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现象世界」（Phenomenal World）是一份专注于政治经济学和全球转型的国际出版物。2025年1月，「现象世界」正式启动它的中文专栏，与「图说政经Chartbook」的中文平台合作发布。这是「图说政经 X 现象世界」合作专栏的第（十五）篇。

2024年12月，艾哈迈德·沙拉的反叛联盟“沙姆解放组织”（HTS）迅速击败阿萨德政权，入主大马士革，并且通过外交努力获得了一定的国际承认。新政权治下的叙利亚开始走出经济孤立，但整体局势依然复杂严峻。来自伊德利卜的治理体系必须面对重建、民族宗派矛盾等巨大挑战。

本文英文版于2025年10月24日发表于政经网站“现象世界”（Phenomenal World）。

作者：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Solomon）

译者：林达

责任编辑：高铂宁

叙利亚西部城市伊德利卜，为沙姆解放组织的权力中心，也是解决十年内战的关键所在。

“努斯拉阵线”创始人兼指挥官阿布·穆罕默德·朱拉尼（Abu Muhammad Al-Jolani）在去年12月8日攻占了大马士革郊区，此前他已扫荡多个省会城市。朱拉尼领导的反叛联盟“沙姆解放组织”（HTS）从其位于叙利亚东北部靠近土耳其边境的伊德利卜（Idlib）的据点出发，在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国民军（SNA）协助下攻下了阿勒颇、哈马、代尔祖尔与霍姆斯。过去十年间，依凭俄罗斯的空中掩护和真主党武装人员的帮助，叙利亚国民军在叙利亚内战中所控制的领土范围逐步扩大。然而在短短两周内，朱拉尼的反叛军就扭转了这些战果，继而终结了阿萨德王朝长达54年的统治。

反叛者接下的重建工程将成为自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该地区规模最大的工程之一。由前述暴动引发的叙利亚、也门与利比亚内战中，以叙利亚最为血腥。据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Syrian Observatory of Human Rights）统计，自2011年革命爆发至2025年3月，叙利亚已有65.6万人（逾20万平民）死于暴力事件。约1200万人仍处于流离失所状态。交通、医疗与教育等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叙利亚面临严重的干旱，且长期处在多国的占领之下。不过，对持谨慎态度的朱拉尼支持者而言，彻底告别阿萨德政权的机遇无论多么渺茫，都是不容忽视的。新叙利亚政府领导下的变革潜力究竟能有几何？

上台以来，朱拉尼（本名艾哈迈德·沙拉，Ahmad Al-Sharaa）一直致力于解除制裁、重构与欧洲、美国与海湾国家的地缘政治关系。叙利亚启用了新的国旗、议会与宪法。尽管沙拉试图与新政权与其前任的象征及同盟者划清界限，但就反叛武装执政初年的经济政策来看，与其说是与阿萨德旧政权的政经体制决裂，还不如说是其延续。其核心政策包括：削减补贴与公共服务、将国企私有化、降低富人与企业税负、开放贸易及吸引海湾投资。如时任经济部长巴塞尔·阿卜杜勒·哈南（Bassel Abdul Hanan）所言，新的叙利亚将是一个“尊重伊斯兰法律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外交部长阿萨德·希巴尼（Asaad al-Shibani）在2025年1月的瑞士达沃斯论坛上也强调了这一主旨。对叙利亚人民来说，这与阿萨德统治下的叙利亚将有何等差别？

阿萨德主义的遗产

巴沙尔·阿萨德加快了由其父哈菲兹·阿萨德开启的改革进程。作为叙利亚复兴党的魁首，哈菲兹借1966年与1970年的一连串政变登上叙利亚总统宝座。最初的改革呈现朝自由主义靠拢的姿态。2000年6月“当选”后，巴沙尔释放了数百名囚犯，关闭了臭名昭著的大马士革梅泽监狱，并允许像《多马里报》（al-Dommari）这样被禁40年的报纸恢复出版。

其改革还呈现出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倾向：曾经强大的复兴党被掏空：短短两年里，60名高级军政要员、几乎所有省长以及所有的复兴党省级领导人都被解职。在2003年的议会里，250名议员中有178名是新人。2005年的党代会罢免了复兴党的最后一名老将、副总统阿卜杜勒·哈利姆·哈达姆（Abdel Halim Khaddam）。另外如前内政部长加齐·卡纳安（Ghazi Kana’an）也被发现死于家中。阿萨德起用了一批拥有西方大学学历的自由派技术官僚来替代他们。

推动叙利亚加入西方金融体系的先行者不是沙拉，而是巴沙尔·阿萨德。尽管阿萨德政权自诩为阿拉伯社会主义者（此说在欧美左派中流传甚广），但到了21世纪初，它已开始将大部分重要的经济部门私有化。2001年，在经历40年的国家控制之后，私营银行获准重新开张。 2003年至2005年间，私营部门的利得税从63%降到了15%至27%之间——且这一税率因执法不力或松懈，很容易就能规避。在2005年的党代会上，复兴党宣布“社会市场经济”为新的政策指导方针。2007年，叙利亚成立了新的投资机构。次年又以法令将外国所有权合法化。来自外国的直接投资呈几何级数增长，从2002年的1.2亿美元增至2010年的35亿美元。

与其父不同，巴沙尔采纳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意见。外汇兑换机构迈向自由化，大马士革证交所于2009年开业。2004年与土耳其、2006年与伊朗、2005年与阿拉伯联盟国家签署了双边贸易协定，取消关税并简化了跨境贸易。这使得进口激增，其增速甚至超过出口，随着与进口产品竞争的制造商纷纷倒闭，叙利亚的工业化进程有所放缓。倒闭工厂在地理上的分布状况形塑了该国的政局，集中在逊尼派占主导的城郊地带，该地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最为密集——2011年的抗议活动也首先在此爆发。

这种新型的资本主义宽松政策的受益者主要是上层阶级，尤其是一小撮寡头，他们利用资本管制放松的契机将利润转移到国外。为首的有阿萨德的堂兄拉米·马赫卢夫（Rami Makhlouf），他在2000年代前期凭借旗下叙利亚电信公司（Syriatel）拿下了巨额的国家合同，后又将收益再度投资到房地产，成为了叙利亚首富。其他一些人则获得了进口豪华轿车或购入此前由政府所有的大型农场的独家许可。暴力机关亦有人员更迭：巴沙尔的弟弟马赫尔（Maher）成为军队第4装甲师的实际指挥官。国防部长、家族安全小组、总安全局的主要部门和宪兵队等政府要职，都由巴沙尔家族及其亲信等一小撮人把持。

在收入分配的底端，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有所下降，而就职于服务业者所占份额则有所上升。作为肃清复兴党计划的一部分，60岁以上的公共部门员工被勒令退休，为新人腾出岗位，同时国家养老金也遭到削减。随着租金管制的取消与食品、汽油及其它消费品补贴的减少，生活成本上涨。新的私立学校获批，医疗系统也逐步私有化。但随着公共教育与医疗支出份额的减少，社会不平等现象也日益凸显。房地产投机推高了租客的住房成本，而为穷人建房则变得无利可图。土地私有化尤其残酷，这些土地原为国有但由贫农耕种。干旱及燃料补贴的削减令小农户破产，迫使他们出售土地。

叙利亚粮食与油气资源的主要产地如东北部库尔德人占多数的杰济拉省（Jzairah），原本就是叙利亚最贫困、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2004年，政府开始允许地主驱逐世代耕作土地的佃农，并代之以临时工。2002年至2008年间，叙利亚的农业劳动力减少了约44%，2007年至2008年持续两年的干旱更加剧了该趋势。由于工业部门没有相应的增长来吸纳过剩劳动力，截至2009年11月，阿勒颇、大马士革和德拉（Daraa）等城市郊区的居民增幅已达30万户。据估计，在革命前夕的叙利亚，有30%至40%的人口都没有正式的住所。

内战的政治经济学

随着社会紧张日趋加剧，巴沙尔在必要时还依靠马赫卢夫等寡头来动员选民支持。宗教基金会——例如获阿萨德政权批准、借助海湾资本新成立的扎伊德教团（Jama’at Zayd）——就填补了福利国家收缩之际留下的空白。取代原先复兴党网络的，是日趋重要的部落性网络：贝里部落（Berri）和沙哈达部落（Shahada）在阿勒颇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效忠现政权的部落在拉卡（Raqqa）接管了被阿萨德私有化的国营农场。这种盗贼式的（kleptocratic）统治模式致力于推行紧缩政策，撕毁了社会契约，为2011年的革命暴动埋下了伏笔。

当局采取铁腕手段对暴动以及随后因外国势力介入而加剧的内战予以镇压，致使逾50万人丧生并引发了若干骇人听闻的罪行：古塔（Ghouta）的沙林毒气袭击、塞德纳亚（Sednaya）的大规模酷刑与处决、针对雅兹迪人（Yazidi）的种族灭绝，美俄两国对代尔祖尔与拉卡的轰炸也将这两座城市夷为平地。

“伊斯兰国”（ISIS）的崛起——其前身是阿布·巴卡·巴格达迪（Abu Bakr al Baghdadi）在伊拉克建立的哈里发国，于2014年在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控制下的拉卡设立了总部——是这种暴力达到极致的代表性事件。3年前，沙拉奉基地组织的命令从伊拉克来到叙利亚，负责组建军队。随着“伊斯兰国”沿幼发拉底河逆流而上，接连攻占叙利亚境内一系列城市，美国开始武装一支名为“叙利亚民主力量”（SDF）的库尔德-阿拉伯民兵组织。作为其对抗，土耳其则开始扶植“叙利亚国民军”这一反叛组织。2019年，土耳其军队侵入叙利亚北部，导致阿夫林地区（Afrin Canton）31万库尔德居民流离失所，他们的房屋遭到没收，后又被强行安置到来自古塔东部的阿拉伯移民家中。沙拉在基地组织与巴格达迪决裂后仍效忠于该组织。到2017年，他解散了努斯拉阵线并将其继承者整合为一个独立的联盟：即位于西部城市伊德利卜的沙姆解放组织。战争促使阿萨德加强了对旗下团伙成员的控制。2020年时，阿萨德家族已在电信、银行、房地产和能源等战略领域建立起一个拥有100余家公司的庞大企业集团。该集团名为“阿赫德”（al-Ahed，阿拉伯语中有统一、忠诚之意——译注），它可能控制了2024年叙利亚经济产出的30%以上。

这当中包括萨默·福兹（Samer Foz）、穆罕默德·哈姆舒（Mohammed Hamsho）和卡特吉（Qaterji）兄弟的商业帝国。另一项巩固权力的措施是叙利亚发展信托基金（Syria Trust for Development），它是一个由巴沙尔·阿萨德的妻子阿斯玛·阿萨德（Asma al-Assad）运营的非政府组织帝国，负责政权控制下地区的发展与人道基金输送，从中攫取巨额资金用于奢侈消费。2019年，在巴沙尔与堂兄拉米·马赫卢夫发生争执后，她还接管了拉米的电信公司叙利亚电信（Syriatel），声称这是一场“反腐运动”。

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战争意味着返贫（immiseration）。在叙利亚暴动和内战期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叙利亚人比例翻了3倍，从30%增至90%。农业产量下降到战前水平的四分之一。战争还引发了抢劫和毒品走私的猖獗，以安非他命类毒品卡普塔贡（Captagon）为甚。医疗卫生系统崩溃：2016年时，叙利亚453家医院中有近一半遭到了破坏（三分之一被彻底摧毁），医患比例从每名医生对应611人上升至1442人。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住房——130万套——被毁或严重受损，阿勒颇、亚尔穆克（Yarmouk）和达拉亚（Daraya）的大部地区所呈现出的可怕景象不逊于后来的加沙地带。

战争还令叙利亚在商业上陷入孤立。美国、欧盟与英国的制裁使叙利亚与全球经济隔绝。2022年，叙利亚已成为世界上受制裁最多的国家之一。伊朗与俄罗斯为阿萨德政权提供了信贷与燃料，现政府约230亿美元主权债务的绝大部分都来自于此。随着外债增加，叙利亚的年出口收入从2010年的88亿美元锐减至2024年的约10亿美元。银行持有的外汇储备从185亿美元暴跌至2亿美元，降幅达到99%。2019年以来，为应对邻国黎巴嫩的金融危机，叙利亚央行开始对不同的经济部门实行差异化的汇率制度，以节约外汇储备。按官方汇率，叙利亚镑对美元贬值了300倍——从2011年3月的47比1跌至2024年底的逾11000比1。此时叙利亚的GDP还不到2010年的一半。

巴尔干化与伊德利卜体制

2020年的伊德利卜停火并未带来经济复苏。因信贷紧缩和西方制裁，过去十年间叙利亚的油气产量下降了74%，以库尔德人的北部和东部叙利亚民主自治政府（DAANES）治下的东北部地区为甚。美国支持下的叙利亚民主力量控制了鲁迈兰和贾布萨油田后，这些油田基本处于闲置状态。2020年，作为安卡拉当局在上游兴建19座水电站与大坝的计划的一部分，土耳其也开始减少流入叙利亚的幼发拉底河水量——这一区域发展战略导致库尔德人统治的罗贾瓦地区陷入缺水困境。

作为抵抗阿萨德政权的最后堡垒，位于叙利亚西部的反叛军武装据点伊德利卜因其邻近土耳其边境而占有地利。为确保叙利亚内战不会加剧土耳其和俄罗斯之间的敌对，这两大军事强国在叙利亚北部设立了非军事区。正是在这片地方，沙拉借战事为一小撮忠于他的精英建立了经济垄断。在阿萨德统治下，商人只能在体制内设定的限额内敛财。例如，在一家豪华汽车公司对马克卢夫的梅赛德斯-奔驰经销店形成严重冲击之际，政府吊销了该司的进口许可证。在伊德利卜，沙姆解放组织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打击当地竞争对手，保护一小撮垄断者，他们控制着反叛武装的关键经济部门：石油进口、建筑施工、货币兑换与动物产品。对走私的限制也更趋严格，贸易必须走沙姆解放组织的海关机构及其子公司的渠道。

成立于伊德利卜的“救国政府”（The Salvation Government）干预局势，阻止独立工会联盟的成立。它还安插自家人进入专业协会的领导层。其总理倡导“电子政务”与许可证改革，调整了划区（zoning），降低了房地产费用并简化了规划法规。崭新的豪华购物中心拔地而起。伊德利卜的政府合同被授予包括沙拉的女婿阿布·哈夫斯·宾尼什（Abu Hafs Binnish）和前沙姆解放组织指挥官穆斯塔法·卡迪德（Mustafa Qadid）在内的亲信圈子。

反叛武装在这个处于多国占领下的国家里夺取了政权。截至2024年年中，叙利亚境内共有102处外国军事基地（不含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伊朗52处、土耳其12处、俄罗斯21处，美国及其西方盟友17处。其后果显然可以想见。随着阿萨德政权在2024年垮台，土耳其及其支持的叙利亚国民军在科巴尼（Kobani）、曼比季（Manbij）与提什林大坝等地区对美国支持下的叙利亚民主力量发起了新攻势。从2024年11月到2025年5月，约有800人在土耳其的轰炸或叙利亚国民军与叙利亚民主力量间的冲突当中丧生。12月，伊朗的军事设施被沙姆解放组织的武装占领。迄今为止美国仍保有8处主要军事基地，俄罗斯也希望保留2处。

以色列可能是叙利亚政权稳定面临的最直接外国威胁。它在深陷加沙种族灭绝战争泥潭之际又于2024年12月入侵叙利亚，发动大规模轰炸摧毁了叙利亚85%的地对空导弹阵地以及从拉塔基亚（Latakia）到帕尔米拉（Palmyra）的机场、弹药库和武器生产场所。以色列的攻势越过了戈兰高地（并吞于1981年），占领了赫尔蒙山（Mount Hermon）的叙利亚一侧以及库奈特拉省（Quneitra）与德拉省的数个城镇，以及亚尔穆克河沿岸的水库，以军距离大马士革仅16英里，还控制了叙利亚剩余淡水供应的约30%。目前以色列仍在继续推进。

迄今为止，以色列已对叙利亚发起逾千次导弹袭击，且袭击次数还在不断增加。这样的轰炸令叙利亚的任何政府都不得不屈从于以色列的空中力量。以色列无视美国反对，于7月袭击了大马士革的总参谋部大院。与此同时，总理内塔尼亚胡还宣布计划将戈兰高地的犹太定居者人数翻倍，更试图拉拢叙利亚南部的德鲁兹派（Druze）领导人和以色列结盟。以色列借口与叙利亚南部苏韦达省（Sweida）的德鲁兹派、贝都因人以及沙姆解放组织武装之间的流血冲突加剧，占领了叙利亚南部地区，还要求将该地区大部“非军事化”。以色列执政联盟中的其他成员如国安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Itamar Ben-Gvir）与财政部长贝扎莱尔·斯莫特里奇（Bezalel Smotrich）等人认为大马士革方面的妥协步子迈得太小，难以令他们满意，呼吁“除掉”叙利亚新总统、“解散”沙姆解放组织政权。

经济联盟的新与旧

在沙姆解放组织的统治持续面临军事威胁的背景下，沙拉迅速扩大了该政权的外国支持者网络。他立即放弃军事行动，转而与西方建立联系——这对于伊斯兰政党领导人而言实属罕见——并于2024年12月高调接受了BBC、法国24台与沙特阿拉伯电视台的采访，展现出冷静、负责、希望翻开新的一页的政治家形象。与沙拉共同创立“努斯拉阵线”的新任外交部长希巴尼表示，叙利亚“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对本地区的任何一方构成威胁”。

美国各盟友也作出积极回应。2025年1月，沙拉会见了德、法、意三国外长。欧盟、英国与美国于2月取消了对叙利亚的多项非立法性（non-legislative）制裁。与此同时，沙拉与邻国领导人——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雷杰普·埃尔多安（Recep Erdoğan）、阿卜杜拉国王以及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高调握手，也向叙利亚国内的竞争对手及华盛顿宣示了他的长期执政地位。这一进程在5月达到顶峰，沙拉访问利雅得并会见了特朗普。随后，沙拉又于9月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五角大楼提出的有关军事基地的协议也顺利推进。

叙利亚由此开始走出经济孤立。2025年5月，海湾君主国卡塔尔与沙特阿拉伯已替叙利亚向世界银行偿还了1550万美元债务，大马士革因此而可以申请发展援助。6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派遣代表团访问叙利亚，世界银行批下1.46亿美元赠款用于叙利亚电力部门的重建。卡塔尔也承诺将叙利亚的供电量增加一倍，目前叙利亚大部分地区每天只有2至3小时供电时间。特朗普豁免了2019年《恺撒法案》（Caesar Act）对叙利亚政府及其国企所实施的制裁。10月，美国参议院投票废除了该法案。华盛顿还将数百个叙利亚人的名字从其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的黑名单中移除，并取消了对美国对叙利亚出口的大部分限制。欧洲方面也采取措施解冻了叙利亚的银行资产，取消了对石油的出口限制，还解除了对叙利亚阿拉伯航空公司等国家客运公司的禁令。6月，叙利亚成功实施了2011年以来的首笔SWIFT银行交易。

特朗普解除对叙利亚的金融制裁这一举措意义重大。外汇交易中约有80%至90%是以美元结算的。鉴于美国代理银行的全球影响力以及总部设在纽约的清算机构（如持续联系结算银行）在外汇市场上的主导地位，海湾君主国并不愿意承担因叙利亚问题而遭受二级制裁的风险。私人投资者也是如此。特朗普5月宣布解除制裁后，叙利亚镑应声上涨，单日兑美元汇率上涨了30%，随后趋于稳定。这种缓和局面很可能会继续下去：6月，叙利亚成功避开了特朗普的旅行禁令；7月，美国撤销了对沙姆解放组织的“外国恐怖组织”定性。

一系列新的投资协议相继达成。2025年2月和3月，叙利亚政府与库尔德人的北部和东部叙利亚民主自治政府以及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达成协议，恢复了叙利亚的石油与天然气生产。交通部官员持续与伊斯兰开发银行以及来自意大利、塞浦路斯、法国及土耳其的建筑商会晤，商讨修复战争期间损毁的铁路。8月，沙特阿拉伯公布了47个新投资项目，总投资额达64亿美元，其中包括一家水泥厂、一家婴儿配方奶粉厂与多家酒店。同月大马士革还迎来了一批外国公司：三星、诺基亚和泰雷兹集团（Thales Group）。目前，该地区的美国油气开发商包括油田服务公司贝克休斯（Baker Hughes）、石油-天然气生产公司亨特石油（Hunt Oil）与阿根特液化天然气（Argent LNG）；9月，瑞士能源商维多集团（Vitol Group）经手了自制裁解除以来叙利亚出口的首批原油。在向美欧示好之余，沙拉还与昔日竞争对手保持着低调但友善的关系。例如有证据表明，2024年12月以来，俄罗斯对叙利亚的石油与天然气运输量有所增长。俄罗斯造币厂继续履行着为期13年的叙利亚货币印刷合同，俄罗斯的石油公司也受邀勘探和开发叙利亚东北部地区。库尔德工人党（PKK）于5月宣布结束其针对土耳其长达40年的反叛——学者阿尔普·凯塞里利奥卢（Alp Kayserilioglu）称此为“一片难以下咽的苦药”——这可能会导致叙利亚东北部地区并入土耳其。安卡拉和美国特使汤姆·巴拉克（Tom Barrack）正持续向库尔德领导人和叙利亚民主力量施压，要求他们接受这一安排。

另一方面，以色列的政策制定者希望叙利亚沿着教派界线分裂成多个微型国家——阿拉维派（Alawite）、德鲁兹派、库尔德人和逊尼派——这些国家将仰赖外国势力且易于受其宰制。巴拉克近来解释了这一动机：“强大的民族国家是一种威胁，阿拉伯国家尤其被视为对以色列有威胁。”叙利亚在地缘政治上的脆弱性、其与以色列的邻近位置、军事防御的不足以及沙拉本人在反叛运动中地位的争议性，都促使他积极拓展外国支持者网络。反叛政治研究的一项普遍发现是，那些在反叛运动中没有明确占据主导权的势力上台执政后很容易受到破坏者或政变冲击，令国家重新陷入内战。正因如此，沙拉才声称伊德利卜的治理与重建体系——在强力的集权管控下照顾外国投资——是“值得效仿的成功模式”。

努斯拉在达沃斯

伊德利卜模式是叙利亚新自由主义的集中体现。2025年1月，大马士革宣布计划裁减三分之一的公共部门员工，其中一些人被当局指为“幽灵员工”，但批评者认为这只是政府在为其用人偏好找借口。数千名护士与教师已被解雇。关税的降低致使土耳其商品的进口量增长了31%，与此同时，叙利亚的土地与港口管理部门还与一家中国公司签署了新的自由贸易区备忘录。

叙利亚外交部长希巴尼最近向《金融时报》表示，国有港口与工厂如石油、家具和棉花加工企业等将被私有化。预计于2026年生效的新所得税法将对富人减税以刺激投资。2025年1月，电力部长又宣布要削减电力补贴。同月，燃气罐的价格上涨6倍。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记录显示，面包补贴已减少20%。据该机构估计，如果沙姆解放组织打算彻底取消该项价格补贴，食不果腹（food insecurity）的人口将增加120万。

大马士革方面还试图吸纳阿萨德时代的一些商业精英。路透社7月的一项调查显示，由沙拉的兄弟哈泽姆（Hazem，曾任百事可乐伊拉克埃尔比勒分公司经理）领衔的一个委员会主导了影响深远的重组。据报道，福兹和哈姆舒等寡头将80%的资产移交给了新委员会，以换取免于起诉的权利。沙拉还宣布将成立由其兄弟管理的主权财富基金以及由其兄弟的合伙人负责的发展基金。这两项计划似乎都旨在增持大型公司与非政府组织的股份。10月份的一项总统令将所有国有石油机构与资产集中到了总统府管辖之下。阿萨德家族创建的阿赫德集团稍加改头换面即又重出江湖，宣传资料上的阿萨德时期旗帜被新政权旗帜所取代。

随着沙姆解放组织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建立新政府，该国的经济重心已转移到伊德利卜体制的领导集体手中。看守政府的内阁、军队、安全机构、宗教委员会及各省省长均由沙姆解放组织和叙利亚国民军的人员掌控。叙利亚商会联合会（FSCC）新任主席阿拉·阿里（Alaa Al-Ali）就来自伊德利卜。叙利亚律师协会的领导层也被来自伊德利卜的自由律师委员会（Free Bar Council）成员取代。沙拉领导下的伊德利卜体制虽然强化了国家权力，但叙利亚商业精英对此持积极态度，海外侨民的资金也正在缓慢回流：现任经济部长穆罕默德·尼达尔·沙尔（Mohammad Nidal al-Shaar）称，截至4月叙利亚已从邻国收回了约160家工厂。据报道，截至6月已有5768家新的叙利亚公司在新成立的公司管理局注册，其中绝大多数为叙利亚全资。

后阿萨德时代的民族目标

在财政紧缩与威权巩固的背景下，叙利亚是否还有希望走出一条民主的、有阶级意识的（class-conscious）民族复兴之路？2025年2月，公共部门员工爆发抗议，反对政府公布的裁员计划。这些由公务员——其中女性和少数族裔占绝大多数——发起的罢工与抗议并没有经过叙利亚唯一的全国性集体谈判组织“全国工会联合会”（Gener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该联合会除了向政府发出过几封信外，并未号召其成员反对大规模裁员。另外也没有任何重要的反对党支持这些抗议活动。只有律师与记者协会要求举行公平的民主选举并呼吁国家合同应公开招标。

这又是与阿萨德时代一脉相承的做法。在短暂的劳工运动高潮后，独立工会在20世纪70年代遭到镇压或收编。不过，叙利亚的公共服务机构在战争期间基本保持完整，其管辖范围往往横跨反叛者和政府军。冬季的抗议活动凸显出公共部门中具有涌现出自发性劳工运动的潜力，这种运动可通过大规模罢工来向政权施压，迫使在政治上让步。这种情况并非完全不切实际。独立工会尤其是公共部门工会在专制的法团主义（corporatist）体制下也是能够形成并可施加一定压力的，这在与叙利亚相似的埃及、约旦和突尼斯等国均有据可查。在叙利亚，沙拉政府放弃了部分公共部门裁员计划。相反政府宣布将为留任员工加薪，理由是此举有利于提振消费者购买力。

一项常见解释认为，大规模劳工行动之难产的根源在于叙利亚各教派之间的分裂，对战争的简单化解释还经常会过分夸大这种分裂。然而，叙利亚普通民众之间仍存在着反派系的团结与合作。从“伊斯兰国”手中收复的叙利亚东北部地区尽管面临土耳其的入侵且饱受贫困之苦，但北部和东部叙利亚民主自治政府 仍然成功且相对和平地管理着460余万名族群背景各异的叙利亚人。该政权实行联合主席制，其中女性占据着重要地位，领导层以库尔德人为主，军队则以阿拉伯人为主。

3月，在阿拉维派于沿海地区遭到屠杀期间，一些逊尼派的民众扮演了“小辛德勒”的角色——保护邻居免受与沙姆解放组织结盟的武装分子之害。类似地，大马士革的一座基督教教堂在6月遭到轰炸后，各教派的叙利亚人都排队参与了献血。这种跨越宗教的民族团结贯穿叙利亚的近代史。譬如，成立于1947年的旧复兴党是由两名逊尼派穆斯林、一名阿拉维派穆斯林和一名基督徒共同创立的。该党社会主义纲领的群众基础也是逊尼派的乡村农民与被边缘化的少数族裔（德鲁兹派、阿拉维派）组成的联盟。这一民族联盟乃是一股强大的财富再分配力量，实行了在许多人看来是阿拉伯世界最为激进的计划经济措施，借此大幅缩小了贫富差距。

在革命初期，超越教派的团结之声并不鲜见。例如，卡米什利（Qamishli）的库尔德青年人就呼吁：“没有库尔德人，也没有阿拉伯人，叙利亚人民是一体的。”大马士革的学生则宣称：“我们既不属于逊尼派也不属于阿拉维派，我们要自由！”扎巴达尼（Zabadani）的一条横幅上则写着：“既不属于萨拉菲派，也不属于穆斯林兄弟会……我的教派是自由。”这种对宗派主义的拒斥如今影响依旧，正如最近发生在地中海城市拉塔基亚的一次示威活动中的口号所言：“从拉塔基亚到苏韦达：同一土地，同一血脉，同一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