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图兹：多重危机时代的亚洲

【编者按】欢迎来到「图说政经Chartbook」。这里是由知名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当·图兹（Adam Tooze）主理的Chartbook的中文版，经图兹教授本人授权。Chartbook是当今英文世界最具影响力的Newsletter之一，每周定期更新，用图表解读全球政经世界的激流与暗涌。

2024年11月6日，图兹教授在苏黎世大学发表演讲，讨论当今亚洲面临的关键问题和挑战、该地区的未来以及美国大选结果对亚洲的影响。本文为演讲的文字记录。

作者：亚当·图兹

译者：王晓菲

责任编辑：高铂宁

各位嘉宾，晚上好！我非常荣幸能在此与大家相聚。衷心感谢施瓦辛格教授、康京和博士、尼科·卢克辛格先生（Nico Luchsinger）以及亚洲协会全体团队。

观看刚刚这段视频时，我意识到自己已融入亚洲协会的网络。视频中，维莎卡·德赛女士（Vishaka Desai）的形象尤为引人注目。她最近邀请我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全球思想委员会主席，而该委员会的工作与亚洲协会在此地的努力有诸多共鸣之处。因此，我期待在多个层面上与各方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无论是在欧洲还是纽约。

有人说我喜欢挑战。我必须承认，我确实热爱挑战。然而，请设想一下今天演讲者的处境：一个对德国和欧洲有深厚情感的英国人，生活在纽约，为瑞士的观众带来一场关于多重危机时代的亚洲的讲座。这场讲座恰好安排在一场关键的美国大选之后，而这次大选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中国冲击（the China Shock）”展开的。此外，感谢大学的合作和Zoom的技术奇迹，我今晚还安排了一场讲座，将为那些因美国大选而深受冲击的美国学生讲解魏玛共和国的崩溃。

我认为这八个层面的特征决定了我今晚的演讲。用德语来说就是“es besteht Gesprächsbedarf”，意思是“我们需要聊一聊”，有些事情需要我们共同讨论。

在我看来，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这八个层面中的各种万花筒般的因素如何在某种程度上相互交织。我们不必假设一个不存在的共同立场，而是应该以一种万花筒式的视角来看待问题；或者，这可能更为复杂，像是验光师不断为你更换视片那样。

我认为欧洲和亚洲对美国大选这场戏剧的观感是截然不同的，甚至在苏黎世和我本周即将启程前往的柏林之间也不尽相同。我认为，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在这段变动历史中所处的具体位置。这也正是我今晚要探讨的主题——既从一个亚洲局外人的角度切入，也尝试以一种初学者的视角去解读这个令人惊叹的万花筒，而这正是我们今晚讨论的核心。

从柏林的视角来看——请允许我暂时采用这种视角，尽管我知道它与苏黎世的视角有所不同——一个简单的理解方式是，特朗普的当选对欧洲来说具有深远影响。他此前已经公开批评过欧洲，对吗？特朗普与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 erkel）之间的冲突堪称传奇。

坦白说，想象一下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与唐纳德·特朗普会面的情景，就足以让人感到不安。这其中涉及性格因素，同时也有结构性的决定性因素。自温斯顿·丘吉尔在二战结束时发表那番话以来，西欧的安全始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他当时不仅在呼吁欧洲的崛起，更是在倡导一种全新的国际权力格局的形成。

第三，具体来说，我认为瑞士德语区与德国在某些方面存在根本性的差异。至少对德国来说，美国民主的问题实际上关乎其身份认同。德国并不像瑞士那样拥有深厚的民主传统可供借鉴，用以定义一个独立于美德关系之外的现代民主德国。甚至可以说，即便是魏玛共和国，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支持，这正是我今晚稍后将与学生们讨论的话题。

这段关系的特殊性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这使得它显得尤为独特。我认为，毫不夸张地说，特朗普对西欧，尤其是柏林而言，就是“多重危机”的化身。他使这一概念具体化，而“多重危机”的核心思想是整体的危害性远远超出了各部分危机简单相加的结果。你应该明白我指的是什么，对吧？民粹主义、对北约的模棱两可态度、对气候问题的否认，以及他那毫无顾忌的性格——所有这些叠加起来，便形成了一种完美风暴。特朗普对波恩共和国可能造成的冲击，以及当前他对柏林的影响，正是这种多重危机的最佳体现。

我认为，对于我们称之为亚洲的这个复杂结构中的绝大多数地区，这种情况并不同样成立。当然，有人可能会提出异议并提 供反例。也许在某些地区，情况确实有所不同，比如台湾，或者最接近（德国）情形的可能是韩国。韩国学术界对德国历史的研究极为深入，我始终认为这可能与两国在结构上的相似性有关。

但总体上，相比之下，亚洲对美国大选的态度显得更为淡定。尽管当前亚洲的地缘政治局势确实紧张，但这种紧张并不像欧洲对乌克兰局势那样，直接受美国大选结果的影响。

而对于印度和中国来说，俄罗斯相对较远，它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友好的角色。以印度为例，它正处于最佳位置，成为双方争相拉拢的对象。美国对印度的战略倾斜是跨党派的，这一趋势早在2000年代初布什政府时期便已显现。至于越南，情况也颇为相似。双方都在积极争取越南，这使得越南能够相对从容地处理自己的立场。当然，越南需要巧妙应对这种局面，但毫无疑问，双方都希望赢得越南的支持。

我认为，中国的态度带有一种超然，因为它清楚，自己无论如何都被视为美国的对手。美国对华政策的强硬立场可以追溯到克林顿时期，并在拜登政府任内进一步加强。这种对抗最终会产生多大的实际影响，目前尚难以预料。我稍后会对此展开更详细的讨论。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亚洲并没有一个类似北约的组织。尽管拜登政府试图将“四方安全对话（QUAD）”或所谓的“联盟网络（a "latticework" of alliances ）”打造成类似北约的结构，但这样的框架实际上尚未形成。可以预见，在明年春天的北约会议上，特朗普首次出席时无疑会出现一场角力。希望他不会注意到《金融时报》对他首次出席北约会议时的负面报道。

总之，在亚洲，并没有一个与之相提并论的机构或场合。

美国的贸易政策无疑是让欧洲和亚洲都感到紧张的领域，大家都认识到，情况可能会变得异常严峻。然而，两者在立场上存在根本性的差异。目前在美国占据主导话语权的是“中国冲击”，但坦率地说，这只是开始。

第一次“中国冲击”发生在中国融入全球供应链之际。第二次“中国冲击”则是我们渴望被纳入中国的供应链体系。以电动汽车行业为例，这是目前的挑战所在。我听到德国的高层人士提议，我们需要探讨合资企业的可能性。这一次，我们将有机会从中国的经验中汲取教益，而非像以往那样相反。这一转变带来了深远的冲击。

这张图表并非展示GDP或工业数据，而是聚焦于制造业的现状。相比其他图表，它更能引起关注，因为它揭示了人们最为关注的领域。中国 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地位早已超越追赶或接近西方的阶段，这一点毋庸置疑。目前，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生态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可以为某些特定领域设立例外，比如在高度复杂的飞机制造等领域，中国尚未真正跻身竞争的最前沿。然而，将视野扩展到整个制造业格局时，情况则截然不同。

其次，无论美国与其全球贸易伙伴的关系如何变化，亚洲内部贸易在过去十多年，甚至近二十年间，一直是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来源。尤其是在过去十年中，亚洲内部贸易已成为推动全球化的强大引擎。

美国转向更加孤立主义的立场，实际上意味着将更多贸易机会让给亚洲内部，因为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力集中在亚洲。

至于这种转变是否会带来外溢效应？以及高强度的美国保护主义是否会迫使中国在新市场扩大影响力？答案是肯定的。但我认为，这些只是次级效应，属于边际现象。

总体来看，保护主义在全球经济发展中仅扮演着边缘角色，其引发的替代效应和边际影响也是次要的。全球贸易增长的主要叙事始终以亚洲为中心，随着美国逐步退出这一舞台，亚洲的贸易活力预计将进一步增强。

在产业政策领域，我们可以认为当前时代正是产业政策的时代。从一个颇为有趣的角度来看，乔·拜登政府试图通过多种举措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但这一努力却意外地加深了美国对其他亚洲国家的依赖。

美国在5G领域的产业政策主要依赖爱立信、诺基亚等欧洲企业，以取代华为设备。在芯片领域，美国的产业政策聚焦于英特尔。然而，英特尔大势已去。请听我说，上次我在这里发言时，只说了这几句：“瑞士信贷，瑞士信贷。”我反反复复说了好几遍。请大家自行解读。目前，美国推进微电子产业政策实际上需依赖台湾和韩国企业。因此，即使美国采取更民族主义的战略，也难以实现完全自给自足。实际上，美国依然深度依赖以亚洲为中心的供应链。

基于所有这些原因，的确，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具有破坏性，但我再次强调，这并不会让亚洲陷入同样的弱势地位。同样的，我还是想回到德国的情况，因为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目前正对德国汽车工业产生影响。

亚洲在全球制造业的关键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因此，问题不在于亚洲将受何影响，而在于我们能否不依赖于亚洲，这实际上是推动美国乃至欧洲政策讨论的核心议题。

所以，我认为地缘政治格局有很大不同，产业政策和贸易格局也截然不同。然而，最鲜明的例子其实是文化领域，这关乎身份认同问题。众所周知，特朗普与日本的安倍、菲律宾的杜特尔特以及印度的莫迪关系非常融洽。如果你想找到因当前局势真正放松的人，可以与印度记者聊一聊，这确实很值得注意。此外，特朗普还与中国的习近平、俄罗斯的普京以及沙特的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BS）保持良好的关系。

如果从亚洲协会的视角来解读这一点，你可能会倾向于指出，主流自由主义话语中将特朗普描述为专制者，并将其与民主对立起来的观点，确实带有一种熟悉的文化叙事链条。如果我们从文化史学者的角度审视，这种叙事从西方的民主制度延伸到东方的专制制度。

对于许多欧洲和美国的自由主义者来说，特朗普的“过于东方化”是他们难以接受的丑闻。在某种意义上，美国总统的行事风格似 乎并不完全契合他们的体系。他不喜欢宪法，而对于美国来说，这种态度几乎是一种令人震惊的禁忌。

这种看法显然在传播东方主义的刻板印象。我并不是说这种对特朗普的描述是合理的，但我认为，美国自由主义者对特朗普表现出的极端愤怒和愤慨背后，隐藏着对更深层次事物的恐惧和厌恶。这种情绪不仅针对特朗普，也反映了他们对某种其他事物的恐惧与排斥。

在欧洲，特朗普常被视为多重危机的化身。与之相对，亚洲在面对美国大选时表现出的相对冷静，反映了其日益增强的自信心。正如康博士刚刚所指出的，亚洲正在崛起，并且对这一点有着清晰的自我认知。

有人认为，特朗普是过渡期（interregnum）的某种病态表现，未来局面将会变化。在这样的时期，病态的现象——甚至有人称其为“怪物”——会出现。而在自由主义者或左翼的想象中，特朗普被视为过渡期的“怪物”。

进一步来看，我们可以开始思考，所谓的“多重危机”是否实际上仅仅是西方内部的一场风暴。换句话说，这是否不过是“西方茶杯中的风暴”？我们是否真的面临戏剧性问题，还是这种感觉是在布鲁塞尔和柏林之间被人为创造的？“多重危机”这一概念的流行可以追溯到2014-2015年间，让-克洛德·容克（Jean Claude Juncker）提出了它。推动这一想法传播的人，有我自己，还有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e）和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等人，他们引用了我关于多重危机的文章，仿佛层层递归。一方面，这让人感到受宠若惊；另一方面，却又令人恐惧。毕竟，难道不应该有其他人在这一领域提出这样的概念吗？这是否从根本上反映了西方的集体恐慌？换句话说，我们是否因为亚洲的崛起而陷入了某种集体性的失控状态？ 

这正是我接下来想深入探讨的问题。如果我们顺着这个思路继续思考，会发现一种明显的反差——我们的自信正在逐步消退，而与此同时，内心的恐慌却愈发显现。当拉里·萨默斯说出“我觉得局势一片混乱（ich finde die Situation unübersichtlich）”这样的话时，我们就能清楚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毕竟，拉里·萨默斯并不是那种会轻易承认自己失去对局势掌控的人。

这一点自然与另一种场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用德语来说，这可以称之为典型的“比德迈尔”（Biedermeier）式画面：（在中国）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被精巧地陈列在一座古色古香的书架上，为我们勾勒出未来的世界图景。

而另一种更为张扬的场景，则在那次非同寻常的G20会议上展现出来——印度人民党（BJP）以独特而引人注目的方式欢迎其他国家的民主领导人，基本上声称莫迪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政治家。正如我们所知，随后的大选揭示了印度选民的复杂性和力量，给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然而，这一场景也彰显了亚洲崛起的势头，关键在于他们能否把握正确的方向。

他们的答案在于增长。对于那些对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现代主义怀有特殊情感的人来说，这些由人工智能生成的未来印度或印尼新首都的愿景—— 在丛林中勾勒出的蓝图——具有某种辉煌的吸引力。

这里展现出非同寻常的戏剧性——所有关于现代性的幻想正在复兴，它们不仅蕴含着丰富的可能性，也伴随着复杂性，正如中国新左派等思想家早已指出的那样。

从历史学家的视角来看，这种鲜明的对比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亚洲正展现现代性面貌，而西方却面临自信心的破碎。我认为，上世纪70年代初正是“多重危机”这一概念开始流行的时期，与当下的情景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照。

我想起了1972年发表的《罗马俱乐部报告》。这份报告首次以非马克思主义、完全立足于资产阶级立场的社会科学视角提出了一个多层次、多方面、全面危机的概念。这种危机始于资源短缺和人口过剩，扩展至价格飞涨和经济放缓。这标志着我们对20世纪70年代初政策危机的认识被清晰概括。

当然，这一切是在战争的背景下展开的，尤其是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随之而来的是石油危机和一种世界似乎正在分崩离析的感觉。

但罗马俱乐部提出的这一概念聚焦于全球性议题。真正引人注目的是，当时对全球危机的构想中，亚洲当时的处境与现在形成了鲜明对比。

如果你审视《罗马俱乐部报告》，会发现它是基于20世纪60年代的数据来预测未来的。以那个起点为基础，未来展现出的图景正是如此。这确实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历史学者们也经常这么做。

如果依据20世纪60年代的数据进行预测——那是所谓“印度式增长（Hindu rate of growth）”的时代，中国也正经历巨大的动荡——以此为起点展望未来，对占全球人口大多数的亚洲人来说，大部分人的前景似乎非常黯淡。

当时，康博士的国家韩国正处于崛起阶段，我认为，这无疑是最令人震撼的成功案例之一。20世纪50年代的韩国极度贫困且饱受战争创伤。在50年代后期，由于战争的破坏和工业化水平的极度落后，韩国位列全球最贫穷的前五个国家。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起，韩国逐步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未来。

亚洲的情况的确复杂。我最近经常想到孟加拉国的情况，相信在座的许多人也有类似的思考。回想20世纪70年代初的孟加拉国吧。印度摄影师拉古·赖（Raghu Rai）拍摄的珍贵照片最近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些照片摄于1971年12月，地点是印度与孟加拉的边界——也就是后来成为孟加拉国国界的地方。当时这里仍属于东巴基斯坦，而他捕捉到的是极度贫困的残酷现实。这些影像赤裸裸地展现了贫困，成为当时亚洲多重危机的真实写照。在那一刻，人口压力和极度贫困的冲击深刻地撼动了社会。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全球贫困问题报告中明确提到了“多重危机”概念，显示我们世界已发生显著变化。

这份报告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标准来衡量贫困水平，其中2.15美元的标准是极端贫困基准线。你完全可以将这份报告命名为《亚洲如何克服首次多重危机并开辟脱贫之路》。

以2.15美元为标准，自1990年代以来，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的贫困现象已基本消失。这些曾经极度贫困的社会，比如韩国、日本和中国——以极大的规模——如今已经完全摆脱了每日2.15美元的贫困线。这一贫困线基于购买力平价计算，所以不必假设“如果”或“但是”。如果采用6.85美元的贫困标准，情况有所不同，我稍后将详细阐述。

20世纪70年代初的世界与今天的世界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谈及亚洲崛起，我们或许会首先想到GDP总量的增长以及大都市的壮丽景象，但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故事的核心——对数十亿人而言，这是极端贫困和绝对贫困的终结。这正是我们应当聚焦的戏剧性变化。

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其中的复杂性。虽然在东亚地区，绝对贫困确实已被消除，但这一现象并未覆盖整个亚洲。严格来说，我们讨论的主要是东北亚的情况。

显然，选择不同的基准是统计学家的领域，每个基准都能揭示出不同的贫困状况。但如果我们采用3.65美元这一相对温和的贫困测量标准时，我们会发现，虽然东亚地区的贫困已被有效消除，但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贫困依然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

这正是我接下来想要特别强调的一点。这并不是否认印度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印度中产阶级的崛起，这个令国内外许多人振奋的故事，绝对是真实的。但与中国类似的故事相比，印度中产阶级的崛起面临着更严重的的不平等挑战。此外，在印度，绝对贫困问题依然根深蒂固。正如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后疫情时期，据估计有1.34亿印度人生活在每天2.15美元的绝对贫困线上，这被视为最低的贫困标准。

在略高于2.15美元这一贫困线的收入水平上，有近十亿印度人和家庭生活在一个可以被称为“勉强可接受的中等收入”的边缘地带。而印度目前面临的问题是，是否有可能实现超越这一水平的快速增长。

抛开增长率的问题，这才是关键，不是吗？如果一个社会能够从极端贫困、食品和住房严重短缺的状况，转变为一个人们可以达到勉强可接受生活标准，并且孩子们能够接受基础教育的社会，这才是真正发展的意义所在。

我认为，这正是对“亚洲正在崛起”这一乐观论调的核心挑战。所谓的亚洲崛起，意味着亚洲最终摆脱了那种曾经根深蒂固的现实，而这种现实一度强化了这样一个观念：贫困将永远伴随我们。

这正是我们所讨论内容的世界历史意义所在，也就是逃避这样的现实：人类的命运在根本上是由贫困所塑造的。中国已经对此给出了一个答案。而我认为，问题在于亚洲其他地区是否能够跟随这一步伐。

乐观的印度人会讲述类似的故事。他们会有理有据地告诉你，印度的数字治理能力已经超越了许多欧洲国家。他们可以通过电子方式直接将资金转账给民众，哪怕是给住在偏远村庄、几乎没有电力供应、不识字的老年妇女。这些资金可以转账到那些操作简单、价格亲民的手机上。

这是一个非凡的成就。无论我接下来要说什么，我都不想以任何方式贬低这一成就。

但我认为，这一成就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一方面，官方视其为印度的基础性成就和最伟大的成果之一。这被称为“印度技术栈”（The Stack），借鉴了科技领域一些高端术语，并成功应用于实际治理。“印度国家技术栈”是印度软件工程师们的非凡成就，这些工程师虽然在硅谷占据重要地位，却将他们的才华用于解决这个中低收入国家的基本治理问题。因此，政府强调一个充满技术创新的庞大生态系统为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

另一些印度人则认为情况更加严峻：这实际上是一种基本稳定机制，使不平等社会能长期维持最低生活标准，使一个极度不平等的社会能够长期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标准，而国家建设的根本问题却被推迟。这种机制的存在意味着问题无需被直接解决——技术可以发挥作用，将资金和资源输送到需要它们的人手中。

一种发展路径是模仿深圳到硅谷的发展模式不断前进，而另一种则可能陷入技术推动的中低收入陷阱。新德里的政策研究中心（CPR）让我意识到这一点并提出这种替代性叙事。在座的有些人可能知道，这家智库在过去12个月内经历了什么。它被迫关闭，因为莫迪政府不愿听到它的声音。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在我们理应称颂的、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且最大规模的民主国家中，关于技术成就未来的讨论都充满了争议。

这只是南亚故事复杂性的冰山一角，如我之前提到的孟加拉国。毕竟，我们亲眼目睹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彻底革命。然而，由于我们的注意力被中东、乌克兰以及特朗普的选举等事件所占据，这场革命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1.7亿人口的孟加拉国正经历一场颠覆性的革命，这场革命挑战了该国关于世俗主义以及占主导地位的伊斯兰教多数地位的基本共识，并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而另一边，巴基斯坦的局势同样堪忧。几乎所有人都认同，巴基斯坦当前拥有全球最为脆弱的政治经济体系之一。

巴基斯坦是一个拥有2.42亿人口的国家，我将以人口作为基本指标，因此请记住这个数字，因为我们最终会看到一个令人震惊的对比。在去年夏天，这个国家的外汇储备仅有大约30亿美元。以如此低的外汇储备水平，一个国家几乎无法维持正常运转。巴基斯坦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其规模远远超过了任何欧洲国家，却几乎处于生存的边缘。当前，该国政府已经发动了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在全球最难以治理地区之一（注：指俾路支）应对他们所谓的“恐怖主义”问题。更重要的或许是，巴基斯坦的中国投资者也将这些地区的局势视为“恐怖主义”。

接下来是斯里兰卡。2022年，这个国家演变成了一个典型的多重危机案例：政治体系、社会结构和经济的全面崩溃，一切就发生在我们眼前。

你可能会认为，这些问题与我们相距甚远，无需过分担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你身在加拿大或者纽约，或者阅读《南华早报》，你会发现，这家如今非常迎合主流的香港报纸，用迪士尼动画式的东方主义轻蔑手法指出，加拿大政府与印度政府的关系之所以剑拔弩张，甚至到了驱逐外交官的地步，是因为加拿大司法机构以及纽约方面指控印度政府在北美系统性地策划暗杀流亡的反对派政治人物。这不是一个已经平静解决的问题。

继续向东看，缅甸正经历全面国家崩溃，影响5500万人口。同样，这再次凸显了自20世纪40年代，尤其是大英帝国冷战撤退后遗留的国家建设根本问题，至今未解。

再往东是泰国。泰国常被视为一个宁静的避风港，但政治学家指出，泰国是典型的恶性循环案例：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个根深蒂固、极度保守的精英集团通过军方不断阻挠人民通过选举表达变革愿望。一次又一次的军事政变接踵而至，而我们对此似乎未能给予足够关注。

如果你像我一样，通过我能阅读的语言尽可能追踪亚洲媒体，你会发现泰国的外溢效应极其复杂，尤其是对老挝的影响。老挝本身是一个存在复杂政治困境的国家，而在2023年，这些问题又与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交织在一起，情况类似于巴基斯坦。通常，人们可能会忽视老挝的金融危机或泰国政治对老挝的外溢效应。毕竟，老挝只是一个仅有800万人口的小国。

与老挝毗邻的越南，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在熟悉当前“亚洲脱钩”叙事的智库专家当中，越南被普遍认为是从美国与中国经济脱钩中获益最大的亚洲国家。

但作为外部观察者，我们对越南政治状况的了解究竟有多少？在过去两到三年间，越南共产党的高层发生了异常频繁的变动，这背后展现出一种愈发集权、由安全部门主导的政权模式。然而，据我观察，这种内部政治动态与外界讨论的供应链多元化、微芯片工厂建设以及智能手机生产的叙事几乎没有任何关联。在我看来，这里存在一种极为深刻的认知断裂，而这种断裂源于我们对莫迪、中国以及去全球化叙事的简化处理。我想强调，这些问题涉及6.5亿人——一个庞大的人口群体，以及多个具有系统重要性和活力的政治体系。

我们需要更深刻地理解这些问题。我的意思是，西方国家必须更聪明、更审慎地应对这些挑战，以免被局势突变打得措手不及。我们必须意识到，历史并未终结。从最基本的层面来看，福山式的问题，如如何有效地治理一个国家、是否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法治、是否实现了新闻自由等，在亚洲许多地区仍是未解决的开放性问题，而且，我认为，这种局面尚未被视为一个跨越许多国家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危机。

与此同时，许多被视为现代历史中根本性变革力量的趋势，正在冲击并威胁这片大陆或这些广袤区域，其深远的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独一无二。

正如世界银行几周前的报告所指出，气候变化严重威胁着三大人群。其中最脆弱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群。在这里，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显现，预计将严重冲击该地区，而他们本地的资源极为有限，难以有效应对这一挑战。

东亚同样将面临严峻的挑战。然而，正如蓝色和红色圆圈之间的差异所显示的那样，东亚拥有极强的应对能力，这归功于其经济的富裕和技术的高度发达。

南亚和东南亚则介于两者之间。这些地区处于气候变化冲击的核心，低收入水平可能使其面临极为艰难的困境。

孟加拉国通过其出色的天气预报和洪水预警系统，证明了即使资源有限，也能够有效挽救生命。然而，面对现实，我们必须思考这种临时性应急响应是否足以应对挑战。

以巴基斯坦为例。这些事情发生得如此迅速，规模又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可能已经忘记了，2022年8月，巴基斯坦约三分之一的国土被一场巨大的洪水淹没。放在欧洲，这就好比一个像克罗地亚那么大的国家，或者比丹麦或荷兰更大的区域，在短短几周内被洪水淹没。坦白说，没有更多人因此丧生，简直是个奇迹。

但这仅仅是超级危机的序幕，正如印度近期的大规模热浪所显示的那样。这些问题不再是未来的某种可能性，而是已经摆在眼前的现实。它们正在以我们长期以来预测的方式，对这些社会施加巨大压力。

全球气候正义问题之所以最早在亚洲，尤其是在印度被提出，并非偶然。回顾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全球气候政策的萌芽阶段，以及里约会议和首届气候变化缔约方会议（COP），我们会发现，是印度学者最早将气候预算和碳预算这一议题纳入了国际议程。

印度深知自己处于“最佳位置”的反面：一方面，他们深受气候变化的严重影响；另一方面，相对而言，他们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却极为有限。此外，如果未来的气候政治要真正严肃推进，那么必要的脱碳措施将极大限制印度的发展前景。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印度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很快得出结论：这是一个极为不公平的局面。

令人惊讶的是，这一问题最初正如我所提到的那样，被定义为一种“北方对南方”的问题。这种观点在当前定义多重危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气候危机已被认为是我们许多人所关注的最具包容性、最广泛的风险。

亚洲的行动主义者、知识分子和政策制定者从一开始就将其定义为“北方对南方”的问题，其中印度是核心国家。

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这一论点出现在1990年代初，正值亚洲的排放量首次超越西方国家之际。在我看来，这是世界历史上最震撼的图表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这并非为亚洲开脱。该图表并未涉及随时间累积的排放量，而气候变化的关键在于那些已经进入大气层的排放。而这些排放在数十年间由欧洲和美国大量排放并积累下来，形成了显著的历史责任。

但就未来的政策选择而言，这张图表才是最关键的。因为在碳捕集技术尚未大规模应用之前，我们对过去的排放无能为力，但我们可以调整未来的排放轨迹。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全球排放格局经历了一次极其显著的转变，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张图展示了印太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曲线，下方分别是美国和欧洲的排放曲线。

这是全球生产中心的重大转变，从环境角度来看，它与工业化和制造业向东亚集中的趋势相一致，正如我之前展示的图表所揭示的那样。

具体而言，这无疑是一个与中国紧密相关的故事。自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掀起了重工业化浪潮，这源于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80年代的战略决策——计划将煤炭产量翻番，再翻番，继而再次翻番。最终，中国不仅成为全球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其生产规模更是远超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的水平，由此带来了当前的局面。

这确实令人震撼，值得我们深思，因为它几乎涵盖了我们所知的整个世界经济史——最早可追溯至18世纪中叶。从单一变量来看，它揭示了中国在过去25年，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生产能力的爆发性增长，这一增长远超人类经济史上的所有记录。这不仅是轻微的超越，而是以一种空前的规模，使得之前所有的经济历史显得微不足道。

这张图是中国二氧化碳排放与其钢铁产量之间的直接对应——中国的钢铁产量已经超过了全球其他国家的总和。同样，这也揭示了一个事实：在2010年至2013年短短三年间，中国的混凝土使用量超过了整个20世纪美国的总使用量。这不是工业革命的简单重演——一切此前的历史都在为我们所亲历的中国工业革命铺平道路。在座的每一位都亲历了这一切。这些变化都发生在过去的25年间。尤其是2000年至2005年间，中国能源消耗的激增，完全打破了所有以往的经验。

结果表明，当前和未来的气候危机实际上是一场“亚洲对亚洲”的挑战。简而言之，中国的排放问题在气候谈判中已经被提及，其排放正威胁着太平洋岛国的生存，是推动当前局势发展的核心动力。尽管美国可以采取他们想要采取的行动——他们也当然应该这么做——但这场变革的主要驱动力无疑来自亚洲。

全球之所以高度关注美国大选，是因为选举结果确实对全球气候政治有着重大影响。然而，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北京目前正在内部讨论的《巴黎协定》下的国家自主贡献（NDC）决策，这项决策将在明年2月前公布。这一决策至关重要，因为它不仅将决定中国的能源转型路径，还将深刻影响欧洲和美国的能源转型进程。

我们近年来大费周章的努力，与中国未来几年必须完成的急剧转折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北京当前闭门讨论的决策将决定全球脱碳努力的未来方向。然而，其过程却极为不透明。尽管有顶尖的能源和气候科学家参与，我们对实际进展却知之甚少。

这在我看来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原因是什么？随着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作为进步愿景的热情逐渐退却，气候问题已经成为西方进步派，尤其是左翼政治，用以检验理性的试金石。这是衡量理性能否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领域。

面对西方目前为止对气候问题令人失望的反应，北京将如何回应？在探讨这一问题时，我们必须正视北京近年来的合法性危机。我想探讨这个问题及其挑战的几个关键点。北京长期以来享有的全能形象已经受到冲击，甚至可以说已经被打破。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政府对房地产泡沫的处理——我们通常用这个词来委婉地形容，但实际上，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在短短25年里，5亿人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同时城市内部也经历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这种情况前所未有。天文学家指出，这种变化甚至让地球的轴心略微偏移，地球实际上被稍稍推动了一下。在这一过程中，北京表现得极为成功。但关键在于，北京是否依然具备推动必要措施的权威性。

除了经济放缓带来的冲击，疫情的长期影响以及应对方式无疑是我们必须关注的另一个重要变量。

很少有图表能像这张图一样具有说服力。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居然允许这样的数据被公开，但在我看来，这反映的不仅是消费者信心，也是整个中国人口整体信心的晴雨表。

这是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图表。很显然，图表讲述了一个明确的故事：消费者信心的崩溃，显然是受到新冠疫情冲击的直接影响。这是我想深入探讨的内容，也是一种亚洲协会式的政治分析。我保证，这将是我要讲的最后一点。

我们该如何解读这一现象？

西方普遍认为，这表明了中国在应对新冠疫情时不可避免地采取了专制、高压方式的灾难性后果，因为习近平别无他法，而这正是该政权的运作方式。因此，一切只是时间问题，他们会搞砸，然后这座“纸牌屋”就会崩塌。

这种解读仅关注了图表中的下降趋势，而忽略了更多维度，特别是时间点所蕴含的深层意义。

我们不妨仔细看看时间点。中国消费者信心的崩溃并未发生在疫情初期，而是在2022年。相比之下，德国的信心指数在2020年春季就已崩溃，美国也是如此。在中国，信心的崩溃并非始于疫情初期，而是直到2022年春季才真正显现。在疫情初期，中国因成功控制疫情而占据优势地位，甚至在2020年夏天，武汉还举办了庆祝活动。

然而，2022年春季，中国怀着一种狂妄自大的技术官僚式乐观情绪，认为可以在上海实施所谓的“动态清零”疫情管理策略。结果，上海的中产阶级发现家中的冰箱空空如也，你可以想象，这在中国公众舆论中会引发怎样的反应。这种苦显然不是人们愿意吃的。

我持有不同观点：时间点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因为它恰恰揭示了我们对亚洲政治叙事复杂性和精妙之处的认识不足。

我们常简单将问题归结为“威权主义政权办不到”，却忽视了一个事实：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在疫情防控方面实际上是处于领先地位的。2022年疫情难以控制的原因是西方未能有效遏制疫情，导致病毒变异，产生了许多不适应中国防控策略的新毒株。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政府自2020年以来的举措更易理解。2020年夏天，在成功控制疫情后，他们采取了三项关键行动：一是打击科技巨头，二是压制香港的反对势力，三是推出“三条红线政策”以遏制房地产市场的过热。

在我看来，这是某种自觉激进化的结果。那么，为什么这不仅是历史研究中的细枝末节？这体现了历史学家的视角。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在我们视而不见、毫不关注的那段时间，我们误以为中国人只是被封锁在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一时期酝酿出了“第二次中国冲击”。如果你想知道导致德国汽车制造业信心崩塌的电动车热潮是如何兴起的，答案正是这几年。当时，中国消费者并未被封锁，而是出门购买比亚迪等品牌的新一代电动汽车。与此同时，西方制造商对此毫无察觉，因为我们虽然未遭遇封锁，却陷入疫情带来的低迷状态。我们未能真正关注实际发生的情况。疫情限制了我们的思维，而没有限制中国消费者和制造商。这是我们需要深刻反思的教训。

让我对这次演讲做个总结。

首先，亚洲的确正处于“多重危机”的时代。我们不会接受那种认为亚洲免疫于危机的叙述。亚洲既是变革的主要推动者，也是解决方案的主要创造者。这不仅因为亚洲具备强大的力量和能力，还因为它在承受巨大的压力下，必须承担起这一角色。广袤的亚洲中，许多地区仍存在问题，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尽管在减贫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仍有数亿人生活在极度脆弱的社会生态之中。

对于亚洲以外的人，我们能得到哪些普遍教训？我认为，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如果我们不想被局势变化打个措手不及，想融入我们所宣称的全球化世界，首先必须理解并正视亚洲的主动性与影响力。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自身的地位，认识到气候危机的核心已不再以我们为中心，我们充当不了英雄，甚至扮演不了反派——仅仅解决埃克森美孚的问题已无法应对全球气候危机。关键在于解决中国的煤炭问题，这比其他问题更为严峻，而这只能由北京来推动解决。

我们必须认识到亚洲地区存在巨大的差异性，不应被关于一两个国家的简单叙事所迷惑。我们还需要以历史的视角实时追踪事件的演变，不应将其简化为一系列叙事，而是作为与我们所有人密切相关的紧迫议题来对待。我们始终处于“武汉时刻”。还记得武汉吗？有人曾试图将武汉比作切尔诺贝利。仔细想想这个比喻吧。武汉，这座拥有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却被拿来与苏联一个早已被遗忘的偏远核反应堆小镇相比。这种对中国城市化及其深远影响的误解到底有多深？我们始终在承受这样的压力，这也是我十分高兴今天能来到亚洲协会的原因，因为你们正致力于消除这些误解，这也是我对你们的宣言的理解。能够参与这场讨论是我的荣幸。我非常期待今晚和明天继续这场对话，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