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现象世界」（Phenomenal World）是一份专注于政治经济学和全球转型的国际出版物。2025年1月，「现象世界」正式启动它的中文专栏，与「图说政经Chartbook」的中文平台合作发布。这是「图说政经 X 现象世界」合作专栏的第（四）篇。

巴拿马运河，这条贯穿美洲大陆的水道，自建成以来一直是全球贸易的关键节点，同时也是大国角力的舞台。1999年以来，巴拿马深陷以过境运输为导向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带来了经济增长，却加剧了区域和阶层的不平等。本文回溯了运河的殖民历史、美国的长期掌控及其移交后的经济变迁，探讨了巴拿马如何依赖“过境主义”发展模式，并分析了特朗普政府近期对运河控制权的威胁。在穆里诺政府面临国内经济困境和国际博弈压力的当下，巴拿马能否真正掌控自己的命运，仍是一个未解之问。

本文英文版于2024年2月27日发表于政经网站“现象世界”（Phenomenal World），刊发时有编辑。

作者：卡米洛·洛佩斯（Camilo Lopez）、达尼洛·里维拉（Danilo Rivera）

译者：朱华辉

责任编辑：高铂宁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他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宣布：

“中国正在运营巴拿马运河。我们没有把它交给中国，我们把它交给了巴拿马，而我们现在要把它拿回来。”

自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多次扬言要“拿回”运河。这是他推动美国重返扩张主义鼎盛时期的企图的一部分，其时巴拿马曾是关键的新殖民主义前哨。

如今，全球5%的贸易要经过巴拿马运河，它是连接144条国际航线和全球1700个港口的重要节点。美国超过40%的集装箱运输依赖这条水道，而从1914年运河建成到1999年12月31日，美国一直控制并运营着这条运河。在这之后，1977年签署的《托里霍斯-卡特条约》生效，从此运河的控制权移交巴拿马当局。

特朗普的威胁加剧了中美洲地峡持续的政治动荡。在腐败丑闻和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引发数月的大规模抗议后，2024年5月巴拿马的最新选举周期以何塞·劳尔·穆里诺（José Raúl Mulino）的胜利告终。穆里诺在其竞选搭档、前总统里卡多·马蒂内利（Ricardo Martinelli）因洗钱被定罪后参选总统。

在马蒂内利2009年至2014年的任期内，巴拿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为8%，是近年来最高的增长率之一，这主要归功于与运河扩建项目相关的建设热潮。对这段经济增长的记忆似乎深深地印在巴拿马选民的脑海中，尽管马蒂内利面临法律纠纷，他们仍支持他竞选连任。

然而，未来的道路仍不明朗。尽管穆里诺承诺“让你的口袋里有更多钞票”（“Más chenchén en tu bolsillo” ），但他几乎没有提出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政策。在上任八个月后，穆里诺面临一系列巨大挑战。他的政府需要重振遭疫情重创的经济，同时还要应对高失业率和财政赤字，以及最近美国对运河施加压力和特朗普大规模驱逐移民议程的实施带来的困境。

在本世纪初将运河的控制权移交给巴拿马人时，美国官员警告说，这条水道的经济状况将会恶化。然而，恰恰相反，巴拿马经历了历史性的经济增长，但也因此深受地区和收入不平等加剧之苦。如今，该国86%的GDP集中在运河周边的三个省份——巴拿马省、西巴拿马省（Panamá Oeste）和科隆省（Colón）。

在过去的二十年，运河的经济意义强化了巴拿马以过境运输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共识，学者们称之为“过境主义”（transitismo）。 这一共识描述了一种飞地经济，其运作以全球商业需求为导向，并建立在对领土主权的逾越之上，因为运河的建设和管理由美国主导。【1】

过境主义早已超越了运河本身，扩展到包括港口系统、航空运输枢纽、方便旗船舶注册、低税收的投资体制以及银行服务等一系列资产。尽管实行国家控制，这一模式仍然催生了一种二元经济结构：在运河辐射范围内的生产性和高收入活动和以低生产力与较差的劳动环境为特征的农村得以并存。

巴拿马位于美洲大陆的中心，处于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最狭窄的地带，因此该国长久以来都有着为满足资本积累而促进商品和自然资源流通的“历史使命”。对过境导向资产的国家控制权的斗争，塑造了巴拿马在整个20世纪和21世纪的发展历程，尤其是考虑到国内政治和经济精英对美国立场的变换。借助过境主义模式，我们可以将巴拿马地峡理解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该体系自殖民时代以来一直将殖民地置于帝国都会的利益之下。【2】

如今，随着巴拿马的主权再次面临挑战，这一发展模式易受全球贸易和地缘政治争端波动影响的缺陷暴露无遗。

飞地的形式

与西班牙帝国的其他边缘地区不同，巴拿马历史上一直由致力于商品贸易的商人阶级主导。19世纪，横贯大陆的铁路建设成为这一经济的关键命脉。

随着1849年在加利福尼亚旧金山湾发现金矿，这条铁路旨在连接加勒比海岸和太平洋。铁路建设持续到1855年，这也标志着美元开始在巴拿马流通，因为它是乘客和铁路工人使用的货币。美元的突然流入刺激了针对铁路用户的服务业发展，使美元在巴拿马的使用常态化。

这条铁路还具有战略意义，因为美国试图阻止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帝国竞争对手在美洲大陆的投资。与此同时，美国人希望发展自己的制造业。因此，从一开始，过境主义模式就与世界的帝国竞争紧密关联。

随着时间的推移，巴拿马的商人派系与城市地主和农村土地所有者结盟。

1903年，这些商人精英在向美国授予地峡中心土地以修建水道的问题上与哥伦比亚土地所有者产生了分歧。巴拿马从哥伦比亚分离出来，正式确立了与美国的不平等关系，并成为一个民族国家。1903年的《海-布诺-瓦里拉条约》（Hay-Bunau-Varilla Treaty）将巴拿马运河永久授予美国，使该国成为事实上的新殖民主义保护国。美国以一次性支付1000万美元的价格控制了该国中心约30公里的腹地，不包括巴拿马城和科隆。这笔初始付款中有一半来自摩根大通在纽约的房地产投资。任何被认为对运河维护和安全必要的额外领土也被授予了美国。巴拿马放弃了对运河区、子公司及其员工的征税能力。作为交换，美国政府同意从1913年开始支付每年25万美元的永久租金。【3】

1904年的货币公约进一步确立了美元作为（巴拿马）法定货币的地位。美元的流通降低了美国的交易成本，而由于哥伦比亚在1899年至1902年间经历了恶性通货膨胀的危机，为了避免陷入通胀螺旋的风险，巴拿马放弃建立自己的中央银行。【4】新共和国1904年的宪法认可了美国的干预主义，授予美国在必要时干预当地事务并确保宪法秩序的权利。与此同时，巴拿马的独立使统治阶级获得了该国海关的控制权，而此前这一权力由哥伦比亚政府掌握。因此，国家的奠基框架以及美国在运河区周围建立的商业和服务网络，限制了统治阶级利用这条跨洋水道、房地产和公共财政管理的能力。

1914年运河建设完成，进一步加深了对世界市场和美国利益的依赖。税收从1918年至1920年的平均600万美元跳涨到1926年至1932年的平均900万美元。其中约9%的增长来自运河周边的租金和对纽约房地产市场的投资。【5】

然而，统治阶级之间的联盟——通常基于强人领袖的庇护主义体制——在整个20世纪逐渐分裂。大萧条等经济危机时期引发的矛盾最终使统治阶级在对这一跨洋航运路线的利用策略上变得多样化，还包括重新议定运河区的保护主义措施，比如领土实体之间的贸易、运河区及其相关产业的税收，以及开发美国跨国公司拥有的土地。

与此同时，经济增长时期，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加剧了要求结束美国占领的反帝情绪。1945年，运河区占国家GDP的21%——战争繁荣巩固了国内生产性资本，尤其是建筑行业。【6】 

随着美国与战争相关的军事行动的结束以及商业船只尺寸的变化，运河的过境量大幅下降，并导致战后的经济衰退。美国不愿意扩建运河以适应新船只的尺寸。为了弥补城市土地所有者由于不再向军方出租土地所造成的收入损失，科隆自由贸易区于1948年成立。到1950年，作为更大运河区的一部分，贸易区占国家GDP的8%。

1955年的《雷蒙-艾森豪威尔条约》（Remon-Eisenhower Treaty）重新议定了运河租金，增加进口替代并鼓励内部市场的发展。这些措施取得了成功：到1960年，巴拿马的内部生产占食品消费总量的86.9%，总投资增长了13.6%，GDP的25%用于资本形成。从1960年到1965年，机械投资翻了一番。到60年代末，支出每年增长超过20%。【7】统治阶级之间的联盟主要依靠美国对运河区的控制来维持，这为整个世纪的军事干预提供了理由，也使精英阶层利用运河的策略实现了多样化。

金融政变

过境主义成了围绕运河区控制权以及美巴关系争议的根源，并对巴拿马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1968年，曾两次担任总统的亲纳粹分子阿努尔福·阿里亚斯（Arnulfo Arias）赢得总统选举后，国民警卫队发动政变，重组了以过境运输为导向的共识。阿里亚斯在就职11天后被军事领袖奥马尔·托里霍斯·埃雷拉（Omar Torrijos Herrera）取代，后者监督了这一发展模式的重组，使全球金融更积极地融入飞地结构。托里霍斯政权不仅制定并实施了一部新宪法——这部宪法至今仍然有效——还于1970年监督了国际银行中心的建立，以及1977年《托里霍斯-卡特条约》谈判的成功。

美国《银行控股公司法》（US Bank Holding Company Act）的早期修正案允许美国银行服务向国际市场扩展，以与二战后形成的欧洲市场竞争。根据经济学家阿诺德·C·哈伯格（Arnold C. Harberger）的建议——他也是“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的奠基人之一——托里霍斯政府决定建立国际银行中心以应对这些变化，通过银行服务出口促进资金流通。国际银行中心的建立进一步强化了巴拿马对世界市场的依赖，而美国银行控股公司成为最后贷款人，取代发行机构为国内市场提供流动性保障。【8】

国际银行中心成立后，经济立即有所增长，但幅度有限。直到1973年，GDP的年增长率达到6.5%，但在1974年石油危机爆发后，增长率降至2%。经济衰退并不均衡：虽然制造业、建筑业和商业部门的年增长率下降，但银行和金融部门却显著增长。为应对全球衰退，托里霍斯政权推出了1976-1980年国家发展计划，积极将银行和金融部门纳入过境主义发展模式。

这造成了巨大的变化：1960年，巴拿马只有5家银行；到1984年，这一数字增加到122家。这一结果标志着帝国利益与占据统治地位的商人阶级之间的妥协，这一共识也支持了托里霍斯政权。在区域层面，国际银行中心的创立对21世纪初拉丁美洲经济的跨国化至关重要。【9】

重要的是，《托里霍斯-卡特条约》规定，运河及其运营权将于1999年12月31日移交给巴拿马当局。通过这些条约，包括运河区在内的整个领土的国家主权终于得到承认。协议内容包括逐步用巴拿马运河管理局（Panama Canal Authority）（一个自治性的法律实体）取代美国公司巴拿马运河委员会（Panama Canal Commission）。属于运河区的土地和基础设施，如铁路和港口系统，也被归还，但那些被认为对运河区军事防御具有战略意义的设施除外，其中一些设施的移交有所限制，例如史密森尼博物馆（the Smithsonian Museum）及其附属机构。巴拿马默许了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和防御协调，以确保运河在战争与和平时期的中立和安全。

1981年，托里霍斯在一场飞机事故中突然离世，这促使军事实力人物曼努埃尔·安东尼奥·诺列加（Manuel Antonio Noriega）崛起，他于1983年至1989年以实际独裁者的身份统治巴拿马。诺列加最初是美国的关键盟友，曾协助支持尼加拉瓜的反桑地诺势力，并推行经济自由化措施，使巴拿马经济暴露于更大的市场脆弱性之中。

但到1988年，诺列加与其他国家的交易导致美国改变了立场，随着运河的移交前景日益逼近，北方大国试图推翻这位独裁者。同年，美国指控诺列加政权参与毒品走私，并对巴拿马经济实施了严厉制裁，包括冻结巴拿马国家银行持有的资产、取消巴拿马产品的进口配额、暂停巴拿马运河委员会的给付，并禁止美国公民和公司从事与巴拿马政府的生意往来。【10】由此引发的流动性危机导致了巴拿马经济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收缩。1988年，GDP暴跌13.5%，失业率升至16.3%。【11】

1989年12月20日，美国发动了“正义之师行动”（Operation Just Cause），军事入侵巴拿马城。美国以1977年签署的《巴拿马运河永久中立和运营条约》（作为1977年《托里霍斯-卡特条约》的一部分）为由，为这一进攻行动辩解。美军在14小时内每两分钟对巴拿马首都投掷一枚炸弹，造成至少3000人死亡，6000人受伤，此外还有数以千计未被承认和失踪的受害者。诺列加政权的残酷终结开启了过境主义发展模式的新阶段：跨洋运输航线很快将处于巴拿马的控制之下。【12】

不均衡的增长

根据1977年条约，巴拿马从2000年开始对运河形成完全控制，这一分水岭时刻标志着过境主义发展模式中最关键的资产被纳入巴拿马的国家经济结构。在20世纪，统治阶级与美国的斗争塑造了以过境运输为导向的共识，双方就运河如何为国家发展项目做出贡献进行了谈判。

在运河移交后，首要问题变为宏观经济管理。巴拿马对运河的控制与其他过境经济资产的整合——港口系统、航空运输系统、方便旗注册制度以及低税收投资体制——奠定了巴拿马21世纪高经济增长。运河及其运营活动可以直接服务于国家发展，迅速推动了运河扩建所需的公共与私人建设。世纪之交过后，巴拿马是该地区最具活力与吸引力的经济体之一（见图1）。

然而，经济增长无法扭转国内市场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在建设繁荣期，与中国及美国的贸易占运河过境量的80%。即便国家掌控了过境发展模式，国内稳定仍旧依赖于运河辐射区带来的税收。【13】

在行业层面，推动经济增长的活动与运河密切相关——建筑、金融中介、商业（尤其是在科隆自由贸易区）、运输、仓储和通信行业的表现远远好于农业、制造业和自然资源开采行业（见图2）。尽管国民经济的产业构成和演变为一小部分人口带来了利润，但总体上却深化了结构性不平等。 增长最低的行业恰恰是雇佣了该国大多数工人的行业。

以过境运输为导向的发展模式也加剧了区域不平等。 根据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CEPAL）的最新研究，巴拿马是拉丁美洲人均GDP区域差距最大的国家。巴拿马省和科隆省等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相当，而该国其他地区，包括达连省（Darién）和博卡斯德尔托罗省（Bocas del Toro），人均收入水平则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相当。

在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生产的增长带来了收入的趋同，但在巴拿马，区域人均收入差距却趋于扩大。这是该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结果，【14】这一结构阻碍了运河过境区以外省份的发展，【15】并对该国的政治潮流产生了重要影响。

银行业和特殊经济区作为飞地经济运作，仅围绕运河开展业务，并与劳动人口相隔绝。低税收的生态系统限制了国家可用于支持农村更公平发展的资源。巴拿马一直以来饱受高贫困率、公共服务不足、教育体系薄弱、严重的制度性低效、政府透明度缺乏以及劳动力不稳定的困扰。尽管为私人资本提供多重税收优惠的投资体制雇佣了一批高素质的专业人士，但这些制度并未惠及人口整体。巴拿马以过境运输为导向的共识也许维持了几十年来的经济增长，但也生产出这种双重现实。【16】

在2009年之前，巴拿马主义党（Panameñista Party）和民主革命党（Democratic Revolutionary Party）在美国入侵后的近二十年里轮流执政。尽管宏观经济指标表现良好，但增长的红利不足以解决该国的结构性问题（图4）。

日益拉大的增长差距为民主变革党（Democratic Change）创始人里卡多·马蒂内利（Ricardo Martinelli）提供了政治机遇。马蒂内利利用巴拿马民众对“传统”政治精英的不满情绪，以超过60%的得票率赢得了2009年大选。

在马蒂内利的五年任期内，经济以该国历史上空前的速度增长，这为巴拿马赢得了多边组织和国际媒体的赞誉。GDP以每年8%的速度增长，这是巴拿马有史以来以五年任期为周期的最高水平。同样，失业率降至4.1%的历史性低点。

然而，尽管宏观经济指标表现良好，该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依然稳固，与持续存在的以过境运输为导向的发展模式紧密相连。

马蒂内利政府继承下了良好的公共财政状况：2006年至2008年期间，税收收入实现了盈余，考虑到全球衰退的背景，这显得尤为特殊。2009年，债务与GDP的比率仅为40%——这是该国所有政治转型时期的最低水平——这使得公共支出得以迅速大幅扩张。马蒂内利政府采取了顺周期的财政政策：随着GDP的增长，政府支出也随之增加，甚至导致财政账户开始出现亏损。为了弥补赤字，公共债务不断增加，最终达到182.3亿美元，占GDP的37%。政府的大部分基础设施投资以“交钥匙”项目的形式实施，仅在建设开始后才支付费用。这使得政府能够将债务转移到未来，从而在总统任期内减轻国家财政的压力。【17】

在大宗商品繁荣推动中国、拉丁美洲和美国之间贸易的背景下，巴拿马的建筑业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2009年至2014年间增长了155%，年均增长率为21%，是整体经济增长率的三倍。

到2006年，巴拿马运河的扩建引发了公共和私人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热潮，包括巴拿马城地铁、大西洋入口运河大桥、医护中心、巴拿马城滨海大道的第二和第三期工程，以及多条高速公路。在私营部门，公寓楼、摩天大楼、购物中心和办公楼逐渐遍布城市。建筑业对GDP的贡献从2009年的9.7%上升到2014年的17%，占五年任期内经济增长的近三分之一。【18】

其余人口也感受到了显著的意外好处：失业率和非正规就业率降至历史低点；信贷和融资渠道大幅增加，【19】通过现金转移支付，社会保护计划得到了实施。【20】劳动力市场的加强和社会保护的增加提高了最弱势群体的收入，但国民收入分配仍然极度不平等，基尼系数超过50点。尽管马蒂内利执政末期政府财政账户恶化、政府面临腐败指控，且国家不平等经济结构加剧，但这一时期仍因给广大民众带来繁荣而被铭记。

过境主义的极限

繁荣过后的萧条揭示了过境主义模式的局限性。

到2014年，全球宏观经济状况恶化，原因是自然资源价格下跌、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结束，以及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巴拿马GDP增长率从5.1%下降到2019年的3.3%，这是自2009年经济衰退以来的最低水平。

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结束意味着巴拿马的投资增长率从2009年的14%下降到2019年的1.2%，而建筑业的平均增长率从2011年至2015年的两位数下降到2019年的平均0.7%——这是自200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与此同时，私人消费和科隆自由贸易区的出口也有所减少，部分原因是委内瑞拉的经济危机、与哥伦比亚的关税冲突以及自然资源价格的下跌。这导致了贸易水平下降，而贸易则是过境主义模式的基础。

然而，2016年扩建后运河开始运营，也确实推动了运输、仓储和通信行业的增长。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对国库的贡献在2017年显著增加，达到31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了63%。尽管如此，由于公共支出增长速度超过国民收入，公共财政状况继续恶化。国家税收制度依然未进行改革，导致政府调整财政规则以扩大赤字。失业率从2015年的5.1%攀升到2019年的7.1%，同时非正规就业比例从40%上升到45%。“巴拿马文件”丑闻导致局面进一步恶化，外国直接投资即刻下降到了GDP的5.6%——这是自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1】经济的收缩加剧了经济活动沿运河极端集中的状况。

对于经济繁荣之后未能提出新发展计划的国家，经济崩溃已在意料之中。新冠疫情只是加剧了这场危机。贸易的突然中断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导致巴拿马经历了全球最严重的GDP收缩之一，降幅达到17.7%。建筑、商业和运输行业占这一收缩的77%。由于该国的经济部门围绕运河及其运营组织，农村地区没有其他生产性替代方案来帮助应对疫情造成的瘫痪。失业率飙升至18.5%，而非正规劳动比例上升至52.8%。正规劳动力的参与率从66.5%下降至63%——倒退至11年前。私营部门的带薪就业大幅收缩，即使到2023年，该国仍未完全恢复。【21】税收收入的下降损害了公共财政，债务占GDP的比例在2023年上升至56.4%，约达到470亿美元。

尽管经济活动在2022年开始恢复，但俄乌战争等外部冲击推高了油价和整体生活成本。这些压力引发了国内大规模抗议浪潮，以回应经济危机、腐败和不平等的现状。干旱进一步加剧了混乱——厄尔尼诺现象的到来影响了为运河运营提供水源的水库，迫使运河限制商业船只的通航，这一限制将持续到2024年。

运河航运交通量的下降也意味着对国库的贡献减少。根据巴拿马国家统计与普查局（INEC）的数据，截至2024年6月，运河通行费收入已收缩了11.7%。而最后一根稻草，则是2023年由疫情期间的巴拿马领导人劳伦蒂诺·科尔蒂佐（Laurentino Cortizo）批准的一项合同，该合同允许Minera Panamá继续运营。这座露天铜矿占地13,000公顷，位于首都以北180公里处。该合同未经公开招标程序签订，由此引发了抗议，并成为2024年大选的背景。马蒂内利以及随后的穆里诺（Mulino）以反现任政府的竞选纲领取得了胜利，承诺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迷航的国家

尽管民众得到大规模动员，巴拿马当前的政治局势更多表现为延续而非断裂。穆里诺早期的经济计划加强了对过境主义的依赖，而这一模式的可行替代方案尚未出现。穆里诺唯一具体的竞选提案集中在巴拿马—奇里基铁路（Panama-Chiriquí Train）的建设上，其所带来的经济提振将是不可持续的，类似于马蒂内利政府时期的建设热潮。

穆里诺政府现在还必须应对特朗普的执政。两周前，在特朗普“宣誓”要重新控制运河的背景下，新任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巴拿马城与穆里诺会面，此次访问以巴拿马将接收从美国驱逐的第三国国民的协议告终。迄今为止，已有近300名被驱逐者（许多来自亚洲国家）被空运至巴拿马，其中约三分之一被转移到达连地区丛林的军事营地，其余则被安置在首都的酒店中。穆里诺愿意配合特朗普严酷且暴力的驱逐议程，这表明了维持巴拿马与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关系的重要性。

在公开场合，穆里诺回应特朗普的威胁时承诺保证运河运营的中立性，并重申遵守1977年《托里霍斯-卡特条约》的规定。

然而，幕后的谈判可能很快会揭示其他的权力博弈，巴拿马可能会在港口特许权、基础设施投资、对美国船只的关税以及美国在运河上重新加强军事存在等问题上屈服于来自北方的压力。已有越来越多的巴拿马网民已经表示支持将运河的控制权交还给美国，这种情绪无疑源于过境主义模式所导致的严重经济不平等。对于许多巴拿马人来说，这个问题依然存在：运河真的为国家的整体利益做出了贡献吗？

无论如何，以过境运输为导向的共识仍然主导着国家经济政策。然而，特朗普的言论对这一现有路径构成了重大威胁，尤其是在美国霸权在拉美正日益面临来自中国的挑战的背景下。在民众对恶劣劳动条件和难以承受的生活成本的不满中，国家提供社会保护的能力仍然依赖于已经油尽灯枯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长期受到二元经济结构的困扰，并经历着宏观经济和社会指标的周期性恶化。即使穆里诺寻求某种形式的地缘政治重组以限制美国的影响力，他试图重振过境主义模式的努力似乎是对依附性发展的又一次押注，而真正意义上的变革诉求仍然无枝可依。

注：

【1】Marco A. Gandásegui, Dídimo Castillo, and Azael Carrera, Antología del pensamiento crítico panameño contemporáneo (Buenos Aires: CLACSO, 2018)

【2】Alfredo Castillero Calvo, Transitismo y Dependencia (Nueva Sociedad 5. 1973).

【3】Juan Moreno Lobón, En Panamá. Historia Contemporánea (1808-2013), ed. Alfredo Castillero Calvo (Madrid: Penguin Random House Grupo Editorial, 2014).

【4】Salomón Kalmanovitz, Breve historia económica de Panamá (Bogotá: Universidad de Los Andes, 2023).

【5】Salomón Kalmanovitz, “Capacidad fiscal y subyugación: Panamá entre 1903-1945,” Tareas 152 (2016), 5-34.

【6】Julio Manduley, “La política económica de Omar Torrijos,” Tareas 146 (2014), 97–121.

【7】ibid.

【8】Juan Moreno-Villalaz, “Lecciones de la experiencia panameña. Una economía dolarizada con integración financiera,” in Dolarización: Informe Urgente, ed. by Alberto Acosta y José E. Juncosa (Quito: Ediciones Abya Yala, 2000).

【9】José Eulogio Torres, “Evaluación del sistema bancario panameño desde su transformación en centro bancario internacional, a mediados de la década de 1970, hasta la actualidad (1970–2012)”. Revista Societas 18 (2016), 7–30.

【10】Marco Gandásegui, Panamá: crisis política y agresión económica (Panama City: Centro de Estudios Latinoamericanos, 1989).

【11】美国还对选举欺诈、政治迫害与多起侵犯人权事件实施了制裁。

【12】Enrique Besnier and Camilo López, “La Situación de Panamá” (Dossier: Desarrollo Triangular Paradojal en las Américas). Revista Encrucijada Americana (2017), 174

【13】Marco Gandásegui, “Dinámica electoral en Panamá de la pos-invasión (1990–2015). Auge y declive del modelo neoliberal,” Tareas 157 (2017).

【14】Ricardo Hausmann, Juan Obach, and Miguel Santo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 Panama: Technology spillovers from a labor market perspective,” Working Papers of the Harvar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17).

【15】其他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因为经济政策基本上集中在对过境主义发展模式的再生产上，而没有解决其结构性缺陷，这一点从高度不平等的国民收入分配中可见一斑。巴拿马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

【16】Ricardo Hausmann, Juan Obach, and Miguel Santos, ibid.

【17】高额支出并未引起担忧，因为GDP增长显著——甚至因保持GDP与债务的低比率而受到赞扬。因此，评级机构在2014年提高了巴拿马的信用评级。

【18】直到2016年，巴拿马才开始直接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基础设施项目和外国投资协议。

【19】平均收入增长了47%，这增强了工人的购买力。总体而言，家庭收入增长了44%。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群体增长了53%，而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群体仅增长了38%。在五年任期内，通货膨胀率平均为4%。尽管在拉丁美洲的背景下较低，但仍高于巴拿马通常的2.5%。

【20】政府实施了两项资金转移计划。第一项计划名为“70岁以上100美元”，为生活在脆弱条件下的70岁以上老年人提供每月100美元的非缴费型养老金。该计划从一开始就惠及了68,000人。第二项计划名为“全民奖学金”，为公立和私立学校的学生提供每月20美元的津贴，以减少辍学率。

【21】当地政客未进一步处理这一丑闻，且在2019年选举的政治辩论中明显未被提及。事实上，有人认为这一丑闻对巴拿马存在歧视，因为类似的行为在像美国特拉华州或开曼群岛这样的第一世界避税天堂中是被允许的。

【22】失业最严重的行业包括酒店和餐饮业（-31%）、电力、燃气和水（-25%）、贸易（-21%）以及建筑业（-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