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图兹：作为实验的全球权力【霸权手记 ·第1期】

【编者按】欢迎来到「图说政经Chartbook」。这里是由知名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当·图兹（Adam Tooze）主理的Chartbook的中文版，经图兹教授本人授权。Chartbook是当今英文世界最具影响力的Newsletter之一，每周定期更新，用图表解读全球政经世界的激流与暗涌。

图兹的中国行启发了他关于21世纪权力和美国霸权的思考。在本文中，图兹指出，现代世界的大型建设项目、军事行动、经济发展计划等都是“项目—权力”的典型例子，而美国霸权本质上也是一个创新项目。当下，多重危机（Polycrisis）席卷人类社会，应对这些危机的最佳策略是更多的项目。

本文英文版发表于2024年7月7日，刊发时有编辑。

作者：亚当·图兹
译者：包岳涵江
责任编辑：高铂宁

在我的朋友、维索出版社（Verso）的格雷·安德森（Grey Anderson）的推动下，以及在大连、北京和上海之行的启发下，我最近一直在思考 21 世纪的权力和美国霸权问题。本文是关于这一主题的系列文章的第一篇。

作为第一篇，本文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要澄清关于权力的一些基本观点。

这是我与巴纳比·雷恩（Barnaby Raine）就权力与自由的主题进行的持续对话的一部分，也是我与崔之元在北京进行的讨论的一部分。讨论由王磬主持，由《崩盘》和《滔天洪水》中译本的出版商理想国主办。王磬是一名国际记者，也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人之一，主要关注女性主义、欧洲和全球事务。她是播客“不合时宜”的共同主播，也是最近推出的图说政经Chartbook中文版的编辑。崔之元是清华大学教授。他是中国“新左派 ”的领军人物、实验性治理的倡导者、查尔斯·萨贝尔的合作者、多产作者。他同时也是罗伯托·曼格贝拉·昂格尔三卷本《政治学》选集《政治学：中心文本》（Politics: The Central Texts）的编辑。

在北京会谈之前，崔之元和我一直在寻找我们之间思维的桥梁，我想我们在“作为实验的全球权力 ”这一观点中找到了它。

我的思路如下：

1） 米歇尔·福柯对权力的压迫性概念和生产性概念有着著名的区分。福柯的隐喻指出，性规范制度、监狱、学校、军营和工厂是现代主体性产生的场所。

福柯的权力概念与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有机的亲缘关系，后者将生产场所视为产生和提取剩余价值的关键地点。工厂而非市场是理解资本积累和生产新的历史主体——工人——的关键所在。在此向巴纳比·雷恩致敬。

2） 但是，放眼现代世界，当你惊叹于像上海这样的现代化大城市的景观，你看到了什么？

你看到的是字面和引申双重意义上的工厂产品、大批量生产的人和物。你看到的是政治权力的规训——“党-国”合一。但你也看到了这两种权力概念都无法把握到的东西。

是什么样的权力建造了这片巨型建筑丛林、这片钢筋水泥的高山？

是什么让数以百万计的人在无数的街道上穿梭？是什么组织了维持如此巨大的人类活动集中所必需的巨额资金和资源流动？

我认为这不能归结为是规训的产物或是主体性或欲望的常规生产。在现代超大城市中，在那高耸入云的建筑、巨型开发项目、巨大的公路和基础设施中，在那些鼓足干劲居住在这一空间的个人身上，以及组织起所有这一切的国家组织中，你看到的是另一种东西。你看到的是一种权力所产生的影响，这种权力通过审慎的、一次性的动员、干预和实验行为重塑物质和社会世界。每一幢乌七八糟垒起来的建筑都是这种权力的纪念碑。

3） 想一想工厂生产和建造摩天大楼之间的区别，或者学校教育和终其一生的、杂乱无章的自我塑造之间的区别。想一想从新兵中培养出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与在战争中实际使用这支军队之间的区别。

工厂生产涉及常规化、无休止重复的流程。军队操演同样也是一种例行公事。而建造建筑物和遂行一场军事战役所涉及的过程和精力却截然不同。当然，两者都可能涉及标准化的组成部分，但它们都是根据特定的设计和构想组装和安排的。每一种选择都是独特的、个性的、特定的。每一种选择都会产生不可逆转的后果。

正如克劳塞维茨在1806 年被拿破仑大败后的后腓特烈时代的普鲁士之后所宣扬的那样，任何将军队的机械操练与战争的历史性豪赌混为一谈的人，都注定要失败。

4） 对于第三种权力模式，按照查尔斯·迈尔（Charles Maier）最近的著作，“项目—权力”（project-power）可能是一个合适的标签。

从这个意义上讲，“项目”是指围绕一个重要目标，有历史针对性地、有意识地动员多种资源——诸多重要的事物取决于达成（这项）目标的成功与失败。

等级制度和不平等有其结构性的先决条件，但它们是通过诸多冲突、对立和不对等的项目生产和再生产的。权力和不平等的结构并不仅仅是既定结构继承性的结果，而是在项目和反-项目（counter-project）的混乱斗争中持续成功和失败的结果。

你可以组建一个革命性的政党并规训其成员。你可以组织大规模的工人运动。但如果你想改变世界，你就必须审视你表面上的朋友和你的敌人，衡量你的相对实力，并选择出击的时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的上海吸取的惨痛教训。

在个人的层面上，你可以继承社会和文化资本，但对于除最微小的超级精英之外的所有人来说，社会阶层的再生产都有一个不可减除的项目维度。特权(privilege)需要一种独属的操演——必须参加（选拔性的）考试，必须通过面试，必须掌控会议，必须完成KPI。

根据基本的经济逻辑，贫穷的国家代表着一个待发生的增长机会。巨额利润在向我们招手。但尽管如此，数十亿人依然贫穷。

项目的成败才是关键。

5） 我们可以对三种形式的权力作出区分——规训、生产和项目——原则上，这样区分在任意规模和许多领域中都适用。

比方说，我们可能会去区分异性间欲望的产生、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约会的规则与戏剧性宣示爱情的逻辑。它们相互关联，但各自涉及不同的能动性和权力逻辑。

一对情侣浪漫的阳台时刻的戏剧性和权力互动或许会消失在有关婚姻和生育的统计数据中。这样一来，它们就仅仅是一种规训逻辑、一种社会结构或一种文化套路中的一个瞬间。但这是归纳的效果。它不会抹除一个地方的特殊性，也不会抹除两个人之间的真实瞬间，更不会抹去其对两人生命经历的影响。

当我们考虑更大规模的项目时，这种归纳的力量就更小了。

6） 行使项目—权力的典型例子包括：

· 大型建设项目——建造城市、巨型高楼、水坝、隧道等；

· 发动战争和/或开展军事行动；

· 计算革命或反革命的政治；

· 大规模经济发展计划——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

· 构建国际联盟网络。

7） 资本积累的历史就是一部项目的历史。大城市的摩天大楼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

国家权力和霸权的历史也是一部项目—权力的历史。

当然，霸权的行使既涉及生产，也涉及规训。它受到地缘政治先决条件的制约和塑造。然而，理解美国霸权——这一唯一真正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运作的霸权——的最好方式，是将其看作一个项目。

这同样适用于大英帝国，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其将上海的发展塑造为多国帝国主义部署的中心。约翰·达尔文在他的著作中创造了 “帝国项目(Empire project) ”一词，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大英帝国和20世纪的美国霸权确是不同的原创项目。这一点我会在随后的文章中论证。

8） 这一系列说明的目的是将美国霸权描述为一个项目。它不是铁板一块，不是更早期全球权力形式的自然延续，而是一种原创的、不稳定的创新，一种不得不反复更新和重组的创新。

在当下，它可能会支离破碎、左支右绌，但它并不会因为一连串准自然的历史周期而注定消亡。未来出现的任何全球权力结构也都不可能与过去相似。

我是在《滔天洪水》、《崩盘》和《停摆：新冠疫情如何撼动世界经济》（Shutdown）等书中开始勾勒这段历史的。

在伦敦书评的演讲中，我讲述了关于美国权力是如何包含一系列权力创新的故事。

这也是我讲述美元体系的创立和生存故事的方式。

9） 正如福柯教导我们的那样，权力和知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同的权力构成不同的知识，反之亦然。因此，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样的知识是项目—权力所特有的。

与19 世纪初出现的以 “人 ”的生产为中心的一系列规训实践和趋同的知识形式相比，项目—权力的应用更加多样化。

这些项目包括工程学、发展经济学、军事科学、心理学、政治战术和战略。 

如果非要概括的话，可以说项目—权力所特有的知识形式就是历史知识。作为在时间中进行的谨慎干预——能造成影响的干预，项目必然是在历史中运行的。

· 人际关系或亲子关系是划定我们生命经历的项目。

· 政治参与将我们与集体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与黑格尔祈祷式地阅读每日新闻是积极对应的。

· 一个宏大的建筑项目和一次军事行动都必然存在于历史之中——存在于一个城市不断演变的历史之中，存在于建筑风格演变的编年史之中，或者存在于军事尝试的历史之中。

10） 项目权力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

现代西方的历史性（historicity）形成于近代早期欧洲国家自觉地采取项目式行动（project-style action）。

小说的文学形式在18 世纪和 19 世纪围绕着现代自我(modern self)的冒险而形成——无论是浪漫主义的自我还是其他形式。

从19 世纪起，统计时间序列成为我们叙述“经济”起伏的主要媒介。

11） 继拉图尔等人的研究之后，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

现代科学知识不是以工厂生产的方式产生的。它也不能归结为“规训”。这两种形象都不能充分体现发现的创造性、原创性和特异性。

现代科学进步的基本构件是实验（experiments）。

实验组织资源、工具和参与者进行决定性的测试。尽管实验应该是可重复的——就像工厂生产一样——但这是次要考虑因素，就像对巨型建筑进行安全测试的能力一样。在科学知识向前发展的不断演进的叙事中，铭刻的是第一次决定性的实验测试，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报告它的文件。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实验具有项目的所有特征。

从共时性（synchronically）的角度来看，现代技术科学可以被视作是一种规训系统。从历时性（diachronically）的角度来看，科学是由相互关联的知识项目（knowledge projects）的累积所推动的。

12） 这使我们得出一个令人眩晕的结论，项目是一种能够产生如下对象的权力和能动（agency）形式：

· 科学知识

· 资本积累

· 国家权力

· 现代主体性

13） 这又可以实现一系列的交叉连接。

现代技术科学的巨型综合体可以被视为知识的巨城--一个由积累的实验成果和调查项目组成的无边无际、参差不齐的大地。

反过来，如果我们可以将实验视为项目，那么我们也可以将大型权力项目——国家层面的经济发展项目或军事行动——视为实验。

这些项目——权力的实践检验了已知的和可能的极限。

我认为，20 世纪之交帝国主义危机中出现的霸权问题，就是大国政治作为实验的典型例子。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以后的推文中详述。

严格意义上讲，这种冒险的结果是无法预知的。但掌权者有时会说服自己不这么想。他们会想象，甚至会宣布（项目的）成功是确定的，“计划一定会实现”。但这往往会导致失灵、失望或自欺欺人。

这也是我与崔之元提出的实验主义治理思路的交汇点。此外，我还赞同查尔斯·萨贝尔和大卫·维克多的《修复气候》一书中（在气候政策领域）关于诸边主义(plurilaterialism)的论述。

14） 项目—权力在各个层面的进步可以用知识进步、生产力进步和控制力进步来逐步描述。在人类生存、经济进步和赋权方面的收益是实实在在的。

但每一次进步都会带来新形式的异化、新形式的征服、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对于二者平衡的跟踪、监测和诊断催生了无数次生的项目——关于项目的项目。这就是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社会学——吉登斯、贝克等人--所说的 “第二现代性”，或反身性的现代性。

有趣的是，贝克坚持认为，任何关于全球第二现代性的对话都必须建立在东亚与西方对话的基础之上。

15） 自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伴随着愈演愈烈的紧迫性，这些元项目——第二现代性的警报机制——一直在闪烁红灯。

在“历史的终结”中，项目—权力创造历史的力量被一台既有的、无可置疑的机器轰鸣的效率所取代，这台机器无休止地复制着自己不可改变的真理。而我们面临的情况恰恰相反：有关增长、政治权力和自我赋权项目的高潮迭起、相互纠缠，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生产着巨大的、不断升级的失衡。

大自然最基本的结构与人类能动性所产生的力量之间理所当然的关系正在被颠覆。这是一种崇高的景象：巨大、令人兴奋和恐惧。

16） 多重危机（Polycrisis）是对由此产生的、内生的极端不确定性的称呼之一。

我们的境况是马克·布赖斯（Mark Blyth）曾经生动描述的气候崩溃的概括：

“一个巨大的，具有邪恶的凸性(convexity)的非线性结果生成器。通俗地说，没有平均值，没有平均数，没有“回归常态”。这是一条通向未知的单行道"。

在上海的这一周，当夏日的高温飙升到体感 47 摄氏度（116 华氏度）时，我们很难摆脱这种描述的影响。在阳光的直射下，温度会更高。一个拥有2600 多万人口的城市正在被低温慢煮。

每一项计划、每一个项目都必须根据人们能够承受高温的时间来安排。对于某些人来说，需要承受高温的时间比其他人要更长。

空调和维持空调运转的电力供应成为生存和维持任何生产力的必要条件。那些被迫在室外谋生的人，在饱受酷热之苦的同时等待太阳下山。那时气温会降至闷热的30 多度。

17） 在这场未知的冒险中，我们的最佳投注是什么？

唯一看起来合理的答案是：更多的项目！

这正是美国霸权的历史与未来、绿色能源转型、中国崛起等问题提出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