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图兹：自由债券、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霸权问题的诞生【霸权手记·第3期】

【编者按】欢迎来到「图说政经Chartbook」。这里是由知名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当·图兹（Adam Tooze）主理的Chartbook的中文版，经图兹教授本人授权。Chartbook是当今英文世界最具影响力的Newsletter之一，每周定期更新，用图表解读全球政经世界的激流与暗涌。

“自由债券”（Liberty Bonds）是美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行的一种债务工具，用以筹措战争资金。通过“自由债券”，本文回顾了美国在20世纪初通过经济、财政和战争动员机制崛起为全球霸权的历史进程，以及其中埋下的隐患。

本文英文版发表于2024年7月24日。

作者：亚当·图兹

译者：包岳涵江

责任编辑：高铂宁

在 2024 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热潮中，关于经济政策的辩论绕了一个诡异的弯，进入了历史。唐纳德·特朗普将 “关税之王 ”麦金莱总统（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第25任美国总统——译者注）重新提上了美国公众辩论的议程。

威廉·麦金莱让这个国家富了起来。他是最被低估的总统。他后头那些人卷走了钱——罗斯福卷了钱，修公园和水坝那些劳什子。但钱是麦金莱挣的, 他才是正宗的关税大王。——特朗普

选择万斯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召唤了 “孤立主义”的幽灵。

针对这种对共和党经济政策历史的漫画式描述，民主党人本能地将对美国领导的叙事定位在20世纪30到4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政府上。罗斯福重新平衡了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开始了以互惠自由贸易为基础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并承诺美国将奉行全球主义政策。

长记忆力是美国政治话语的一大特点。而如果我们想要了解曾构成美国霸权的机制，回溯到20世纪初确实很有意义。正是从那时起，美国的经济实力开始主宰世界事务。然而，第一个决定性时刻并不是19世纪90年代或20世纪30年代，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那几年。正如我将在随后几篇【霸权手记】中阐述的那样，这是一个以临机应变和不时出现的危机为主的奇怪故事。

很难夸大美国在 19 世纪末距离世界强权的中心有多远。作为 19 世纪的世界强权，大英帝国直到 1893 年才将其驻华盛顿特区的公使馆升格为正式使馆。当时，美国才刚刚开始作为帝国主义竞争游戏的参与者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美国参与镇压了中国的义和团运动。美国骑兵沿着长城驰骋。1907年12月至1909年2月间，泰迪·罗斯福派遣所谓的 “大白舰队” 出访友好港口，向世界展示了美国的海军实力。

但是，当筹码真正减少，在 1914 年 7 月为了挽救欧洲免于战争的疯狂外交活动中，人们却徒劳地寻找美国的身影。欧洲未能遏制战争的失败将美国推向了全球权力的中心。这为下图所反映的现实赋予了新的意义。

根据我们对购买力调整后的 GDP 的最佳回溯估算，1916 年，美国经济的产出超过了大英帝国的总和。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和增加值都是 20 世纪头几十年才开始使用的统计量度。它们诱人地简单，却也有可能是对原始经济实力误导性指标。

我们称之为 “经济 ”的综合体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权衡。金融、工业和农业生产、原材料和能源供应以及技术能力，都是 “经济 ”发挥作用的不同方式。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重要性都不是超历史的必然（transhistorical given)。

1914 年后，美国才成为世界事务的中心。这是因为欧洲人发动了截至其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却未能通过军事或外交手段结束战争。正是欧洲的僵局使美国成为帝国主义竞争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战争如许多人所希望的那样在 1914 年底结束，情况就不会是这样。正是由于欧洲的军事教条和技巧未能取得成果，才使战争变成了一场物料战争。美国的财政、制造能力和原材料——而非此时欧洲仍占优势的军事技术——为那些能够调动这些资源的国家提供了决定性的优势。谁能调动美国的资源以及以何种条件调动这些资源是关键的问题。

这反过来又提出了有关美国政府——以华盛顿特区为中心的国家机器及其与遍布全美的强大经济利益集团——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高度政治性的问题，并且集中体现在民主党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以及他与协约国（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和沙皇俄国）之间充满矛盾的关系上。

伍德罗·威尔逊作为一种（高度种族化）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理念的倡导者而广为人知。而他以 “新自由（New Freedom）”为标签的国内政治经济议程则鲜为人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年里，威尔逊、他在国会的支持者以及更广泛的进步社会运动削减了关税，推动通过了所得税，通过了《克莱顿反托拉斯法》，并创建了联邦储备系统。这是一个激进的议程，旨在重新平衡美国镀金时代的政治经济。但是，无论其雄心如何，就其总体规模而言，20 世纪初的美国政府机器是微小的。1911-1915年间，联邦支出占美国国家总收入的比例不到2%。

此外，不但其政府规模小、装备差，无法进行大规模动员，而且威尔逊及其政府中的其他主要人物都希望美国不要卷入战争。他们对协约国（英法俄意）的战争努力并不友好。威尔逊对美国的领导力有了新的认识，但其核心是 “没有胜利的和平”，即让欧洲所有参战方屈服。这就是我在《滔天洪水》一书中讲述的故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阶段，美国政府没有像20世纪40年代的租借法案和马歇尔计划那样直接干预外国的政治经济，而是由美国私人资本与协约国政府合作，来对美国国家经济进行动员。

在当时，美国的金融体系仍然高度分散。而战争结束后，一个一体化的国家体系将会出现。大资金的主要中心在纽约的华尔街，那里是坚定的共和党（威尔逊的反对派），并倾向于协约国。1913 年，联邦储备委员会在华盛顿特区而不是纽约成立，构成了对这些利益集团的挑战。在没有华盛顿领导或指示的情况下，摩根大通在 1914 年至 1916 年间开始为协约国筹集美国贷款，并利用这些贷款在美国大规模采购战争物资。与战前相比，这涉及到信贷流动的根本性转变。

战前，私人借贷从伦敦和巴黎的金融核心区流向外围地区，其中就包括美国。随着战争的爆发，情况发生了逆转。

在摩根大通的协调下，大量信贷从美国的私人贷款机构——以前是边缘机构——流向参与战争的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列强联盟（协约国）的政府，而美国官方保持中立。

这在政治上和金融上都是不稳定的。它将美国经济暴露在战争风险下，尤其是受制于其中一个战争联盟的命运。在战争初期，摩根大通的采购办事处向协约国输送的货物比整个美国经济在战前出口的还要多。这与伍德罗·威尔逊的意图背道而驰。1916 年 11 月，威尔逊以微弱优势连任。在获胜后的几天内，威尔逊指示美联储对摩根大通—协约国体系进行破坏。美联储宣布不再批准私人向参战各方发放贷款。

对协约国，尤其是对英国来说，这是令人恐惧的。英国财相雷金纳德·麦克纳（Reginald McKenna）根据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提供给他的数据说：“我敢肯定地说，到明年 6 月（1917 年），甚至更早，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如果愿意的话，将有能力向我们强加他自己的条件。”

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当时可能将会发生什么。尽管德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极力恳求，但德国军阀们拒绝认真对待威尔逊强加和平的意图——在当时，这一结果对德国有利。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威尔逊禁止进一步贷款对协约国的战争努力造成了多么严重的打击。相反，柏林决心对协约国的补给线发动军事进攻，发动无限制的 U 型潜艇战。德国的轻狂侵略迫使威尔逊政府勉强参战。

是战争倒逼了美国政府机构及其财政金融能力的扩张，而并非相反。现在，华盛顿与协约国合作，串联起了一个新的战争金融体系，其路径焕然一新。

与摩根大通的管理相比，资金以更大的规模从美国（前边缘国家）流向欧洲的前权力中心。与战争第一阶段不同的是，资金从政府流向政府。美国政府没有在华尔街发行债务，而是发行了所谓的“自由债券”，其收益流向了协约国。民主政体与民主政体、纳税人与纳税人、选民与选民之间在金融上直接纠缠在一起。到战争结束时，一个巨大的金融债务网络将欧洲列强与美国联系在一起。(请注意，俄国在 1917 年就退出了战争。下面显示的债务是 1917 年前由伦敦组织的资金流动的一部分）。

这一新的盟国间金融体系与战争期间开始的美国财政能力的急剧扩张相辅相成。美国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战争债务为自己的战争努力提供资金。但为了维持战争，美国也提高了税收。战争期间美国政府财政体系的动荡加剧了威尔逊对美国政治经济的改造。在 1912 年和 1916 年的累进预算中，“国内收入”，即各种直接税（所得税和利润税）都有了大幅增长，与之相对的是麦金莱时期倾向于依靠海关和关税为联邦提供主要收入。

随后，随着美国参战，直接税，尤其是超额利润税激增。

这一套新的财政机制带来了巨大的动员效应。除国内民事支出外，美国以“自由债券”形式提供的对外信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达到了后来罗斯福新政的规模。联邦政府占GDP的比重从2%上涨到了25%，其中最大的占比来自于军事支出。

正是围绕着这一全新的国内财政动员体系以及国内和国际金融体系，现代霸权问题首次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得到了阐述。现在，美国联邦政府第一次不仅有着国民经济能力（GDP），还拥有了国家机器和金融工具，这可以让所有旧世界帝国主义列强成为其金融客户。

这是一个强有力的组合，它使协约国联盟取得了胜利，并使美国总统首次成为世界事务的最终仲裁者。但是，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这一霸权始终是脆弱的、有争议的。公共对公共、民主对民主的债务造成了痛苦的政治困境。妥协是不可避免的。1922 年 12 月，共有 20 个国家欠美国财政部 118 亿美元。这些外国贷款的面值占美国私人持有的联邦债务的 52%，占 1922 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16%。对美国战时 “伙伴”的任何重大让步都会直接在很大程度上反弹给美国纳税人。

引起争议的不仅仅是对外贷款。富裕的美国人痛恨新的税务体制。在民主党民粹派的坚持下，战时所得税和利润税采用了高额累进税。反弹始于 1918 年 11 月的中期选举，也就是战争的最后几天。在美国大选中，民主党首次被指责具有社会主义倾向。

“淹死有钱人（soak the rich）”的税收以及威尔逊与柏林的电报往来——后者同年早些时候与布尔什维克在布列斯特媾和——为这一不合适的标签提供了理由。

结果是共和党取得了胜利，削弱了威尔逊在 1919 年凡尔赛斡旋和平的能力。在让英法两国强行吞下自己的战后秩序愿景之后，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多数派拒绝批准威尔逊自己的国联盟约。这就是后来的宣传家们称之为 “孤立主义 ”的臭名昭著的开端，也是霸权的首次失败。

人们较少注意到的是威尔逊计划的政治经济崩溃。由于国内的政治阻力，威尔逊无法就战时盟国间的债务促成更有利的协议。这反过来又引发了法国和英国对德国提出的过高赔偿要求。美国拒绝减免英国和法国的债务的行为给世界财政造成了压力。而国内要求控制通货膨胀、削减战时开支和降低最高税率的呼声又加剧了这一压力。1920-1921 年，美国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冲击，这一记忆在 1945 年后仍然挥之不去，这将是之后【霸权手记】的主题。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大国关系时代。由于战争的后果，美国的地位比以往任何大国都更接近中心。这不是维多利亚时代大英帝国 “霸权 ”的再现。1918年后，美国并非没有占据英国让出的全球领导地位。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此前世界从未出现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巨大动员所形成的中心辐射模式（hub and spokes pattern）。英国和法国的公众对沦为美国附庸的前景感到愤怒。难怪在 1917 年至 1923 年期间，美国为处理这些新关系所做的第一次努力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