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现象世界」（Phenomenal World）是一份专注于政治经济学和全球转型的国际出版物。2025年1月，「现象世界」正式启动它的中文专栏，与「图说政经Chartbook」的中文平台合作发布。这是「图说政经 X 现象世界」合作专栏的第（二）篇。

我们通常会将目前的英国经济状况与1970年代一系列的危机以及1978年“不满的冬天”作比较。本文作者指出，这种比较更像是一种对当前英国经济形势不满的宣泄而缺乏实际意义。1970年代的英国发生了一系列政策实验，新自由主义的苗头和凯恩斯主义之间的取舍之道成了工党政府能够维持经济相对稳定的必要条件。本文探讨了工党政府在应对通货膨胀、工会力量、产业政策等问题上的不同策略，反思了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历史背景，并分析了该时期为何不应被简单视作通向撒切尔主义的必然阶段。

全文英文版于2024年11月29日发表于政经网站“现象世界”（Phenomenal  World）。

作者：尼尔·华纳（Neil Warner）

译者：刘清扬

责任编辑：高铂宁 

关于“重返1970年代”的威胁长期以来是英国建制政治的修辞特征。

从“新工党”政府的“第三条道路”改革到杰里米·科尔宾野心勃勃的施政纲领 ，再到如今现任工党政府支出的温和增长，任何增加用于社会福利再分配的税收支出、工会力量的奇异复活、制定更加“劳工友好型”的政策，还是说由国家来主导产业政策的前景，都会被无休止地攻击为1970那一个可怕年代的返场。

这些指控具有特殊意义，因为表面上来看，最近几年的英国实在是与1970年代非常不同。与此前比较，英国的工会力量与“战斗文化”（Militancy） *仍然保持低迷，国家也不再像1979年以前一样控制资本流动；在国际方面，竞争型的意识形态体系也不再像冷战时期一样与地缘政治格局相契合。

因此，谈论回到 20 世纪 70 年代，并不是因为有任何回到那些年代的真实前景或支撑它们的条件。实际上，1970年代在这里更像是一种政治“灾难”的同义词——这是一种工党政府才会倾向于带来的那种“灾难”。很少有英国人会忘记1970年代发生的“灾难”——工会的强大力量和不妥协使日常生活瘫痪、重挫经济、加速不可控的通货膨胀；同时，国家干预经济和国家所有制抑制创新、降低经济运行效率。

左翼和右翼同时认为 ，1970年代的危机促使了撒切尔夫人的上台：1974-79由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 与卡拉汉相继领导的工党政府，面对不断升级的危机，一直被认为是或许无可救药地加剧了工会力量过大导致的经济危机，抑或是通过他们自己的方法推进了和撒切尔主义没有什么区别的一种新自由主义式改革。

这些标准化解读的主要问题在于，1970年代并非一个自动而不可避免地进入撒切尔主义的“危机时代”。事实上，这是一个英国经济政策未来方向的深度争论时期。工党并非被困于一个破碎的体系中；相反，在此期间他们讨论并探索了不止一种替代性方案，以应对当时逐渐浮现的撒切尔主义计划。工党在这些年的实验性尝试，与那个年代尽管充满困难和不确定性，但劳工运动及其他社会运动对自身力量充满信心、并相信未来属于他们的这一事实密切相关。他们的失败并非历史的必然，而是党内领导人所面临的社会压力构成发生变化的结果。

这个动荡的十年对当下有何启示？对1970年代的准确解读首先需要否定历史宿命论。相反，对于这段历史的解读将鼓励我们重新发现政策实验和大众动员的重要性。

“没有别的选择”

当哈罗德·威尔逊的工党1974年3月重新组建政府时，英国正面临着深刻的国内社会矛盾以及不确定的国际经济环境。

1973年发生的“石油震荡”（oil shock）中，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大幅提升油价，使英国困难的经济现状进一步恶化。到了1973年底左右，英国已经面临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加速和经常账户（current account） 赤字增加的综合问题。保守党政府期望通过立法举措冻结工资与价格水平，以此压低通货膨胀。

然而，价格冻结充满了政策漏洞，使政府不得不面对高涨的工会运动。他们拒绝对工资的立法管制，尤其是与价格水平疯狂上涨根本不匹配的工资水平上涨。全国矿工工会的罢工行动使保守党政府宣布周工作日降低为三天，以此限制能源消耗。同时，保守党宣布解散议会，寄希望于大选中民意能够授权新一届保守党政府制定对工会更加强硬的政策。但令他们惊讶的是，他们输掉了大选。

工党接替了保守党组建政府——1974年3月大选时以少数政府的方式，又在同年10月的大选中获得了微弱多数。这一政府不仅被艰难的经济环境影响着，同时也被1960年代以来不断壮大的新左翼政治群体和社会运动所裹挟着。一些新思潮产生于这些运动中，包括对公司与国家的民主控制等等。虽然工党领导层拒绝这些政策呼吁中更加激进的成分，但是在1974年2月大选前，工党推出了自1945年以来最为激进的施政纲领，承诺将“彻底和不可逆转地颠覆社会力量与财富平衡，以此为工薪阶层人口和家庭带来好处”。

工党的策略强调培养与工会的紧密联系，以及一个基于和工会进行合作的经济政策。保守党对付工会的失败尝试，似乎佐证了工党策略的现实可行。这种现实主义体现在工党决策层的说辞之上：威尔逊坚称，除了与工会达成“社会契约”以外没有别的选择 ，正呼应了五年后撒切尔夫人上台时声称她的政策也没有任何备选方案。

“社会契约”这一政策的逻辑在于，工会同意与政府合作管制工资上涨的需求以此换取政府方面的政策妥协。这些妥协包括延长价格管制、赋予工人与工会在工作岗位上更多权益、通过增加福利支出和食品住房补贴以提高“社会薪资”、以及一个旨在扩大国家力量对优先领域进行直接投资的产业策略。

由于政府在接下来的五年仍然面临重大经济挑战，很多施政纲领中所强调的政策和关注领域都有所转移。然而与工会力量合作的基调仍然在工党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过程中保持中心位置。

政策摇摆的时代

保守主义历史学家Dominic Sandbrook将1974年称为“英国政治史上最糟糕的一年”。在近期的播客节目中，他仍然坚持这一点，并且不情愿地承认了他这一分析下的“阶级维度”。Sandbrook注意到了1974年英国政治经历了“一个有趣的分流”：

“如果你位于那个边际税率为83%的阶层，或者需要交纳98%的‘非劳动收入’；如果你在房地产市场或者任何别的遭遇崩溃的市场投资，那你当然会坐在那里说‘这简直就是魏玛德国！’但是如果你不是那些人中的任何一种，你的生活会很糟糕吗？也许不会——尤其是在工会足以保障你的劳动收入时。”

即使在1970年代工资水平整体波动较大时，这十年期间的每周平均实际工资水平都在每年以平均5.5%的幅度增长。而2010年以来，英国的实际工资水平正处于滞胀阶段，相比于1990年代的1.6%和2000年代1.7%的工资水平增长。

这些上涨实际上与1970年代英国工会和社会运动中的空前绝后的壮大、广泛动员与激进主义有关。实际上，1974-79工党政府在面对社会运动与逐渐浮现以及即将取代这种新左翼运动的新自由主义倾向时表现出了摇摆不定的态度。工党政府第一年当政时，由于取消了对于工资的立法限制、延长了价格管制以及必需品补贴等政策，实际工资水平显著增加；这一增长同时也与前任保守党政府的收入政策雏形有关。同时，工党开启了广泛领域的再分配措施：提高退休金支出与食品补贴、提高对高收入人群的税收、增强工作岗位上的工会权力。

1975年之后，在通胀增长、国际收支和企业利润同时面临压力的背景下，工党政府有所转向。政府与工会重新谈判了“社会契约”有关条目，其中更多侧重于工资管制。政府同时也开始削减支出，对大企业适当减税。1976年，政府所同意削减支出以换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贷款，通常被认为时1970年代经济政策的最关键转折点。实际上，这一行动也是1975年之后工党政府政策转向所导致的。

作为这些转向的结果——当然也与和工会达成的新协议有关，实际工资水平在1975年之后确实有所下降。失望于工资——尤其是公共部门工人工资的过度管制，使得工会在1978年底，退出了此前与政府在工资政策制定上的合作关系。这也导致了被称为“不满的冬天”（Winter of Discontent）的一大波罢工活动。

工党与撒切尔主义

工党政府经济政策的复杂性和摇摆性，为两种最普遍的历史叙事提供了证据支持：工党政府为了维持现状，势必陷入经济危机的动荡和强大工会力量所带来的无可救药的僵局，由此必须拥抱一种新自由主义，某种程度上也预表了撒切尔夫人的政策。

但是有鉴于工党政府面临的经济政治交困的局面，政府在处理经济危机上实际上取得了很大成功。受益于经济情况的显著改善，包括实际工资水平回稳，1977年下半年的工党民调有所好转：即使在1978年底，多项民调机构都显示其领先于保守党。工党政府也远非工会的“人质”：实际上，直到1978年，政府与工会的紧密的工作关系让其足以制定一个相对成功的收入政策。1978年底罢工运动的大爆发不是工会议价能力强于政府的显现，而是过去三年以来工会妥协限度的强烈反应。

使工会气恼的是，在多年的工资水平压制之后，政府一直对自己能够获得工会方面更多妥协表示过度自信。确实，那些认同卡拉汉政府已接受新自由主义这一普遍观点的人可能会指出，1975年后政府政策在分配效应方面发生了显著但细微的转变：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逐渐下降；收入不平等由1970年代中期的历史低位逐渐上升，其速率将在1979年之后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显著加速。政府同时含蓄地将政策目标从降低失业率转向到了降低通胀——尽管失业率已经达到了新高。非常讽刺的是，这一情况最终帮助了撒切尔夫人1979年赢得大选。

然而，工党政府的这些政策转向的意义通常被夸大。1976年IMF贷款危机后，政府重新启用了一种凯恩斯式的“通货再膨胀”（reflation） 政策，借此维持与工会的合作关系以及降低失业率：

1977、78两年的预算案都以减税换取工会对新一轮工资管控的同意，同时宣布在医疗、教育和退休金领域的公共支出有所增加。这一举措与通常所认为的IMF危机、卡拉汉1976年工党会议讲话的历史意义截然相反：这两个事件都被认为是反对通货再膨胀支出政策的标志，以及历史性的新自由主义转折。与其说是政策理念的改变，这些政策更像是代表了吸引金融市场的短期努力，彼时削减政府支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观念正逐渐流行。

同样，工党政府设定货币供给目标经常被认为是向“货币主义”转折的标志。但就像财相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所承认的那样，这些更像是对“货币主义空洞说辞”的象征性让步。就像先前所述的政策一样，都是为了满足金融市场所采用的策略。

政府政策在财富分配方面的影响同样是两方面的。在1974年以来，对富人征收高税率的同时，征税漏洞不断扩大；在削减公共支出的同时，起征点也没有根据通货膨胀进行调整。然而公共支出削减并没有延伸到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政府也在医疗与退休金方面实现大幅增长，同时还引入了新的国家补充养老金制度 。政府的收入政策设计与工会达成了一致，特别是在1975年至1977年期间——这是整体工资压制水平最高的时期。这些政策旨在允许低收入者获得更高的工资增长，并减少工资不平等的程度。

因此，1974-79工党政府并非无可救药或者完全失灵。与其说将1970年代比作一个无法避免通向撒切尔主义的灾难性时代，不如把这一年代理解为大规模政策实验时期，即使其结果喜忧参半。

三种机会

至少有三种危机应对方案摆在桌面上：劳工运动中左翼所提议的社会主义方案；工党领导层的法团主义方案；以及撒切尔主义方案。

社会主义的应对方案植根于批判整个战后经济系统失灵和类似于新自由主义者所推行的对1970年代危机诊断上。工党左翼赞成斯图尔特·霍兰（Stuart Holland）的提案——后者曾是威尔逊的顾问，他的建议包括国有化一大部分盈利企业、实施“计划协议”（planning agreement）以赋予国家与工会对于大公司事务决策的更广泛权力 。一个对这左翼提案的重大辩护在于经济的国际化已经使得传统凯恩斯主义对需求侧的管理不再有效。在这里，霍兰和工党左翼反对工党右翼更为乐观的观点，后者认为基于收入再分配以及需求侧管理的传统政策仍然有效。

支持扩大投资中的国家角色的观点被飙升的通货膨胀给予了更大冲力。工党对通货膨胀的最初反应在于强调价格管制。决策者们意识到了价格管制对利润的影响，因此必须通过新措施支持投资项目，并脱离对私营部门利润的依赖。卡拉汉在1972年表示： “如果关键的价格管控意味着在投资是没有充足资金可用，那么我们应该预期国家将介入并提供必要资金，也许会以持有一些股份——无论是股权还是其他形式——作为交换 。”

但这并不是卡拉汉入住政府后所采取的方法。截至1975年，基于在投资领域延伸国家干预的经济策略已经在本质上被放弃；与此相反的是，政府转向了一个寻求提高私营部门利润的政策。因此，先前所提到的社会主义方式由于与工党左翼——尤其是托尼·本的个人形象——以及工会领导和成员的缺乏兴趣而受到削弱。

但这并不意味着工党政府已经没有通向撒切尔主义的另类方案了。工党政府1975年后实现的政策的确与1980年代初在国际层面出现的新自由主义转向有相似之处——特别地，他们通过牺牲工资份额来寻求提高私营企业利润，以及很大程度上放弃了1974年所承诺的雄心勃勃的社会议程。但是，他们与撒切尔夫人的议程仍有很大差距。

首先，一个通过工会合作而非打压工会来管理的经济战略，不可能建立在撒切尔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大规模失业、立法打击职场组织以及摧毁制造业来改变英国经济结构和劳动关系的基础之上。工会合作在工党经济战略中仍然占据核心地位，同时也需要政府持续做出让步，以支持“社会工资”。

撒切尔主义叙事通常低估了它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1974-79年政府任期结束时已经显现的经济前景。特别是，它受益于北海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的增加：撒切尔政府可以利用北海石油支持税收收入，同时进行特别有利于富人的减税，并在压制1984-85年矿工罢工的同时，确保能源供应。撒切尔还将会监督英国能源部门的大规模私有化。1979年工党的大选政纲虽被左翼强烈批评为卡拉汉所实施的政策右转，但呈现出与撒切尔夫人其后政策截然不同的图景。该纲领认为北海石油提供了“确保充分就业的优势”，并提出了一个基于与工会合作的政策议程，包括增加社会服务支出、扩大公共所有制、新的培训计划，以及推行一周35小时工作制。

这一举措也使得转换成更加社会主义式的危机应对留有余地，即使这些方式并未实际采取。 任何“社会契约”都要推动经济的民主化，包括扩大工人在公司决策、投资甚至经济政策中的角色的这一主张，在1974-79工党执政时期的工人运动的呼吁中持续占据主导位置，也在直到1980年代中叶的这一段时期内受到甚至工党右翼的支持。

如果工会运动左翼所提供的路线在实施层面是有困难的，也是不可能的，那么1975年后工党领导层及其工会盟友所主张的路线则在最初是显得比撒切尔夫人路线更加合理的。如果工党领导层在此期间对其要求工人作出的牺牲有更深的认识，或者工会在1978年前更有效地争取到更多让步，那么人们对英国面临关键抉择的这种看法可能会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

过去与现在的工党政府们

1974-79工党政府的故事显示，在同一时刻应对同样的经济压力，可能有多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走向。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当下，以及新上台的英国工党政府。

现在的政策如同过去一样，也很有可能在这一生产力增长走弱、国际环境处于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面临着重大的分配选择。此外，现任工党领导层与1970年代领导层都被公众所偏好的“凑活过”（“muddling through”）经济政策，而非实现任何宏伟新议程所塑造着。这使现任工党政府同样在各种分配选项面前摇摆不定。这也意味着，如同1974-79年工党领导层一样，斯塔默的工党声明了一个充满修辞的承诺，包括有限形式的产业政策以及公共所有制，但拒绝更加野心勃勃以及战略提议，例如增强经济计划、公共所有制以及确保实现全面绿色转型的公共投资等。斯塔默隐含承诺了一种“常态化”和“无聊”的政治，这与威尔逊的焦点有着很强亲缘性：1974年，威尔逊迎合了英国公众对“安静生活”的渴望 。

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当时的政府和现在的政府之间可能出现了重要的差异。对于1974年的威尔逊来说，“安静生活”意味着与有力的工会运动以及工党左翼的关键人物维系坚强合作关系：它所取代的1970-4保守党政府正式因为无法维持和工会的良好关系而垮台的。相反的是，最近一次保守党政府的丑闻时刻并非是在其与工会对峙的时候，而是在伊丽莎白·特拉斯（Liz Truss）的领导下和英格兰银行与金融市场的时候 。一个寻找“安静生活”的政府更有可能与那些会制造噪音的家伙们达成让步。

1974-79政府的路线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说法。这一政府，当强烈认为有必要向工会运动让步时，在其最后任期的开始显示出了最进步的面孔。 而在中间几年，政府表现得最为保守，因为此时工人运动相对平静，而金融市场成了对“安静生活”最大的威胁。然而，政府所作让步的性质也因议题不同而有所变化。尤其是在关键的1974至1975年期间，政府最愿意在工会最关心的领域作出让步，比如物价、退休金和劳资关系。然而，在扩大对所有权和投资的控制方面，由于工会压力较小，政府选择了一种温和形式的新自由主义作为最省事的路径。

这段历史说明，经济政策的导向不应该被认为先决于英国政府无法控制的那些经济力量或者工党领导层的意识形态倾向。相反，政府的分配性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之互动并向其施压的社会和政治运动的力量、参与度以及动员水平。工党在经济政策上的战略性抉择也受到这些运动优先关注议题的影响。

译者注：

“新工党”（New Labour）：此为1997年大选时布莱尔提出的竞选口号，旨在改变工党1970年代“支持工会力量搞垮经济”的旧面貌，推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间的“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承认市场经济的主导地位，下放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制定权使其不再集中于民选政府，制定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福利政策。科尔宾（Jeremy Corbyn），2015-20年出任官方反对党工党领袖。在英国社会主义视野和国际问题，例如巴勒斯坦和中东问题上，他是托尼·本生前的政治盟友以及其政治遗产的声称继承者。在2017年大选瓦解了保守党政府的多数席位后，2019年12月大选科尔宾领导的工党遭遇了84年以来席次数量最低的惨败。他于2020年5月正式辞去工党领袖职务。

“战斗文化”：在英国左翼政治语境下，“战斗文化”一词与活跃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末的被称为“战斗派”（Militant）的左翼力量有关。这一左翼力量一直活跃于工党外部，但尝试通过议会外部的大众政治、激进的工会活动、广泛参与代表选举等手段使其成员加入工党，由此影响工党政策以此为远期达到社会主义社会作基础。这一组织中有许多成自称共产主义者。这种策略被称为“打入主义”（entryism）。1991年，这一左翼组织宣布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