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现象世界」（Phenomenal World）是一份专注于政治经济学和全球转型的国际出版物。2025年1月，「现象世界」正式启动它的中文专栏，与「图说政经Chartbook」的中文平台合作发布。这是「图说政经 X 现象世界」合作专栏的第（十七）篇。

西方为何能在冷战中取胜？”弗里茨·巴特尔（Fritz Bartel）在《违约的胜利》（The Triumph of Broken Promises）一书中指出，这是因为它证明了自己有能力打破承诺并强加经济纪律，苏联的崩溃恰恰源于其无力做到这一点。

本文英文版“No Alternative?”于2023年2月15日发表于政经网站“现象世界”（Phenomenal World）。

作者：马克斯·克拉赫（Max Krahé）

译者：叶泳妍

责任编辑：高铂宁

弗里茨·巴特尔的《违约的胜利》为冷战的终结书写了一个新历史。本书挑战了以往或聚焦里根在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强势姿态，或聚焦戈尔巴乔夫对改革持开放态度的传统叙事，从物质与结构层面阐释了西方胜利与东方失败的根源。由此展开的史学叙事引人入胜：金融与能源成为沉默却至关重要的战场，日本投资者与匈牙利央行官员意想不到的关联浮出水面，诸多东西方的相似性令读者惊叹。

然而，本书不仅呈现了引人入胜的历史，更作出深刻的理论贡献。它揭示了民主资本主义（democratic capitalism）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制度特征，而国家社会主义所欠缺的正是这两点：政体与经济体系分离，以及竞争性选举。书中还强调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作用：它为某些西方决策者提供了理论框架，使其得以合理化甚至颂扬社会民主主义式凯恩斯主义的瓦解；而东方领导人却徒劳地试图为国家社会主义体系内向紧缩政策的类似转变寻求正当性。

这些特征有助于解释西方为何赢得冷战，以及这场胜利如何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后者的崛起。在追溯其影响的过程中，本书还探讨了一系列更广泛的问题：资本主义近期危机的本质是什么？这对当前的进步主义政治（progressive politics）有何启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框架是否仍是讨论这些问题的有效视角？

承诺终须被打破

为何冷战最终以自由资本主义（liberal capitalism）的和平扩张告终？为何这发生在1989-1991年，而非更早或更晚？部分史学家着重强调里根选择对抗而非安抚苏联的决策，或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另一些学者则“聚焦于1970-1980年代东欧集团的经济停滞”，将其与无疑繁荣且有活力的西方作对比。

巴特尔则基于德、美、英等西方国家与波兰、匈牙利、东德、苏联的新档案资料，展现了另一种历史叙事。他的论述着重揭示共同的（经济）困境，而非（西方的）独有优势，强调结构性因素——增长、金融、能源——而非偶然的个体选择。

该书开篇即提出了颠覆性的论断：“有别于民主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各自的自信预测”，“1970至1980年代这两大体系的经济增长均陷入严重停滞”。本书提醒我们，在当代观察者眼中，彼时的西方反而显得更加脆弱：“民主领袖能否解决滞胀难题——若这意味着要让民众受苦？聪明的资本都认为不能。”本书着重探讨经济问题、共同挑战以及西方困境，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视角。

东西方面临相似的挑战，也给出了相似的分析和应对方式。通过分析政治局会议记录和内部备忘录，巴特尔揭示了东西双方如何得出相同的诊断：数十年来做出并兑现的承诺已编织出关于契约和预期的坚实网络，其根基建立在对高增长率的预期上。当增长率下滑时，东西方领导人遗憾地发现，基于此的承诺已难维系。结果是，承诺必须被打破。

基于这一对东西方二者的共同诊断，巴特尔指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核心项目撒切尔主义与社会主义复兴的戈尔巴乔夫改革（perestroika）之间存在根本相似性”。二者均旨在“推行痛苦的国内经济改革以重启经济增长”。

撒切尔主义意味着“生活水平下降、失业率攀升”以及与工会组织的直接对抗——其期望是通过“十年赤裸裸的亲商业、亲产业界（pro-industry）的政策”来刺激投资，将劳动力和资本从衰退领域转移至增长领域。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令人惊讶的是，巴特尔发现东方也在推行类似计划：苏联经济学家直言不讳地表示，改革将用市场的“经济强制”取代“行政强制”，并“哀叹工业经济的‘结构性疲劳’和民众的‘平等主义情绪’”。诚然，戈尔巴乔夫等东方领导人试图寻找避免社会痛苦的方式重启增长：“在工人掌握权力的国家……我们自然希望消除失业。”但因未能找到解决方案，戈尔巴乔夫本人不得不承认：“在改革进程中……失业将不可避免地出现。”

因此，无论是戈尔巴乔夫改革还是撒切尔主义，本质上都是通过削减经济社会保障来提升效率，将劳动力和资本从衰退产业转移至新兴产业。若这种东西方政策的相似性令读者感到不安，那么必须得说，正如巴特尔的档案研究所揭示的，当时的闭门会议其实早已意识到这种相似性。

说易行难

无论是戈尔巴乔夫改革还是撒切尔主义，都面临着说易行难的困境。尽管双方最终都认定必须打破承诺——削减工资增长和对经济安全的保障（economic security）——但唯有西方真正付诸实践。这背后的原因或许正是本书的核心，尤其是考虑到就在数年前，强有力的工会、自由选举、通胀攀升以及普遍的焦虑，看起来都像是不可撼动的障碍。

巴特尔的历史叙述中，民主资本主义的两大制度特征尤为关键：政体与经济体系的分离，以及竞争性选举。正是这两大特征赋予了该体系更强的意识形态弹性。新自由主义思想家和政策制定者得以将削减开支、削弱经济保障（即便主要源于增长放缓）包装成释放企业家精神、彰显公民经济自由的举措。这与战后社会民主主义的妥协方案构成了鲜明的断裂。然而，新自由主义仍与民主资本主义相容。当西方领导人面临违约的政治困境时，新自由主义提供了“信念的真诚性”，这种真诚性“最终成为决定性因素”。

选举机制则将失望情绪引导至体制内竞争，而非催生颠覆性的政权更迭。就撒切尔主义而言，“选举使她得以可信地推卸历届政府政策责任，并让多数英国人确信政府合法性”——即便撒切尔撕毁了充分就业承诺，推行紧缩预算，并暴力镇压工会。

相比之下，巴特尔指出：“在违约的时代，共产主义……无能为力。”由于国家社会主义将政治与经济领域融合，政府无法推卸经济困境的责任，经济危机必将成为政治体制的过错与责任。领导人当然试图为违约辩护：例如，匈牙利倒数第二任共产党领导人卡罗伊·格罗兹（Károly Grósz）宣称“马克思主义从未接受平等主义，而是主张机会均等”。但此论未能奏效——1986年12月他坦言匈牙利社会“仍勉强容忍”日益加剧的不平等。

“别无选择”理论的根基：政体与经济体系的分离

或许，政经分离（polity-economy distinction）的制度安排是促使民主资本主义能够违背承诺而不动摇政权的核心特征。作为资本主义的标志性特征，这种分离产生了双重效应：首先，它意味着西方政府仅承诺影响经济结果，而非完全掌控。这意味着即便在混合经济模式鼎盛时期，西方政权也从未像共产主义那样，做出宏大承诺。后者曾誓言建立计划经济而将风险全面社会化。“民主资本主义政府向民众许下的承诺更少，这意味着他们需要违背的承诺也更少。”

其次，政体与经济体的区分创造了一个话语对象（discursive object）——非政治经济体——西方精英可借此为违背承诺作辩护。当西方启动经济改革——无论是凯恩斯主义刺激还是紧缩政策，增税还是减税，放松管制还是重新监管——随后通胀率、失业率、罢工率、经济增长或汇率波动但有变化，都能被解读为攸关改革成败的信号。这些信号固然充满噪音且不完善，但资本主义逻辑宣称“经济即非政治”，因此其可信度基本独立于政府公信力。例如，撒切尔夫人的言论或许无法说服多数人接受紧缩政策和对抗工会，但高通胀、高失业和低增长却能做到。

这一运作机制可通过案例来加以阐释。巴特尔以保守党首相赫思（Ted Heath）为例：这位首相未能凭借“违约”的政治策略赢得多数支持。1974年他对抗工会、推行压低工资增长以抗通胀的政策，随后便在选举中落败。这印证了保守党元老们的信念——面对英国强大的工会，妥协胜于对抗。即便撒切尔夫人在1975年赢得保守党党魁选举后，那些“靠不激怒工会而生存的职业保守党政客们”仍用“震耳欲聋的沉默”将她提出的反工会、货币主义和紧缩议程“慢慢埋葬”。

这种“震耳欲聋的沉默埋葬”若是持续下去，即便是竞争激烈的选举也难以催生英国政治中的违约——保守党和工党都不会将其视作选项。然而，1976-1979年间的经济信号与“新数据”——持续的滞胀、1976年货币危机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1978-79年“不满的冬天（Winter of Discontent）”使英国公众确信，旧有政治格局已然瓦解。撒切尔夫人顺应而非引领了这种舆论转向，从而说服其党内元老推行撒切尔主义纲领：“工党政策行不通”，以及“别无选择”——并以此赢得了1979年大选。

在巴特尔对比波兰与英国应对1970年代经济及合法性危机的章节中，政体与经济分离在舆论转向中的核心作用得以彰显。波兰高层同样意识到了实施紧缩政策的必要性，并认为必须先获得足够的民众支持。但当经济危机加剧、劳工动荡升级使多数英国人相信除了打破承诺别无选择时——因这些信号被解读为旧经济体制枯竭的非政治性的征兆——在波兰，类似的信号却被简单归为政治体制的失败。

正因这一根本差异，当西方国家试图维持契约与期望构筑的“黄金时代”时，所引发的通货膨胀、罢工和货币危机被解读为事实性的信号，为拆解社会民主的凯恩斯主义经济体制提供了依据。

国内违约，国外扩张势力

在自由新主义意识形态、竞争性选举以及政体经济分离的推动下，西方政权得以打破承诺，而东方政权，只能争取时间。

这彻底颠覆了冷战格局。经历1970年代一连串的危机后，“资本主义的戈尔巴乔夫改革”——巴特尔的诸多精妙表述之一——最终席卷了西方世界。其策略包含三支利刃：国内违约、扭转国际收支平衡、将金融相互依赖转化为西方的单边优势。

第一步至关重要：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于1981年通过紧缩预算案——“撒切尔主义财政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并迫使全国矿工工会屈服。在美国，里根镇压了联邦航空运输官员工会罢工，延续卡特政府对金融、电信和运输业的放松管制，将资本实际税率削减一半，并为保罗·沃尔克加息至“自耶稣基督诞生以来最高水平”的政策提供政治支持。

打破黄金时代对工人的承诺（充分就业及劳工优先于资本投资者的原则）“为资本创造了极具吸引力的完美风暴”。投资者由此确信，其权益将得到优先保障。当西方国家选择违约之后，此前涌向全球南方及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骤然回流到北方，令南方与东方陷入困境。

这为资本主义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第二、第三阶段铺平道路。此前，公共赤字被视为西方政府向工会和工人利益的危险妥协，可能引发通胀的后果；而如今，同样的赤字却成了诱人的投资机会。这使里根政府能够“既要又要”（cakeism）：军备与民生支出、国防开支与减税政策，皆可获得资金支持，且无需承受美元贬值或通胀的压力。

而国际后果同样严峻。当美国（以及程度较轻的英国）从世界其他地区抽走资本时，债务国不得不争夺美元，这使美国政府、美联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终结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原有的依存关系。通过给予脆弱的美国贷款方足够时间，来降低风险敞口并进行对冲，这种依赖关系变得单向化。借此优势，“里根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以将他们的经济理念强加于世界其他地区。”

冷战终结

至此，冷战终结已近在眼前。得益于此前对美国工人纪律的约束以及沃尔克冲击，里根政府庞大的财政赤字——巴特尔精妙地称之为“金融集结”——实现了其外交政策未能达到的目标：吸纳了全球资本，从而切断了对东欧集团的信贷。

这对东欧集团造成了出乎意料的毁灭性打击。巴特尔著作中最引人入胜的支线情节之一，正是国际资本市场在冷战终结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当1970年代经济增长放缓时，东西方最初都选择通过借贷来应对：“继续作出承诺的冲动完全合乎自然”，“各国政府在金融资本中找到了维系承诺的生命线”。这条生命线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石油危机后产油国积累了巨额出口盈余，可用于国际贷款。

然而，对这条救命线的依赖存在不对称性。1970年代初，西方经济看似动荡且陷入滞胀；在新自由主义兴起之前，社会民主式凯恩斯主义的广泛支持削弱了对资本的诉求。结果，投资者很快失去了耐心。在英国，这一端倪早在1976年便已显露，在美国则是1978-79年，法国则在1981-83年陷入困境。当危机爆发时，西方别无选择，只能直面违背承诺的政治现实。

相比之下，东方拥有“充沛的能源、威权统治和零通胀”。这使东欧集团政府得以在国际资本市场大规模举债。直到西方国家开始背弃国内承诺，东方借贷渠道才彻底枯竭——这场危机迫使东欧集团政府最终也打破了承诺。

这成为东欧集团政府的致命伤。说服未能奏效，和平紧缩政策被排除。而暴力手段又缺乏正当性，毕竟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已走向枯竭。即便实施暴力也收效甚微，镇压行动吓跑了西方债权人。波兰在1981年后痛苦地体会到这一点：连现有贷款都无法展期，反而全部到期，暴力导向了更严酷的紧缩。

在紧缩与暴力皆不可行的困境中，东欧领导人选择退出。巴特尔写道：在东欧，“他们放弃权力……是为了获得实施违约政策所需的政治合法性”。苏联采纳了“辛纳屈主义（the Sinatra Doctrine）”，放任附庸政权崩溃。即便面对苏联皇冠上的明珠——东德，戈尔巴乔夫也宁可选择“撤退的财富”——即西德提供的逾二十亿马克赠款及与红军和平撤离东德挂钩的补贴贷款——而非在国外动用武力或在国内实施镇压。

因此，1989-1990年东欧革命“并非源于社会主义世界的戈尔巴乔夫改革”，这与普遍观点相悖。革命亦非源于“和气贸易（doux commerce）”或东方政策（Ostpolitik）中温和的文化维度。巴特尔揭示，这些革命实则源于能源、金融与政治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相互作用形成的鞭鞘效应（whiplash effect）：七十年代初，东欧的新能源供应、（表面）稳定的政治局势和良好信用，使其得以大量地借贷。西方国家能源进口依赖性强、投资者信心薄弱且（表面上）难以违背承诺，导致其难以争取时间，因此金融界与西方政府之间的决定性对抗较早爆发。但当政经分离的机制促使经济危机说服西方多数人相信必须违背承诺时，局势骤然逆转。劳工被驯服后，资本便蜂拥而回。然而，因此前过度借贷，东欧集团此刻暴露无遗。东方的精英既无法在国内违约而不引发强烈反弹，又不再相信镇压是解决之道，最终在革命浪潮前让步。因此，冷战终结的本质是“伪装成政治革命”的“经济调整”——东方失败，西方在痛苦中推进。

争取时间还是违约？对危机理论的启示

巴特尔的论述震撼人心。它彻底颠覆了西方必胜主义的任何观念。在巴特尔看来，“民主资本主义能在冷战中取胜，是因为它证明了自己有能力打破承诺并强加经济纪律。共产主义的崩溃则源于其无力做到这一点。”

更重要的是，本书通过揭示“违约”的实际操作模式，促使读者反思冷战的真正赢家究竟是谁：是名为“西方”的抽象实体，还是其中的具体对象？书中明确指出，在违约与压榨他人中取得的胜利，绝非凯旋的基石。

巴特尔对东欧和平革命的成果同样持批判态度：当选举民主与新自由主义市场进入东欧时，他写道“政府权力被交还人民，只是为了超越民众抵抗政府的权力”。东欧的民众权力并非抵制“别无选择”经济学的手段，反而成了推行该政策的工具。

但“争取时间”与“违约”的框架揭示了超越冷战及其余波的深层问题。关于民主资本主义，《违约的胜利》对近期预言其必然崩溃的危机理论提出了挑战。持该观点者强调，面对经济增长停滞时“争取时间”的策略既呈现为趋势又显得不足。公共债务、通货膨胀等机制或许能暂时掩盖裂痕，但选民或投资者终将失望。当这一天来临，民主资本主义便会崩溃。

《违约的胜利》挑战这些理论，指出依赖“争取时间”策略的，实为东欧集团而非西方。民主资本主义通过有效驾驭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实现了对承诺的违背。

诚然，违背承诺的条件已然改变。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资源日益衰弱，2008年后更为显著；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与不平等现象明显加剧，英语世界尤为突出；民众对选举公平性的信任度下降，西方政府的民主性质受到质疑，这使选举能否继续为痛苦的政策变革提供合法性依据成为未知数。

此外，“违约的政治”实质内容如今可能截然不同，对民主资本主义的挑战或许更为严峻。1979年后稳定体制违背的是对工人阶级的承诺，而2008年以来的危机则围绕金融化、不平等、总需求不足及环境崩溃展开——这意味着此番必须违背对高碳产业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的承诺。这可能是更艰巨的任务。

然而，政体与经济体系的分离仍可推动适应。毕竟，新自由主义只是民主资本主义的变体之一。技术官僚凯恩斯主义、充分就业民主凯恩斯主义或绿色大政府等模式，正蓄势待发。这种分离或许能重现1970至1980年代的“问题-政策响应-数据生成（无论是失业、罢工还是通胀数据）”反馈循环，再次绕开危机理论家所预言的崩溃。

可以说，过去十五年间美国从金融危机到《降低通胀法案》的历程，以及欧盟从首次救助希腊到“下一代欧盟”计划的轨迹，正是如此。一个疲惫不堪的政策范式被推至极限。经济信号（此处指低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和低利率）昭示其失败，民众对替代方案的认知发生转变，政治顺应民意调整政策。如同冷战时期，这个周期缓慢而痛苦。这是一个充满变数的过程，本来可能走向不同的结局。然而，历经十余年危机后，民主资本主义或许正走向适应，而非自我毁灭。即便民主资本主义的耐久性仍是未知数，但压倒性的证据表明，“违约”绝非一次性的技巧。

古今乌托邦

巴特尔的著作不仅挑战了当代危机理论，更对进步政治提出深刻启示：资本主义终结会是何种景象？当乌托邦已然枯竭（哈贝马斯）、历史宣告终结（福山）、资本主义独霸天下（布兰科·米兰诺维奇）、资本主义现实主义（capitalist realism）盛行（马克·费舍）之际，我们还能构想出怎样可信的替代性未来？对于那些怀揣进步主义政治理念研究1970-80年代历史的学者而言，这转化为了一个核心追问：未选择的路究竟何在？若彼时真无出路可循，今日是否存在转机？

巴特尔通过详述社会主义领导人如何穷尽所有可行方案——从争取缓冲时间到追求经济增长，从裁军到解构帝国体系——敦促我们摒弃支撑国家社会主义项目及其西方变体的生产主义乌托邦（producerist utopias）。基于其政治理念，共产主义领导层曾动力十足地寻求新自由主义与紧缩政策的替代方案。作为一个庞大、地缘政治独立且能源自给的集团，当时的他们本来具备绝佳条件。若连他们都未能找到出路，若连他们自己都宣告“除改革外别无选择！”，若他们遭遇与西方相同的困境——那么，这个模式或许确实难以为继。这与英国工党1976年试图避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助的经历、法国总统密特朗1981-83年执政初期的动荡，以及1970年代美国能源政策的演变如出一辙，正是“别无选择”论的有力佐证。

当然，正如1989-1991年所揭示的，经济纪律缺乏替代方案并不意味着政治层面没有其他有意义的选择。恰恰相反，当时亟待作出关乎世界历史走向的抉择：究竟应由何种政治与经济机制来协调并正当化去工业化进程与经济纪律？决策失误将导致政权崩溃，决策正确则意味着成功转型。

此外，结合巴特尔与伊莎贝拉·韦伯的近著，人们不禁要问：对东欧集团而言，相较于全经济范围的“改革”，针对农业与能源领域的定向改革是否更为理性？正如石油美元再循环问题，巴特尔的著作并未充分探讨某些情境因素。

尽管存在政治与行业层面的替代方案，但似乎没有其他选项以打破二十世纪中期“持续繁荣与经济安全”的承诺。若真存在替代方案，我们完全可以推测它很可能已被发现：被渴望保住权位的东欧领导人发现，被试图兑现竞选承诺的法国社会党人发现，被竭力避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干预的英国工党发现，或是被力图按选民平等主义偏好应对1970年代能源危机的美国政客发现。

认识到这一点虽令人痛苦，却可能带来解脱。通过揭示生产主义的“丰饶”（abundance）理想极可能遥不可及，因此当时确实别无选择，《违约的胜利》或许能为当下开辟新视野。

全自动化奢侈共产主义这类诱人的乌托邦总能抢尽风头，巴特尔的著作则引导我们关注其他乌托邦：不那么光鲜、不那么科技化、更具政治性的乌托邦。两种替代方案已然浮现：其一是卡莱斯基式（Kaleckian）的强硬路线，通过经济过热来激化其1943年著名论文《充分就业》中指出的政治矛盾；其二是更深邃、更富希望且具有历史雄心的构想，将“丰饶”重新定义为社会工程而非物质技术工程。

工业社会的脱碳化（Decarbonizing）

除了对资本主义、危机与乌托邦的深刻反思外，巴特尔的著作还引出了第三个重大命题：通过揭示东西方面临相似挑战并采用近乎相同的应对工具箱，《违约的胜利》重新提出质疑——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二元对立是否仍是研究二十世纪政治经济学的最佳视角？正如霍布斯鲍姆1994年所言，该书或许在暗示：“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视为互斥对立的论点，终将被后世视为二十世纪宗教式的意识形态冷战的遗迹。”或许“工业社会”这一概念能提供更坚实的分析框架。

本书暗含拉图尔式的观点：无论何种形态的工业社会，都面临着治理现代经济体这一艰巨挑战——这些经济体永远无法被完全理解。当工业社会充斥着多元生存模式，而我们的认知始终以有争议的方式被社会所建构时，关于其“真实状态”便永无定论。由此，应对重大经济失落便成为难以企及的任务。谁会接受因某种永远无法证实的模糊必要性而必须削减自身繁荣？“别无选择”从不显而易见——即便它确实成立。

这使我们联想到拉图尔后期著作所探讨的脱碳政治。绿色转型显然“别无选择”。但若脱碳进程伴随重大经济挫折——这虽非必然但的确可能——我们或将重蹈巴特尔讲述的困境。

最后，值得深思的是，巴特尔叙述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机制如何成功打破承诺，以及它们在应对气候政治时可能面临的境遇。在“西方”的机制中，多数人接受经济痛苦是因为他们逐渐相信别无选择；而在“东方”的机制中，多数人接受经济痛苦是因为施加痛苦的是合法政府——即他们自己的政府。

第一种机制依赖于营造必要性共识。若应用于气候变化领域，则需先证明绿色增长不可行，以此为前提并作为手段来为削弱增长的措施赋予正当性。其策略在于：正如英国必须经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和“不满之冬”才能获得多数民众对去工业化的支持，化石燃料社会同样需要目睹绿色增长的失败，才能让多数人接受去增长的措施。

这种方法能否奏效尚不明确。促使人们相信去工业化不可避免的因素，是那些在数月至数年尺度上可见的现象：通货膨胀、失业、财政赤字、货币危机、GDP停滞以及货架空空如也。而气候变化相关的反馈可能需要数十年才能显现。等到人们确信其必要性时，或许为时已晚。

第二种东方模式遵循截然不同的逻辑。在此模式中，民众对经济痛苦的接受源于将痛苦改革视为自主选择。虽然实现脱碳化过程中产生主体性与自主决定感的途径可能是多样的，但表面看来，可行的方案是：将更多决策纳入民主政治范畴，在协调转型过程中更倚重规划，而非市场。

此法可行吗？答案同样未明。关键在于：前东欧阵营违约的政治逻辑，究竟源于自主决定权本身，还是源于向自主决定权的转变？是“自由作出的艰难抉择”，抑或仅是一次性的糖衣炮弹——用朱迪斯·斯坦（Judith Stein）的话说，是“用工厂换取自由”？前者对民主气候政治具有积极意义，后者则存在问题：尽管全球北方国家存在显著的民主赤字，但其民主程度仍高于东欧国家。当前推动民主进程将使这层糖衣更薄——以工厂换取的自由将更少。

巴特尔的著作并未解答这些问题，但其理论框架对当代分析确实极具启发性。或许我们该抛弃生产主义的“丰饶”乌托邦，同时摒弃资本主义终结的幻想。或许，对于匮乏的社会建构以及如何打破它，应当成为核心议题。而随着脱碳迫在眉睫，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或许并非在存在真实的替代方案时逃离“别无选择”的困境，而是当“别无选择”时，该如何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