻易下注。

未来几十年最大的未知数是非洲大陆。鉴于其惊人的人口增长趋势已基本确定，再把非洲排除在世界事务的边缘将越来越说不通。因此，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问题是：非洲是否会出现足够多有规模的经济体，找到可行的增长模式？如果不能，未来是否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绝对贫困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那迅速增长、年轻化的人口之中？这又将如何影响全球政治、人权观念等？这无疑是一个“意料之中的问题”，但我们尚无答案。

过去十年，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普遍呈现民族主义倾向，有时出于民粹主义驱动，有时出于战略利益考量。这与1990年代以来主导政策逻辑的全球化思维形成了鲜明对比。显然，全球化作为主导意识形态已经结束。然而，尽管人们时常谈论脱钩、去风险、碎片化，其对全球经济主要流动的实际影响目前仍然有限。在这个庞大、价值33万亿美元的全球贸易网络中，存在大量问题，但同时也存在许多复杂性，从未被全球化这种简单叙事充分捕捉（详见下文）。

宏观经济政策——财政与货币政策——依然有效，而且决策者的运用能力比过去更强。无论是2008年还是2020年，世界都成功避免了灾难性的崩溃。因此，大规模金融危机再度引发类似1929–1933年的全球性崩溃的可能性并不大。

这些因素，很可能构成未来十年乃至更久世界的基本特征。

然而，当我以这种方式发言时，我也意识到自己正在进行一项高度保守的思想活动。我依旧在将二十世纪的宏观经济范畴——一套诞生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权力／知识结构——延伸至二十一世纪。

经济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领域，但我们常用于讨论世界经济的那一套学说，仍是所谓的国际经济学。顾名思义——inter-national economics——它诱使我们将世界经济想象为由若干相对独立的国家经济体组成的体系，这些经济体之间通过贸易与资本流动相互联系，并通过国际收支来衡量。其中的“inter”正是指这些国家之间的连接部分。

可以说，这是一个乐高式的世界经济观，由若干大的国家积木与较小的积木拼接而成的整体。与此同时，这些基本构件保持着自己的形状：既各自带有标签，如美国经济、中国经济、比利时经济等，又在分析上被视为通用单元。例如，IMF关于德国的报告使用的分析范畴与关于印度尼西亚的报告几乎相同。

来源：dirkb8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世界银行等机构所进行的大部分标准报告与预测，都是基于这种将世界经济视为大小不一的国家经济体总和的模型。这并不意外。即便这些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后来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在战后建立之初，其实是联合国体系的经济与金融对应物。

要让世界经济的未来这一平淡的题目更具历史性，我们或许应当问：到了2025年，这种乐高积木式的世界经济模型是否仍然可信？

一个摆脱二十世纪中叶范畴的世界经济应如何被想象？后战后世界经济又究竟会是什么样的？

事实上，这种二十世纪中叶的“乐高拼图”式世界经济观，并不是唯一的历史视角。

早期近代史学者们会告诉你，在更早的时代，人们对全球主义有着截然不同的想象——那些想象围绕着印度洋的航海网络，或丝绸之路那条纤细的陆上纽带。

“世界经济”（德语：Weltwirtschaft）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十九世纪末德语世界经济学家的辩论中。当时，一派学者试图用地图等图像化工具来描绘一个世界经济有机体；另一派则关注帝国竞争所产生的制度与结构。这种思维语境与提出“世界政治”（Weltpolitik）和“世界大战”（Weltkrieg）概念的是同一批人。而更严格的新古典学派则拒绝这些实质性的世界经济概念，转而关注价格体系网络这一更抽象的层面。

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构想的世界经济，是由那些被“硬化”的国家经济体组成的，这种形态在十九世纪末其实尚未存在。构成战后秩序的乐高积木，是在战间期的危机与二战的战时经济中被压制成型的。

然而，你可能会问，难道我们不是已经离开了那个世界了吗？难道我们不是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国家经济的边界不是已经被打破了吗？

确实，最迟到1980年代，随着贸易与资本市场新一轮自由化浪潮的兴起，1940年代那种由各国经济体拼合成的世界观就受到了巨大压力。正如让·皮萨尼-费里（Jean Pisani-Ferry）最近提醒我们的那样，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工程也在1980年代随之进行了调整。

事实上，早在1970年代，关于跨国公司角色的辩论就已开始，并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UNCTAD）等机构延续至今。19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引发了对国际经济学充分性的深刻反思。到了2000年代，即便在经济学正统核心内部，也开始出现对世界经济的真正构成这一问题的根本性再思考。正如国际清算银行（BIS）的申铉松（Hyun Song Shin）在一系列经典论文中指出的那样，世界经济开始被重新设想：一方面是由国家经济岛屿（乐高积木）组成，另一方面又越来越像一张相互嵌套的私人资产负债表网络。

申铉松的这一比喻最初是为了剖析2008年爆炸式膨胀的银行体系，但它同样适用于对更广义的全球化及其复杂供应链的描述。大量全球贸易虽然跨越国界，但实际上发生在大型跨国公司内部或它们之间。申铉松的视角，代表着一种根本性的思维转变，也是我一次又一次回到的核心问题。

（相关阅读：Chartbook 198 Globalization: The shifting patchwork）

事后来看，那种将世界经济想象为一个庞大、互联、私有化的网络体系的愿景，不仅仅是一种复杂的统计描述，更是一种关于世界应当如何被组织起来的积极模型。这一模型在2008年进入了危机阶段。事实上，可以说，正是通过那场危机，我们才得以像申铉松等学者那样清晰地看见这种体系的本质。

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当被问及世界经济的未来时，一种基本的回应方式将其重新表述为关于这种网络化视角的未来的问题——我们是否认为，世界经济作为一个由私人资产负债表交织而成的网络，将在21世纪持续存在？无论它是作为全球生产的现实基础，作为历史发展的合理目标，还是作为一种规范性的理想模型。

21世纪前四分之一世纪中最具讽刺意味的现象之一，是中国经济的成功。它并未赋予资产负债表网络模式新的生命，反而复活了某种1950年代式的国家经济体模型。

1.中国的外汇管理制度，就是一种典型的“战后管制”（1940–1950年代）的遗产，而这种体制欧洲和美国早在1970–1980年代便已放弃。正是在这种有外汇管制和汇率目标的体系下，人们会重新担忧外汇储备、资本外逃等问题。

2.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国内一体化，而非出口或全球化。

3.中国越来越自觉地把自己塑造成强有力的国家产业政策的倡导者，例如“中国制造2025”。

然而，这一切并非理所当然。在2000年代，中国似乎只不过是被整合进西方资本主义相互嵌套的资产负债表和供应链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而到了2010年代，随着重新确立民族主义的政治控制体制与国家经济政策，并在2020年提出“双循环”战略后，中国的国家经济重新得到巩固。持续的反腐运动更使对这一体制的忠诚成为中国商界精英的生存前提。

这一趋势又被中国与西方经济体关系的日益紧张所强化。讽刺的是，在美国和欧洲，国家经济模式同样因“中国冲击”而在经济政策话语中复兴。美国甚至直接引用1940年代的语汇，如“租借法案”以及“作为民主兵工厂的美国”。

因此，我们不得不思考：世界经济的未来，是否将要回到20世纪中叶的模式？如果真是如此，那将很可能是一段充满挫折与失落的过程——正如拜登政府已经充分展示的那样。

每个光脚踩过乐高积木的人都知道，积木虽小，却异常坚硬。这是因为拜耳公司在1950年代末研制的塑料配方，以及积木内部的精巧设计。

来源：布莱顿玩具与模型博物馆（Brighton Toy and Model Museum）

要重建一个如20世纪中叶那样坚固的国家经济体，需要合适的材料和内部结构。而这两样东西在21世纪的西方早已不复存在。自从沃尔克冲击和1990年代的全球化浪潮之间的岁月以来，欧洲和美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已经被掏空。当代的时代特征在于：我们见证了20世纪中叶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却失去了曾经定义20世纪中叶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力量平衡。

无论2008年还是2020年的宏观政策实验多么宏大，它们都没有任何法团主义的制度基础。所谓绿色新政、重建更好（Build Back Better）甚至《通胀削减法案》（IRA）的愿景，其实都是试图重新创造出过去那种推动宏观政策的社会力量格局。

曾经支撑国家经济体的关税利益集团政治如今已荡然无存。在2025年的美国，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几乎完全脱离利益集团逻辑的奇异景象，关税政策完全取决于总统个人的意愿。

如果未来既不是复古的国家经济体制，也不是1990–2000年代那种由私营部门资产负债表交织而成的全球经济体系，那么它又将是什么？我个人的猜测是：一种不均衡、碎片化的全球性，一种可以用“超越全球化的全球状态（globality beyond globalization）”来描述的局面。

该如何想象这样的世界？它既不是一个个孤立的岛屿，也不是一张完美的网络，而是由若干较为连贯的经济块体、一些交织的网络线条，以及数以亿计流动、无根的个体与小资本所组成的混合体。

这是一个我思考已久的问题。去年冬天，我在手术康复期间，重新整理了两篇旧作。

（相关阅读： Chartbook 339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of what? How do we relate global dollars and global cocoa? 和 Chartbook 340 Against synecdoche! … A plural taxonomy of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这两篇文章的核心问题是：我们应如何去想象这种不平衡且相互结合的发展？当我们超越诸如“金融化”这样的简化词汇后，又如何理解一个缺乏清晰形状与结构的世界经济？

何不尝试这样去想象未来世界经济的形态：既不是由坚固积木整齐拼合而成的整体，也不是由相互嵌套的资产负债表编织成的网络，而更像是一碗浓稠的杂烩汤，或是一碗馄饨汤面。

在这碗汤中，一切都漂浮在由流动资金与流动劳动力构成的粘稠液体里。偶尔会有一些可咬的营养块——科技体系、知名品牌、制度性实体；面条般的部分象征着网络；而某处则会出现一块真正的高价值的肉——例如一个石油国家，或像纽约这样的世界城市；甚至还有馄饨——那些内外结构分明、有一定组织的单元。

虽然把世界经济想象成一碗馄饨汤面听起来奇怪，但相比回到乐高式国家经济或追求全面超级全球化，这种图景反而更为可信。

但我们还可以继续推敲这个比喻：这碗汤盛在什么容器里？如果假设它有容器，那就已经失去了意义。因为真正赋予世界经济形状的，正是那个容器——无论它是生态环境的边界、政治体制的框架，还是地缘秩序的外壳。那么，如何想象没有容器的汤？那将是悬浮、脆弱、却极为现实的景象。

想象我们的处境：这碗汤正漂浮在空中，从一个地方倾泻到另一个地方；或洒落在光滑的桌面上，凭借自身的黏稠度暂时保持形状，随后又缓缓流向边缘。你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最先滴落的，永远是那最稀薄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