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图兹：美联储不仅需要捍卫，更需要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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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朗普治下，美联储的独立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挑战：上个月，特朗普表示将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近日，所有在世的美联储前主席以及多位前美国财政部长等联名致信美国最高法院，要求阻止总统的解职令。图兹在本文中回溯美联储百年演变，指出央行独立并非超然于政治，而是一种历史妥协的产物。

本文英文版于2025年9月14日发表于《纽约时报》。

作者：亚当·图兹

译者：朱华辉

责任编辑：高铂宁

特朗普对美联储的攻击是赤裸裸的权力侵夺。央行控制利率并影响金融市场，是最为强大、反应最为迅速的经济政策机构。MAGA通过驱逐董事会成员并占据地区运营领导层以控制美联储的做法令人担忧。这让人看到了一种经济政策被无情操纵以利于共和党选举前景的可能性。

试图控制美联储的举动可能会被法院驳回，也可能因债券市场的强烈反应而中止。焦虑的投资者抛售美国国债将推高利率——这与特朗普的期望背道而驰，他可能会因此退缩。

虽然让市场来约束特朗普政府算不上是对民主的伸张，但鉴于迄今为止建制派反对力量已有的表现，美国需要竭尽所能争取一切制衡力量。对现状的条件反射式防御虽非上策，但总胜于无所作为。不过这不应与政治战略混为一谈。MAGA对美联储的冲击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却至关重要的问题：就美国而言，我们应该选择一个怎样的中央银行？

要对这个问题进行理性探讨，就要抛弃政治上的天真。信贷与货币的创造始终是政治性的。1980年代以来美联储独立运作的这一时期，体现了一种中间派的技术官僚统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体系逐渐染上了自由主义色彩。但中央银行的基础，实则源于金融建制派为遏制二十世纪充满活力又富于挑战的民主与社会力量而进行的斗争。

美联储于1913年诞生于华盛顿与华尔街的妥协之下。双方都深受19世纪90年代民粹主义运动的震撼。其时，背负沉重抵押贷款的农民们抗议由金本位造成的不公。在二战及冷战初期，美联储为美国的“民主兵工厂”提供资金支持，直至1951年因利率问题与财政部产生激烈冲突后，才获得独立地位。美联储的现代体制可以追溯到1979年，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为遏制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而大幅提高利率，同时也重创了美国工业与工会力量。

当前，我们并未处于那些曾经塑造美联储历史的危机时刻。现在不是2008年，也不是2020年，当时美联储为拯救银行业和债券市场而大幅扩张资产负债表。那些时刻本可成为反思美联储角色的良机：它在多大程度上是金融失控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一切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但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拜登政府，都未能直面这一棘手难题。

我们如今所面对的是一场政治危机。MAGA正试图攻占中间派建制派的堡垒，其中也包括美联储。这股力量或许不具备银行业危机或战争那样的历史冲击力，但MAGA运动创造了其自身的必然性。此次它将矛头直指行政国家的核心。

即便法院成功阻拦特朗普，自由派若安于现状仍然十分危险。MAGA势力绝不会就此止步。他们将继续搞破坏，直至掌握美联储。民主党人是否应该进一步巩固美联储的独立性，使其更不受问责约束？若MAGA最终成功，又当如何？假使民主党重新夺回立法权，他们将如何着手清除特朗普的政治遗产？又将打造一个什么样的后特朗普时代的新美联储？

这些问题是前所未有的。而告诉我你的答案，我就能判断你是哪种民主党人。

强硬的中间派想必会主张进一步强化美联储的独立性。他们将重申沃尔克和艾伦·格林斯潘时代的新自由主义宗教信条，坚称独立性赋予央行公信力，而这才是控制通胀预期、从而降低维持物价稳定成本的最为有效的途径。

这种观点背后有着经济学共识的支持。但这不禁令人想起过去那个我们总是脱口而出“笨蛋，问题在于经济”的时代。当时没有人问一句：“什么样的经济？”或者“谁的经济？” 决策权被交给了央行官员——抑或是债券市场？总之这些都绝非政客所能染指。

拜登—杰罗姆·鲍威尔时代的批评者则会主张美联储必须退回其基本使命——正是由于美联储未能对2021年和2022年的价格冲击作出及时反应，才引发通胀恐慌并将选举的胜利拱手让于特朗普。这意味着即便面对如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重大供给冲击，也需坚持铁一般的反通胀纪律。颇有些荒唐的是，特朗普阵营内部包括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在内的某些人，似乎也赞成将美联储职能压缩至这种最小化角色。

至于被认为因鲍威尔的失察而受益的特朗普先生，显然对此并不认同。他认为巩固权力的方式是通过开闸放水式的财政政策和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

民主党人除了重申90年代的最佳政策实践之外还有其他图景吗？

在外交政策领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及其团队曾提出“面向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那么面向中产阶级的货币政策又该作何构想？你们或许会说，这正是美联储理事莉莎·库克的使命，作为一名特别关注种族不平等的劳动力市场经济学家，她应为此发声。但如今她却身处于特朗普试图将其驱逐出管理委员会的人事斗争的漩涡之中。

人事就是政策。但如果进步派真心想要构建更加强大与公平的经济，他们必然不会满足于仅仅扭转特朗普的理事会安插行动。毕竟，如果说贸易政策对普通美国人存在系统性不公是众所周知之事，那么金融体系的扭曲程度显然更为惊人。

捍卫美联储独立性的现状，其实就是在捍卫一个远离民主政治问责、却深度暴露于金融市场与“大而不能倒”压力之下的机构。在地区层面，它由各地商业大亨组成的群体所掌控。当2008年与2020年危机来袭时，真正具有话语权的是华尔街。这并非人事安排或个人政策偏好问题，而是根植于美国高度复杂且脆弱的市场化金融体系的结构性依附。这个体系确实庞大复杂到不容崩塌。而美联储独立于政治压力的特性，恰恰加剧了这种危险的共生关系。

若要抵抗央行相对于高层金融缺乏独立性的现状，正确的解决方案并非削弱民主问责，而应是加强民主监督。正如政治理论家莉亚·道尼（Leah Downey）在其应时之作《我们的货币》（Our Money）中所论证的：倘若我们在制定货币政策中真的重视民主，就应考虑建立央行定期审查机制。这种迭代式改革甚至可延伸至央行的法定职责——我们是否应如现行法律所限只关注物价稳定与最大就业？是否应增添低碳目标或其他产业政策议题？抑或美联储的职责应仅限于保障充裕的信贷流？

正反观点各有理据，关键在于展开公开辩论，且辩论不应止于宏观框架：为何不定期审视指导美联储运作巨额资产负债表的晦涩规则？这项决策关乎数万亿美元资产的流向。正如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教授，也是我的同事列夫·梅南德（Lev Menand）所提议，或可建立国会对美联储预算进行三年一次审查的机制。

90年代共识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关于货币政策的理性公共辩论既不可能又十分危险，因此央行必须保持独立。这种观点始终带着居高临下的优越感。特朗普及其谄媚的团团伙伙可悲地印证了经济学界最悲观的预言，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党人就该簇拥在技术官僚统治的周围。除了谴责特朗普对权力的攫取，反对派更需要提出自己的论据与愿景，他们需要属于自己的政治纲领。

或许有人会说这很不合时宜。正如叶芝所言，我们正处在“好人信心尽失，恶棍炽烈狂热”的时代。只有愚者才会选择在此时揭开货币的宪政基础这个潘多拉魔盒。但我们已经无从选择。MAGA的进攻已然发动，我们唯一能做的选择是决定在何种阵地上应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