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图兹：2025年，我们还在“多重危机”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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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多重危机”概念正当其时：疫情、战争、金融震荡与气候失衡共同揭示了全球体系的脆弱性。然而到2025年，危机的性质似乎已悄然转变。古典意义上的“危机”源于系统内部的矛盾，而当下的动荡更多来自蓄意人为。

本文英文版“Polycrisis — is this the sequel?”于2025年9月6日发表于英国《金融时报》。

作者：亚当·图兹

译者：戴涵之

责任编辑：高铂宁

回望2022年，“多重危机”看起来恰当其时，在2025年这个词还合适吗？

在某些情况下确实如此。例如，世界银行继续使用"多重危机"或类似概念来描述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地区深陷多重危机夹击的现状。该机构每年发布的《脆弱和受冲突影响地区清单》就是全球多重危机的登记册。气候临界点接连失守的风险逐年递增，形势愈发令人警觉。与此同时，禽流感引发大流行的风险也在不祥地暗中涌动。

以小观之，不妨看看我所在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最近的遭遇。这所全球性大学同时是美国国内激进主义的漩涡中心：加沙地带的暴力冲突令校园激荡不安，内部意见分裂又遭遇外部压力冲击，其处境完全符合多重危机的特征描述。

但若用其描述特朗普2.0时代首年的全球局势，似乎并不贴切。事实上，当下的核心疑问在于："危机究竟何在？" 为何金融市场对持续颠覆现状的种种变故并未作出更剧烈的反应？

在2020至2022年间，我们接连经历了新冠疫情、国债市场几近致命的心脏骤停、“黑人的命也是命”全球抗议浪潮、美国宪法危机以及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这一切还交织在不断升级的气候紧急状态中。而今，乌克兰战火未熄，中东深陷暴力动荡，特朗普重返白宫——但金融市场却呈现出令人不安的平静。

这种现象或许存在现实依据。股市在人工智能信心的支撑下保持上扬，国债市场流动性依然充裕，而对特朗普引发动荡的反应也不过是长期收益率的温和上调。但反过来看，打破这脆弱平静的转折点是否已近在咫尺？ 倘若真的爆发全面混乱，“多重危机”将成为我们当下处境最准确的注脚。

换而言之，2022年与当下的关键差异实则更为微妙。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追溯“危机（crisis）”的本源定义——这个西方语言中的共有术语源自古希腊医学理论，特指疾病过程中患者处于生死转折的关键时刻：要么高热消退逐渐痊愈，要么病情恶化走向终结。因此，危机需要两个构成要素：广义上的生命体，一个仍然存活但存在受到威胁的完整单元；以及具有内在演进逻辑的威胁。

“危机”一词之所以在当下显得不够贴切，关键在于如今的动荡多属人为故意。若以色列意在荡平加沙，或特朗普企图颠覆美联储——这些行径与疫情或金融危机的自发性质截然不同，而是蓄意的侵略行为。当有人持刀刺入你的心脏，这并非危机，而是谋杀。

当然，大规模谋杀可能产生连锁反应——譬如会在坚守国际法的人群中催生危机感。但这取决于该“生命体”的反抗意识和自我觉醒程度。正是在这个维度上，2025年再度与2022年呈现出本质差异。

对"多重危机"原初概念的嘲弄之一，是认为它折射了自由主义精英的恐慌。我们这些达沃斯圈内人需要创造术语来承认自己正逐渐失控的现实——那个承受危机的“生命体”，正是所有信奉全球治理一致性、基于规则的秩序或西方霸权的群体。而2025年的问题在于：还有谁或什么在假装掌控大局？还有什么能构成所谓处于危机中的主体？

正如最近聚集在杰克逊霍尔山（Jackson Hole）的央行行长们所意识到的：当斥责对象是土耳其时，高谈央行独立性的优点固然轻松；但当斗争矛头指向东道主美联储、当其生存权遭受挑战时，情况就截然不同了。世界银行可以大谈多重危机，因为它对脆弱冲突地区（FCS）的定义直接关系到其资金投放与干预行动。哥伦比亚大学为维持学术净土而付出的代价，是陷入永久危机的困局。但在世界舞台上，“具有凝聚力的主体”这一概念本身，正日益显得无关紧要。

在此背景下，那些关于债券义警与美国国债市场的忧思之谈也显得更为明晰。在自由主义的世界观中，国债市场是维系霸权的天然支柱——它既定义秩序，亦惩罚悖逆。若市场能对特朗普屡次破坏规则的行为作出激烈反应，纵然痛苦，却不啻为一剂强心针。面对特朗普2.0这般激进的民粹主义者，进步派自由主义者极易认同赫伯特·胡佛时期的财政部长安德鲁·梅伦的观点：大规模抛售虽惨烈，却足以“清除体系中的腐坏部分”。

但若根本不存在危机呢？若市场只是漠然置之呢？部分投资者或会欢呼雀跃，但任何眷恋旧秩序者都明白：游戏其实已经终结。毕竟，危机至少意味着病人尚未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