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图兹：英国的“狗屎生活症候”与斯塔默的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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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2024年大选中，斯塔默领导的工党成功取代了执政多年的保守党。本文通过数据剖析了劳动生产率、投资不足和实际工资停滞对普通民众生活的长期影响，探讨了工党胜选背后的社会心理与政治动因。

本文英文版发表于2024年7月17日。

作者：亚当·图兹

译者：包岳涵江

责任编辑：高铂宁

正如萨拉·奥康纳（Sarah O'Connor）在英国《金融时报》关于英国海滨度假胜地布莱克浦的获奖报道（2017 年）中向我们介绍的那样，“狗屎生活综合症”（Shit Life Syndrome, SLS）是英国国民保健署医生的一种民间诊断，其描述的是：

精神或身体健康问题……其诱因是经济、社会和情感问题纠缠在一起，而他们（医生）在每个病人就诊的10到15分钟的时间里，感到无力解决这些问题。经济与健康之间的关系模糊、复杂，充满微妙政治色彩。但它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在上周的播客中，卡梅隆·阿巴迪和我讨论了英国大选。很显然，对于保守党的退场，你不能不感到高兴。但卡梅隆问了我两个问题，让我陷入了思考。

基尔·斯塔默是否类似于马克龙这样的中间派？斯塔默是英国版的朔尔茨吗？显然，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在我看来，这一点意义重大。英国和欧洲的政治并不那么相似。政治传统和选举制度不同。但当前的分歧程度却很能说明问题。

斯塔默所在的工党和他的政府是由英国特殊的国家问题所决定的，这些问题与英国的欧洲邻国相关，但又愈发的不同，其表达方式也不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斯塔默的政府表达了我在之前的推文中所说的英国的 “分化”（deconvergence）。尽管他们试图克服 “狗屎生活症候”的弊病，但他们对这种弊病做出了一种孤立和 “封闭 ”的反应。

有关经济分化的最新版本，我们可以借鉴裕信银行（Unicredit）研究部门编写的有关英国悲惨经济表现的报告。

以每小时国内生产总值（美元）为单位计算，英国的劳动生产率在G7集团中排名垫底，与意大利相差无几。

长期投资不足是造成这一糟糕经济表现的关键因素。

其结果是，大部分英国人的实际每周工资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停滞。

英国脱欧无疑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恶化始于 2008 年工党执政时期，当时伦敦金融城遭受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保守党的政策让情况变得更糟。在保守党执政的灾难性的最后几年里，也难怪经合组织（OECD）的记录显示英国民众对本国政府的信任度仅略高于四分之一。这一数字低于法国或意大利。

如果说本届大选有一个主题的话，那就是人们对革新（Change） 的强烈渴望。这是由 More in Common 和伦敦大学学院政策实验室（UCL Policy Lab）进行的民意调查中最明确的结果之一。英国各类选民，无论是进步派还是保守派，都希望有一个新的开始。

这很重要，因为在英国的领先者当选（First Past the Post）制度中，除非出现我们在法国看到的那种 “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安排，否则就需要选民自己组织起来，将执政党赶下台。这是他们的壮举，也是工党以如此微弱的得票率获得议会多数席位的惊人能力的原因所在。斯塔默对其党派的重塑可能促成了这一点，使其得以进行一些战术转换。但工党胜选的关键在于反保守党选票的一致性以及保守党内部的分裂。

巨大的多数使得斯塔默政府的处境与朔尔茨的三党联盟截然不同，更不用说法国的复杂局面了。但不同之处远不止于此。

朔尔茨的德国社民党是一个由信奉社会民主主义的养老金领取者支持的政党，而英国的反保守党选票则是由中青年组成的，这一点与肖尔茨的社民党截然不同。试想一下，社民党、绿党和部分自由派自由民主党(FDP)合并在一起的情景。

与法国一样，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倾向于工党、绿党和自由民主党的投票。但从就业或其他社会学指标来看，工党联盟中的阶级色彩远低于法国的类似联盟。在 2024 年的大选中，我们在英国没有看到法国和德国的那种阶级与政治取向倒置现象——工人阶级选民强烈地选择了右翼和极右翼政党。虽然斯塔默的联盟远不止于此，虽然产业工人只占英国人口的一小部分，但斯塔默本人依旧持续强调自己的父亲是一名熟练的体力劳动者。

与保守党的做法截然相反，斯塔默的内阁可能来自不同的阶级背景，但其成员绝大多数都在公立学校接受教育，这一点令人欣喜。

通过 More in Common/UCL 的数据，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斯塔默联盟，并揭示其在英国日益独特的政治文化中所处的位置。与科尔宾或德国的朔尔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斯塔默领导层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对爱国主义的不懈坚持。就其本身而言，这似乎已经奏效。斯塔默的“小不列颠”愿景吸引了他所要求的选民。

在2024年大选中，More in Common/UCL的数据将“忠诚的民族主义者”确定为工党最大的单一选民群体。这一群体的定义如下

“忠诚的民族主义者：对英国和自身面临的威胁感到焦虑的群体。他们自豪、爱国、具有部落意识、倾向保护主义、感到威胁、委屈，并对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感到沮丧"。

斯塔默和他的政党将如何执政？英国选民目前最关心的是什么？进步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气候？欧洲？经济增长？技术活力？这些都不是。重要的是缩短国民保健署(NHS)的排队时间、降低生活成本和限制移民。

这是一套向内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关注点。这恰恰反映了英国社会和主要公共机构在过去15年中遭受的打击。与曾经成群结队投票支持马克龙的 “改革 ”联盟或支持朔尔茨的信奉德国社会市场经济老人不同，英国选民想要的是类似于重建（restoration）的东西：在执政时保持一点体面，让英国人的生活不那么“狗屎”。

英国有些选区还有其他关切。在英国任何一个城市都能看到的巴勒斯坦旗帜表明，以色列正在加沙进行的大屠杀是数百万人所关切的问题。但是，“斯塔默党人(Starmerites)”并没有对这一引人注目的群众运动做出回应，而是将与以色列保持一致作为反对科尔宾时代党内左翼的武器。被工党排除在外的独立候选人，包括科尔宾本人，在多个选区参选并获胜。在全国范围内，在穆斯林人口较多的选区，工党选票明显下降。

对于斯塔默党人来说，这是他们将自己装裱成对反犹主义的污蔑过敏的“爱国中间派”、并且希望进一步地对假定是穆斯林的移民进行限制的划算代价——无论他们的个人政治立场是否支持锡安主义。 工党领导层知道，在大多数选区，他们的进步主义选民除了给工党投票之外别无选择。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对欧问题。在脱欧公投时，工党的核心选区——年轻、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人民——压倒性地支持留欧。然而，领导层的斯塔默党人已经排除了重提脱欧问题的可能性。

工党将提供比保守党更体面、更称职的政府。这应该不难。但竞选活动的关键信息——甚至在我们讨论工党对其经济政策的自我限制（卡梅隆和我在播客中对此进行了广泛讨论）之前——是将新政府的中心放在一系列核心的国家关注点上，并将这些关注点置于一个不可动摇的小“c”保守主义和爱国主义框架内。

虽然保守党本身已被击垮，斯塔默等人也应为取得这一结果而受到表彰，虽然新政府有望缓解大多数人的 “狗屎生活”，但他们对英国当前危机的特殊表述却产生了反作用。斯塔默对工党的重塑非但没有推翻保守党对英国及其未来的重新定义，反而强调了八年前英国脱欧公投中一个勉强胜利的民族主义多数所设定的英国政治参数。尽管其选民基础可能是有限和异质的，但他在战术上取得的巨大胜利却会倾向于强化这一本质上保守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