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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写就了知名的百年预言。而今看来，他的预测有一部分惊人地准确，另一部分则乐观得有些天真。也正因如此，他的预言提醒我们：经济未来并未注定，而是由技术、制度与人们对生活的理解所共同塑造。

本文原文“Keynes’Vision der Fünfzehn-Stunden-Woche”于2025年8月发表于德国经济杂志《Surplus》。

作者：亚当·图兹

译者：李伟源

责任编辑：高铂宁

在1930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失业率急剧上升时，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了他那最具远见、同时也是最乐观的一项预测。他在《论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可能性》一文中写道：

“我预测，在一百年后，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将会比今天提高四到八倍。”在不久的将来，“每个人都必须劳动才能感到满足（……）。一周十五小时的工作可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缓解这一问题。因为每天三小时的劳动，就足以让我们大多数人内心的那个‘旧亚当’得到满足！”

凯恩斯设想了这样一个未来：人类的消费需求可以通过极少甚至无需劳动来满足，但多数人仍然不会完全放弃工作。

译者注：“旧亚当”（der alte Adam）是一个来自《圣经》的典故，在基督教语境中，它源于亚当（人类始祖）犯下原罪后遗留在我们体内的“旧性情”。凯恩斯在这里是指，即使未来社会十分富足，人类仍然需要劳动来保持心理的满足。

凯恩斯也思考过未来的家务劳动，并认为其未来只会占用人们极少的时间。他写道：

“我们将为自己做更多的事情——甚至比如今富人所做的还要多——而且我们会非常乐意承担一些微小的义务、任务和日常琐事。”

然而他也指出，这将使人类面临“一个真正而持久的难题：如何填满那些由于科学进步与复利效应而获得的闲暇时间”。

如所有真正优秀的预言那样，凯恩斯的预言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他不仅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如人均收入和闲暇时间的巨大增长）做出了正确的判断，还因为他在某些方面的误判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我们如今依然需要工作多少。

在评估一个和数字有关的预言时，我们应当注意四个方面。

首先，也是最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尺度：凯恩斯是否大致正确地预估了相关数量级？即便数字并不完全准确，他是否至少正确地判断了趋势？其次，无论数字本身是否正确，我们都必须检验整个模型是否正确：它是否考虑了实际发展中的关键驱动力？最后，我们还必须追问，当提出这项关于未来的预言时，凯恩斯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预言应该产生怎样的效果？

事实上，凯恩斯对于经济增长的预言是正确的，并且有着充分的理由。在欧洲富裕国家中，由于生产率的提高，人均产出如今比1930年高出大约四到八倍。以德国为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实际价值计算）大约增长了六倍。因此，凯恩斯的基本乐观态度完全正确。而他试图用经过粗略取整的GDP数据来呈现这一观点，本身就相当了不起。在1930年，“长期经济增长”这一概念还是个新鲜事物。公众并不会像今天这样，习惯性的根据GDP增长来评价经济政策。就这一点而言，凯恩斯敢于提出如此大胆的预测，并且在规模和方向上都判断得相当准确，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成就。

就劳动时间而言，凯恩斯至少正确地把握了基本趋势：平均劳动时间确实明显下降了。对男性而言，19 世纪末和20世纪初大概是劳动负担最沉重的时期。在19世纪工业化之前，大多数人口从事农业，这是一种高度季节性的工作形式。许多人摄入的热量也过少，不足以支撑每周六天、每天十至十二小时的高强度劳动。工业革命时期那种漫长的工作周——每周工作54至60小时且没有任何假期——标志着历史上的最高劳动强度。

那个历史高点后，男性劳动者的工作时间逐步减少。但即使在像德国这样最富裕、劳动强度最低的国家，全职员工的每周工作时间依然为40个小时——远高于凯恩斯所预测的15个小时。而对于另一半人口——女性——凯恩斯的预测则完全被推翻了：在家庭之外从事有偿劳动的女性的比例大幅度上升。

凯恩斯错在哪里？

一个答案显而易见：在消费问题上。消费水平经历了戏剧性的提升。我们之所以比凯恩斯预测的工作得更多，是因为他低估了大规模工业生产带来的消费可能性，以及我们对商品和服务的渴望。在1930年，即便是在富裕的欧洲，大多数家庭的生活设施仍然十分简陋。电气化、集中供暖、汽车普及、电视、日常的大众消费、数字革命、度假旅行等等在当时都还只是想象中的未来。

把这一切简单归咎于个体主义或道德品质是很轻松的。生态主义批判有时也会倾向于这样解释。但回顾历史案例有助于扩展我们的视野：消费并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现象。在凯恩斯提出预测后的短短十年内，英国以及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动员了包括女性在内的劳动者从事更多的工作。战争是一种集体性的大规模消费，而它必须通过艰苦的劳动来被“支付”。我们通过更多的劳动时间共同承担的开支不仅仅是战争，还有医疗服务和社会福利。如今在德国大约有40%的劳动者从事这些领域的工作，这一比例是1930年的很多倍。

教育和培训体系属于这样一个范畴，其从业人数远远多于1930年。除此之外，受教育年限也大大延长了。在1930年，德国人平均只接受约4到6年的学校教育；如今则是13至14年，而这些年限都是从劳动时间中“扣除”的。当今的家庭在子女身上的投入也远超20世纪30年代的平均水平。这些愿望与追求，是我们通过集体性的“消费”和投资实现的。

此外，凯恩斯及其同时代人未能真正预见到的“生命政治学”维度之一，是人类寿命的大幅度延长。确实，我们在最具生产力的工作年龄阶段的劳动量远超凯恩斯当年的预期。然而，1930年德国的人均寿命只有61岁。自俾斯麦时代起德国就已经有了养老金制度，但在 1930 年只有极少数人能真正的享受退休生活。而在2024年，德国的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了81岁，同时有 2100 万德国人处于退休状态。将预期寿命、教育时长以及退休时间综合考虑后可以发现：1930 年，人类一生约75%的时间都在工作；而在今天，平均劳动时间只占人类一生的约55%。

此外，将消费决策视为纯粹的个人行为，是经济学家们很糟糕的一种习惯，这完全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人们通过观察他人的生活来判断“什么是良好生活”，这并非是道德失败，而是一种基本且合理的社会本能。谁会想要一个充满极端个人主义者的世界呢？问题在于：我们用来建立这些有意义的社会联系的空间，是如何被构造，以及由哪些价值所支配的。广告的无处不在——而且在人工智能和持续性的数字监控的推动下，这种无处不在达到了新的高度——导致了我们偏好的巨大扭曲。我们每天接触成千上万条广告和营销内容，它们提供的不仅是商品和服务，更是整套世界观。

时间的分配

劳动时间的长短本身不是一种自由的、个体化的选择，社会范式同样起到作用。一些高调的保守派政治家要求整个社会要“多工作”以促进 GDP 增长。然而大多数的工作岗位是由大型组织机构，而非个体或小微企业创造的。在这些大型组织中，关键的生产资料由企业管理层和远在他方的所有者们控制。管理层决定了劳动的形式，并规定了在这些有着最高生产率组织中工作的方式。

在私营企业中，资本也会以利润的形式要求占用劳动时间的那一部分。自凯恩斯 1930年提出预言以来，不仅消费呈现出惊人的增长，利润同样也出现了爆炸式的攀升。因此，关于劳动时间的政策并不仅仅取决于个人的“职业道德”或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劳动时间本身，是围绕着人类生命与身体所展开的分配斗争的物质体现。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以来，对多数劳动者而言，劳动在肉体和精神层面上始终是令人感到疲劳的，直到今天这一基本状况依然未曾改变。

无论是在单个企业还是在宏观经济层面上都是如此。贸易顺差意味着，一个国家实际上向国外“输出”了劳动时间。以德国为例，2024年的2400亿欧元出口顺差折算下来相当于 34 亿小时的劳动时间，也就是约 200 万名全职劳动者一年的工作量。

当然，人们会说市场“必须”被开拓、利润“必须”被实现——这被视为对承担风险的回报，也被认为能为投资创造激励。但这又引出了一个反问：为什么？

如果我们说：“我们必须更努力地工作，因为投资者必须获得回报、必须有激励”，那么接下来就要问：谁的奢侈品消费欲望和社会区隔需求应该优先得到满足？我们又在强化怎样的权力结构？

让我们再次回到凯恩斯。我们不应忘记，凯恩斯虽然自称是“自由主义者”，但在倡导“有意义的闲暇生活”的未来愿景之外，他同时提出了“利息食利者阶级的安乐死”这一著名观点，并强烈主张将重要的投资决策社会化。这正是他整个经济理论的核心要义。依赖私人投资者变幻莫测的情绪，只会导致一再重演的危机与衰退。一个自由的社会当然可以通过创造就业来促进繁荣，但对凯恩斯而言，真正自由的社会最终必须通过公共对投资的控制才能实现。这一点在今天依然成立：如果在面向未来的重大决策上，依然把希望寄托在那些目光狭隘、粗鄙功利的商人身上，那么这个世界最终呈现出的样子也就不足为奇——一个被真人秀、社交媒体网红和无孔不入的广告所主导的世界，一个由缺乏想象力的政客不断呼吁“更努力工作”的世界。

凯恩斯的预言并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科学式的推演。它的目的既不是要机械式地预言未来，更不是要鼓励人们努力工作、拼命提高国民生产总值。相反，他真正的意图是：促使人们以开放且富有想象力的方式思考未来。在他的构想中，未来不是一种让人感到恐惧的威胁，而是一种承诺。当他在1930年写下这篇文章时，他所强调的正是一种根本性的乐观态度。

凯恩斯理论的基本假设既简单又极具说服力：未来将会截然不同，而且会变得更好。但正如凯恩斯所强调的那样，这同样会带来新的问题与挑战。困扰我们的不再是匮乏，而是我们将如何使用这份新的自由？我们会怎样处理这份“盈余”（Surplus）？这一问题对于今天的我们，与对于1930年的凯恩斯而言，同样紧迫。对于他与我们而言，一场进步式的民主讨论不应从那些以 GDP 增长之名、诉诸“职业道德”的训诫开始，而应从对自身可能性的现实且坚定的评估开始。

附：八小时工作日的收入流向——德国 2024 年国民收入分配

一、资本所得（3 小时 05 分）

折旧成本：1 小时 35 分

利润：1 小时 30 分

二、国家（税 + 社保）（2 小时 28 分）

社会保险（雇主部分）：43 分钟

社会保险（雇员部分）：34 分钟

工资税：29 分钟

其他税收：42 分钟

三、劳动（净工资）（2 小时 27 分）

住房：47 分钟

其他开支：37 分钟

食品：20 分钟

交通：16 分钟

储蓄：16 分钟

休闲娱乐：12 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