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图兹：中国光伏热潮正在改变世界

【编者按】欢迎来到「图说政经Chartbook」。这里是由知名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当·图兹（Adam Tooze）主理的Chartbook的中文版，经图兹教授本人授权。Chartbook是当今英文世界最具影响力的Newsletter之一，每周定期更新，用图表解读全球政经世界的激流与暗涌。

中国正在迅速重塑全球能源版图。本文中，图兹剖析了中国光伏产业崛起的规模、政策逻辑与全球意义。他指出，面对气候危机，能源转型需要的不是犹豫和试探，而是压倒性的规模。

本文英文版“Beyond the "Marshall Plan": China's solar boom as world-changing industrial policy”发布于2025年9月19日。

作者：亚当·图兹

译者：曹茗然

责任编辑：高铂宁

在 2025 年的前六个月里，中国新增光伏装机容量超过 250 吉瓦（GW）。智库 Ember 给出的这一惊人数字基于全面口径测算，包括分布式光伏，比中国国家能源局公布的官方数据——同样惊人的 212 吉瓦，还要高一些。

来源：Ember

最近一段时间，我在不同的场合尝试寻找方法去理解并传达中国正在发生的这种堪称“经济史级”的变革规模。而中国的光伏发展正是最新的一项挑战。

2025 年上半年，中国新增光伏装机容量就超过了美国的累计总装机容量：中国半年新增 > 美国总存量。德国曾经是全球的光伏冠军，而中国六个月的新增装机量是德国总装机量的两倍。

2025 年上半年，中国新增装机容量是世界其他所有国家总和的两倍多。排名第二的印度新增 24 吉瓦，第三的美国新增 21 吉瓦，差距达到了一个数量级。

这样的对比是否对美国不公平？毕竟，美国的绿色能源计划已被特朗普政府搅乱。好吧，那我们来看 2024 年，正是“拜登经济学”和《通胀削减法案》（IRA）的高光时刻。那一年，美国创纪录地新增了 50 吉瓦光伏装机（包括分布式和并网）。但按年化计算，这个速度仅为中国 2025 年上半年装机速度的十分之一。而美国电力系统虽然规模比中国小，但并不是只有中国的一成，而是大约一半。换句话说，即使考虑到装机基数的差异，在拜登经济学的最好年份里，美国光伏增速也只是中国 2025 年上半年增速的五分之一。

当然，中国这边也存在扭曲因素。2025 年上半年的数字反映的是一个五年计划的收官阶段，以及补贴政策即将转变的临界点。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对激励极度敏感。

毫无疑问，2025 年下半年会出现放缓。中国可再生能源投资的上升曲线并不平稳。行业仍记得 2010 年代末那场惨烈的洗牌。预计 2025 年下半年实施的新政策会导致明显降温。全年新增装机量大概率只会比上半年增加 50 吉瓦左右，按国家能源局口径总计 300–310 吉瓦。这与 2024 年的 277 吉瓦相比，仍有增长。2025 年全球新增预计在 650–700 吉瓦之间。

令人震惊的是，中国本可以做得更多。今年早些时候，有人估算中国光伏产业的满负荷产能为每年1200吉瓦。这一巨大产能来源于民营企业的匆忙推进的创新与雄心，加上国家和地方层面一波又一波的补贴。国家补贴始于 2009 年金融危机刺激计划，之后在地方和区域的配合下迅速放大。累计投入高达数百亿美元。据常被引用的伍德麦肯兹（Wood MacKenzie）数据，2011至2023 年间，中国政府对光伏制造业的补贴约为 500 亿美元。

只要这个数字大致准确，便是公共资金极其高效的使用，是一项改变世界的产业政策。我们应该追问自己：为什么西方政府从未尝试过如此大胆的计划，甚至根本不可能用这么少的钱换来这么大的产能？（500 亿美元相当于美国《芯片法案》的规模，或德国一年国防开支。）

毫无疑问，1200 吉瓦的光伏产能超前于当前需求，给中国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压力，也迫使政府出手整合产业、抑制过剩。闲置工厂确实消耗了资源，压低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造成了增长模式的失衡。但气候稳定的路径要求全球每年新增 700–1000 吉瓦光伏装机，这一需求在可见未来都不会消失。所以说，中国建成的产能并不过剩，恰恰是地球所需的规模。要想稳定气候，中国就是支柱。伍德麦肯兹甚至直言：

“没有中国供应链，能源转型不可想象。”

关键在于，中国再次教会我们要以规模化的方式去思考。一个更加发达的、后西方世界，其未来规模是巨大的。如果我们对气候稳定仍抱有希望，那么唯一现实的政策就不是某种西欧式小清新的“可持续发展”愿景，而是激进且具有变革性的方案。城市会更大，能源需求会更高，生产会更高，远超我们以往的想象。1200 吉瓦的光伏制造产能并非疯狂，大致而言，这就是恰到好处的规模。

可再生能源必须强行突围。鉴于政治的顽固性以及化石燃料在政治经济中的根深蒂固地位，清洁能源不仅要高效、要最优，更需要以压倒性、不可抗拒的力量取得主导地位。我们需要让最后一位顽固的化石能源守旧者也清楚地认识到，未来的能源版图就是这样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沙特阿拉伯已成为中国太阳能电池板的重要进口国，本应是个好消息。

与其抱怨补贴，不如承认：目前唯一一个在接近必要的速度和规模上推动能源转型的大国，只有中国。真正的问题应该是，如何在国内和全球范围内为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建立市场。

如果这引发了安全方面的担忧，那就一边解决这些问题，一边推进我们所需的数千吉瓦电池板的安装。毕竟，电池板本身相对简单而安全。如果逆变器和系统控制存在风险，那就制定相应的规程来解决这些担忧。如果长期供应多元化是问题，那就努力推动产能再分配。但就气候危机而言，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未能为能源转型投资已经够糟糕了，更严重的丑闻是拒绝利用那些已经由别人建成并付过钱的绿色能源产能。

在中国，可再生能源产能的巨大激增可能正在改变排放的平衡。别把这当作定论，也不要四处宣扬，但最新的数据表明，中国的碳排放可能已经达峰。当我向北京国务院系统里的几位人士提到这些数据时，他们显得有些意外，随后去核对了自己的数据。只是，他们再也没有回来告诉我结果。

我们需要让太阳能的势头持续下去，中国也需要不断推进自身的电气化（关于这一点，很快会在另一篇 Chartbook 中展开）。它必须继续推动电力需求的转移，必须继续推进电气化，建设属于它的“电力国家（electrostate）”。最近《金融时报》报道中另一幅引人注目的图表揭示了这一点。

尽管关于脱碳有着种种大张旗鼓的宣称，但是在欧洲和美国，电力在最终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停滞在22% 已经十多年了。而在中国，电力的占比已经上升到 30%，并且仍在陡峭上升。（顺便说一句，电气化比例的高位异类是日本）。由于我们已经知道如何以低排放方式生产电力，电气化正是清洁能源系统的入口。

在欧洲如今快速增长的光伏安装量中，95% 来自中国。欧盟的目标是到2030年实现40%的本地化生产。只能希望他们不要把这个目标太过当真。美国是个例外，它避免直接进口中国光伏产品，而是通过“中转国”采购。但若有人真心相信太阳能电气化不会发生在美国，那他得是个彻头彻尾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信徒。（更多内容将在后续 Chartbook 中展开）。

中国非凡的光伏热潮为低收入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能性，这是它真正令人振奋的前景。

正如我在 Chartbook 中一再强调的，低收入和发展中国家并非一个同质化的“故事”。我们需要区分两种极端类型：一方面，是像印度这样人均用电量低、但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另一方面，是最贫困的、处于脆弱与冲突中的国家，在那里，问题不是如何为增长提供电力，而是如何避免陷入更深的苦难螺旋。在经济快速增长却电力不足的那类国家，人口以十亿计；而完全没有电力可用的人口约有 7.5 亿。对于这两类人群来说，把廉价到极致的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和电池称作“过剩”，简直是荒谬至极。

也许过去几个月最好的消息，就是揭示中国光伏热潮对发展中国家巨大影响的几份报告。

在整个亚洲，中国的太阳能出口正在大幅削减未来的碳排放。看看出口到印度、沙特和巴基斯坦的数据——按照减排量加权——再看看沙特和阿联酋的制造业与电力项目。如果美国不愿用可再生能源为本土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供能，而是宁可选择一种“蒸汽朋克式”的模式，依赖19世纪的炉膛和汽轮机技术（菲克林），那么也许特朗普的地缘政治操作至少会让“太阳能驱动的AI”在沙漠中得以实现。

在电气化与贫困的另一端，有关中国对非洲太阳能电池板出口激增的消息则格外令人鼓舞。

逐个国家来看，进口量都有明显的跳跃式增长。

而且中国不仅在出口电池板，自 2022 年以来，它还大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兴建制造工厂。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净零政策实验室（Net Zero Policy Lab）的朋友们，与波士顿大学的全球发展政策中心，共同建立了一个关于中国海外绿色制造投资的精彩数据库。我之后再回到这些数据，因为它们不仅涉及光伏。但这已经是绿色能源制造产能迅速扩散的积极信号。

你可能会问：既然我们已经有“产能过剩”，为什么还要继续增加？但正如彭博社的大卫·菲克林（David Fickling）指出的：更多的本地产能很容易外溢为更多的本地需求与雄心。

就在雅加达以东，一座同期建立的太阳能电池板工厂，每年可生产 1.6 吉瓦组件，几乎足以满足印尼到 2035 年新增 17.1 吉瓦光伏发电量的预测。随着产能增长如此之快，目标也在随之提速：上个月，印尼政府宣布，正在努力将太阳能目标提高六倍，达到 100 吉瓦。

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循环。中国正在教世界如何进行“大规模”的思考。

当然，特朗普仍会在全球到处敲打，要求贸易伙伴接受他所指定数量的美国液化天然气。而有些国家会说“好”。但正如菲克林所写：

“眼下，北京提供的是廉价清洁电力、就业、贸易与通往繁荣的道路。华盛顿提供的则是关税、政策混乱、白人民族主义的梗图，以及在一次针对电动车电池工厂的突袭后被押送上镣铐的韩国工人。这根本不是赢得21世纪大战略竞争的方式。”

这话还是轻描淡写了。在思考全球政策时，我们不幸仍倾向于把自己“缩小到欧洲的尺度”，并把 20 世纪中叶的美国当作黄金标准，动辄引用马歇尔计划之类的典故。

但在2010年代和2020年代，中国的绿色能源革命，规模更宏大、后果更深远。从技术上说，这并不像1940年代的战后重建或“追赶”，它更具创新性。它更像是1820年代蒸汽动力真正扩张的阶段，从18世纪英国点状的工业地区的局限基础上扩展开来；它更像是1910年代至1950年代间，流水线大规模生产模式从福特和底特律不断向外扩散。

我们因此联想到马歇尔计划，反映出冷战从未真正离开我们，也反映出在中国的绿色能源革命中确实存在着有意的政策引导——并非在细节或命令控制上，而是在总体方向上。但这恰恰使这一现实更加戏剧化。太阳能与电池（在中国国内还结合了特高压远距离输电）正成为一种类“通用技术”，在不超过二十年的时间里，被中共领导下的中国推向全球规模。这一技术组合不仅是通用的、可负担的，更是迄今唯一对气候紧急状况做出的充分回应。我感觉，许多西方人正在竭力回避这个显而易见但也令人胆怯的结论：这一系列条件的结合，标志着世界经济史一个新时代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