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图兹：一带一路2.0——中国的新范式？

【编者按】欢迎来到「图说政经Chartbook」。这里是由知名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当·图兹（Adam Tooze）主理的Chartbook的中文版，经图兹教授本人授权。Chartbook是当今英文世界最具影响力的Newsletter之一，每周定期更新，用图表解读全球政经世界的激流与暗涌。

中国对外金融与投资战略迈入新阶段。我们应该如何理解2022年以来中国新一轮“一带一路”投资激增？中国在绿色制造、资本输出和产业链转移方面的重新布阵又将对全球南方产生哪些影响？

本文英文版“One Belt One Road 2.0. China's new paradigm?”发表于2025年11月16日。

作者：亚当·图兹

译者：包岳涵江

责任编辑：高铂宁

当代历史以无情的速度和不断蔓延的关联性向前推进。它不仅迫使我们把握正在周围展开的现实，也要求我们在与之相关的位置上不断进行界定与重界定。中国在世界经济中迅速扩张的影响力正是一个典型例子。它如何改变世界？不同观察者（此处指西方）又如何与这一变化建立关系？

中国发展之迅猛与规模之庞大，本身即附带其政治意义。可以说，这是一种压倒性、全速推进、由动能驱动的“急速狂奔”式政治。退一步说，通过梳理时间线、搭建背景，尤其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入手，我们得以定位自身、获得整体视角。

在2010年代，世界逐渐意识到，中国正以“一带一路”倡议（BRI）为旗帜，成为全球发展中的一股驱动力。在 2015 至 2017 年间，中国两大发展银行对外贷款规模甚至超过了以优惠贷款著称的世界银行。

而这一切随后在2018年突然放缓，2020年更是遭遇了全面收紧。我们尚未真正弄清“一带一路”到底意味着什么，就不得不适应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不再大举放贷，反而作为债权国卷入了一系列主权债务危机。

而如今，在前两个阶段尚未被充分理解、其影响尚未完全显现之际，我们又看到新闻标题宣称我们正迈入第三阶段。可称之为“一带一路 2.0”，或“绿色大跃进”。

据《经济学人》报道，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的 Christoph Nedopil 与上海复旦大学绿色金融与发展中心合作，整理出了有关“一带一路”最新承诺的数据。这些数据表明，自 2022 年以来承诺额出现显著激增，并在 2025 年上半年达到新的峰值。

与此同时，“净零政策实验室”的数据表明，自 2022 年以来，中国对绿色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出现了大幅激增。

如果能让霍普金斯／波士顿团队与格里菲斯／复旦团队进行交流，以确认并比较他们的数据集是否以及如何重叠，那将是极好的。

但更重要的是，应当把当前有关绿色直接对外投资与“一带一路”新项目的最新消息，置于先前对外贷款历史及其影响的脉络之中，同时放在中国与世界之间更广泛且高度复杂的贸易与金融政治经济关系中加以理解。

就时间顺序与历史遗产而言，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Global Development Policy Center）旗下的“全球中国计划”（GLOBAL CHINA INITIATIVE）近期由 Rebecca Ray、Kevin P. Gallagher、Zheng Zhai、Marina Zucker-Marques 和 Yan Liang 发布的报告，提供了重要的纠偏性视角。

中国在2010年代大规模对外放贷，带来了同样庞大的债务。正如波士顿团队在报告中所指出：

在 2008 至 2024 年之间，中国两家在全球范围内活跃的发展金融机构（DFIs）——国家开发银行（CDB）和中国进出口银行（CHEXIM）——向全球南方国家承诺的融资总额超过 4,720 亿美元（Ray 等，2025）。

即便这些贷款整体而言条件相对宽松（约4的利率），但当偿付期到来时，流回中国的反向资金流仍然十分可观。

由于这一现象与新增贷款大幅下降同时发生，其净效果是：中国成为了低收入国家的净资金流入方，而不再是发展融资的净提供方。

今年早些时候，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发布了这张颇为醒目的图表，展示了低收入和脆弱国家中新贷款与偿还贷款这“两座峰值”的此消彼长。

这种资金流向的逆转绝非中国独有。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私人债券市场贷款而言，这种反转更加显著、更加剧烈。

但这种挤压确实存在，而且对最贫困的国家——符合国际开发协会（IDA）援助资格的国家——尤为严重。

波士顿大学这份报告的“压轴之作”是一张表格，展示了中国与其他主要债权人在对贫困发展中国家施加财务挤压中的角色。表格上半部分列出的是受中国贷款压力影响最严重的国家。

只是为了理清这些纷至沓来的信号，就已足够让人头昏脑涨；若真要理解其内在逻辑，那么把几条叙事拼合起来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是波士顿大学关于融资收紧的分析，二是格里菲斯与复旦关于新一轮“一带一路”承诺的数据，三是霍普金斯“净零政策实验室”关于绿色制造业、主要是私营部门绿色投资浪潮的数据。旧债与新承诺是否发生在同一批国家？在每一种情形下，究竟是谁在放贷、谁在负债？

此外，还有更宏观层面的经济与政治经济问题。

今天一早我在读波士顿大学的报告时，还在思考对最贫困国家的优惠性贷款供给不足。两小时之后，我却已经在所谓“长城般的有关中国的忧虑”（the great wall of China worries）中，围着层出不穷的问题团团打转。

很快，我又去追看 Brad Setser（被誉为西方研究中国国际收支统计的“大师”）的分析。中国对外放贷激增，与中国经常账户顺差飙升的整体局面究竟有何关系？资本外流是如何被管控的？“一带一路”投资、优惠性贷款、外汇储备、国债持有、黄金积累，在国家资产负债表上各自处于什么位置？

出口顺差有多少是宏观层面总需求失衡的结果？又有多少源于中国自身政策？还有多少反映了进口国经济中的失衡？在这些问题上，IMF 持一种颇为“鸽派”的立场，强调的是多极化的失衡格局，而非将问题简单归结为中国的特殊性与产业政策。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这一轮历史性的出口激增，正在对世界各地产生压力，而这种压力又必须被重新联结回投资的经济逻辑与政治逻辑之上。

正如《经济学人》（可能是 Simon Rabinovitch？）所指出的，新一轮“一带一路”投资激增，可以被理解为北京方面实施的一项全面稳定政策。

习认为，未来的日子将更加艰难。在 10 月 23 日结束的中共高层会议上，他警告称，在未来五年，在“各种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因素显著上升”的背景下，确保中国发展并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将会“更加艰巨”。

……在他看来，对冲“特朗普式不稳定”的方式，是构建一种替代性的国际秩序，将世界更紧密地吸引到中国的轨道之中。“一带一路”倡议（BRI）正是在此背景下登场。……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正在扩大。非洲和东南亚的保护主义抱怨声也越来越响。

……然而中国深知，这些国家在某种意义上是无处可去的受众”。尽管它们可能会对贸易失衡或债务问题私下抱怨，但中国所能提供的技术与建设能力也难以从其他地方获得。中国希望这些国家别无选择，只能支持其构筑一种替代性世界秩序的愿望。正如某党刊近期所言，“一带一路”将有助于打造“全球治理的新范式”。在一个被特朗普搅动不安的世界中，习仍看到了机遇。

在这套叙事中，“一带一路”创造了一种锁定效应：那些接受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国家，因为担心失去中国技术与建设能力带来的收益，而不太可能在贸易问题上强硬反击。但影响的方向也可能逆转。

正如总部位于柏林的智库 MERICS 在去年的一份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该机构研究了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墨西哥、土耳其、巴西和南非等国对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政策反应。MERICS 发现，中国实际上愿意在本地含量规则、投资要求等方面作出让步，这恰恰是为了持续进行地缘政治博弈。

在能够取得政治收益的地方，北京往往愿意容忍经济损失；但对那些在政治上已被“放弃”的国家，则会采取强硬反击。

……我们的调研显示，要应对涌入本国、并依赖大量隐性补贴的中国出口产品所带来的潜在冲击，欧盟绝非孤例。然而，在中国党—国体系的视角中，与众多国家的贸易被视为达成政治目标的工具。北京通过大规模、国家主导的对外投资计划（如“一带一路”），以及其庞大的国内进口市场，来施展经济外交。这使得中国能够以其商品在他国市场的份额，换取这些国家在政治认同和战略立场上向中国靠拢。

在所选取的八个国家中，除墨西哥和巴西外，其余国家均为“一带一路”签署国；除土耳其外，都与中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除墨西哥外，均加入了亚投行（AIIB）；此外，除越南之外，所有国家的 5G 网络均使用了华为的设备。这些结盟关系表明，它们与中国之间具有一定的政治基础，使北京愿意在双边经济关系中的摩擦点上作出让步。

而若比较中国对贸易限制措施的反应，则可以看出清晰的趋势：中国决策者在看到潜在地缘政治收益的情况下，会优先追求政治利益，而非经济利益。因此，尽管发展中国家及“全球南方”对中国商品采取了各种贸易限制，中国在多数情况下并未采取报复措施。

相反，对于那些北京认为无法在政治上争取、或已公开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的国家，中国的反制则明显更为激烈——例如针对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后的威胁，或此前对美国的贸易战，以及对台湾、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经济施压。

在《经济学人》的叙述中，全球南方的受援国为了不失去“一带一路”的利益，而被动吸收中国的资本流动与出口；北京深知这一点，因此推进“一带一路”贷款，以扩大其新全球秩序的影响范围。

而 MERICS 呈现的是硬币的另一面：在其研究的那批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EM）中，北京恰恰在那些仍可能存在地缘政治操作空间的国家，容忍针对中国贸易顺差的抵制与反击。

与其在两种叙事中择其一，不如说真正的任务，是要认真思考这套相互交织、极不均衡的互动过程。承袭上篇文章的精神，这不是为了建立一个界限清晰的新秩序，而是为了建构秩序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