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图兹：特种部队如何成为现代战争的“首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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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反恐行动到政权更迭，特种部队提供了一种“高效率、低问责、易于事后否认”的战争方式。针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抓捕行动，看似惊世骇俗，实则早有先例。

本文英文版“How special forces became modern warfare’s go-to solution”于2026年1月10日发表于英国《金融时报》。

作者：亚当·图兹

译者：蔡翘宇

责任编辑：高铂宁

 几架熄灯的直升机低空掠过一座陷入黑暗的城市。爆炸声与枪火骤然响起。蒙面的武装人员迅速逼近目标——一次击杀、一次抓捕、一具尸体，或是一名被蒙眼、戴上手铐的“大人物”。整个行动均通过夜视设备实时拍摄，并同步传回指挥中心；那里，一群人屏息凝神，紧盯着屏幕。这场行动在事前早有预兆，却依然出人意料；出于“安全原因”被严格保密，直到最后一刻才作为一场轰动性的公关胜利呈现在世人面前。

自上周末美国特种部队“绑架”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以来，各国一直在揣测其动机与战略意图：是为了石油？是出于唐罗主义？还是古巴？下一个目标会是谁？但如果我们不再着眼于目的，转而关注其手段，那么眼前的这一幕所唤起的联想就会完全不同。

无论其最终动机为何，这次行动既不是炮舰外交的回潮，也谈不上对既有国际规范的颠覆。我们其实早已见过这一套剧本。马杜罗行动的模板，正是奥巴马政府时期击毙本·拉登的行动。当然，本·拉登并非国家元首；若要寻找更相似的先例，2011年推翻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行动或许更为贴合。相较之下，对马杜罗的抓捕不仅执行得相当顺利，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显得近乎“循规蹈矩”。

尽管马杜罗地位很高，但追捕被美国指定为敌人的行动本身绝非特例。事实上，规模约达7万人的美国特种部队体系，始终处于持续作战状态。作为现代美军特种作战核心的三角洲部队成立于1977年，其成员多来自越南和老挝等肮脏战争的老兵。这支部队深受英国特种空勤团（SAS）的启发——后者诞生于二战时期，并因在马来亚成功打击共产主义游击队而引起美方关注。

20世纪后半叶，特种部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对西方民主国家而言，它们的吸引力在于提供了一套对现代战争核心问题的回答：该杀谁？由谁来杀？如何将本国公民的负担降到最低？

其中一种答案尤其受到自由民主国家青睐：依赖远程空海力量实施轰炸或封锁。这种方式充分发挥经济与技术优势，也能最大限度降低本国军队的伤亡风险。但它同样手段粗放、造价不菲。

相比之下，由特种部队密谋的暗杀、颠覆、突袭破坏、心理战以及准军事代理行动，虽然对精挑细选的专家提出极苛刻的要求，却能削减成本，并附带了可事后否认的政治优势。在冷战时期，特种部队有意向其对手左翼游击运动效仿，学会将非正规战争纳入国家权力的服务体系。

随后，所谓的“反毒战争”和“全球反恐战争”又令其行动规模急剧扩张。有关马杜罗被推翻是“内部政变”的谣言并不令人意外——让“帮派”对抗“反帮派”，本就是英国在马来亚开创并在北爱尔兰完善的一套模式，美国在伊拉克也如法炮制。

特种部队既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又被刻意松绑于许多正式规则之外。这种模糊性在战术层面颇为有用，但当规模不断扩大时，也引发了关于责任归属与资源分配的棘手疑问。毕竟，如何为常备正规军提供经费，正是历史上催生议会制度的关键问题；那么，一场“账本之外”的非正规战争，又该由谁监督、由谁买单？

绝非偶然：法国率先，美国中央情报局随后，都曾让金三角的毒枭成为其准军事力量的金主。无论是1980年代的伊朗门事件，还是阿富汗的鸦片经济，都表明美国的“秘密国家机器”对“毒品—恐怖主义”的运作逻辑并不陌生。

当代特种部队体系，正是在试图为这一阴暗领域引入军事纪律与有限国会监督的背景下形成的。在两党一致的热烈支持下，特种部队如今不仅杀伤力空前；同时，它们虽属秘密力量，却成为美国军队中最具可见度、最具“文化相关性”的兵种。肌肉发达的海豹突击队和三角洲部队的形象，源源不断地为好莱坞、社交媒体和电子游戏提供素材；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的准军事化行动，也明显带有这种文化烙印。

当然，美国维持着一支规模堪比英国陆军的特种部队，本身并不足以解释任何一次具体行动。但至少，它应当让人停止大惊小怪。特朗普政府在委内瑞拉所做的事情，远非不可想象——它早已被反复设想过。至于合法性问题，国际法本就始终与自由主义战争所采用的工具交织在一起——制裁、封锁，以及惩罚性特种行动。如果说这些全副武装的特种兵看起来像现代版的科学怪人，那么这怪物也是我们亲手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