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图兹：探究通胀的权力动态

【编者按】欢迎来到「图说政经Chartbook」。这里是由知名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当·图兹（Adam Tooze）主理的Chartbook的中文版，经图兹教授本人授权。Chartbook是当今英文世界最具影响力的Newsletter之一，每周定期更新，用图表解读全球政经世界的激流与暗涌。

经历了 2000 年代和 2010 年代极低而稳定的通胀期后，在2021-2022年间，由于新冠疫情、地缘政治冲突、大宗商品价格攀升等一系列事件的影响，世界见证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22年的全球总体通胀率高达 8.7%。为了有效应对通胀压力，多国央行采取了紧缩策略。

根据2024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2024年全球总体通胀率年均值有望下降至5.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分析称，随着全球经济接近实现软着陆，各国央行近期的优先任务是确保通胀平稳回落，

本文中，图兹分析了通胀状态与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关系。图兹指出，倾向于低通胀状态意味着一种分配和政治选择，因为通胀率越低，组织工会、坚持集体谈判和签订长期约束合同的动机就越弱；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低通胀时代实际上造成了巨大的不平等，导致劳动者议价能力降低。

作者：亚当·图兹

译者：王晓菲

责任编辑：高铂宁

本文英文版发布于2022年7月3日，刊发时有编辑。

2021-2022年间，我们经历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历史性的转折，持续了数十年的低通胀状态顷刻间突然转变为高通胀。

对于那些担心通货膨胀的人来说，这引发了深刻且令人担忧的问题。我们是否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高通胀时代？以往是什么因素支撑了我们数十年来视为理所当然的低通胀状态？回顾过去，我们上一次克服快速通胀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当时新的低通胀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有趣的是，即使在诸如国际清算银行（BIS）等机构的技术性报告中，回答这些问题时也会涉及到潜在的权力体制。显然，系统的管理者们在不自觉中表达出对某种特定社会力量配置的偏好，或者反对某种社会力量的配置。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定义，通胀状态是一个持续的、普遍的价格上涨过程。这不是一次性的事情。它需要连续的价格和工资调整。只有在存在工资-价格螺旋，即价格和工资制定者都不断提高他们的要求时，这种情况才会发生。

持续的通胀最终涉及价格和工资上涨之间的自我强化反馈——所谓的工资-价格螺旋。个别（商品或者服务）价格的变化可以扩展为总体通胀，也可以长期侵蚀实际工资和利润率。但最终，如果没有价格和工资之间的反馈，通胀螺旋无法自我维持：利润率和实际工资不能无限下降。因此，除了总需求状况对工资和价格制定的重要影响之外，一个关键问题是相对价格的变化如何传递到总价格指数中（“第一轮效应”），并触发价格和工资上涨之间的反馈（“第二轮效应”）。

如果这就是通胀的定义，那么锚定低通胀状态的情况就是（工资-价格）相互作用无法形成的局面。要么，价格制定者（公司资本）和工人都没有定价权，要么只有一方拥有定价权，这样会发生第一轮价格冲击，但没有第二轮反应。

国际清算银行在陈述其论点时，力求对定价权和工资制定权进行对称处理，视为同等重要的挑战。然而，它并未评论由此产生的不平等问题。它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际存在的低通胀状态为巨大的不平等打开了大门。它也没有解决权力本身的问题。虽然承认通胀控制很重要，但它只是可能考虑的一个因素。抛开通胀控制的问题，我们实际上更喜欢哪种社会和经济权力秩序？

国际清算银行对通胀背后的剖析极具启发性。

低通胀状态与高通胀状态截然不同。当通胀稳定在低水平时，主要反映的是特定行业价格的变化，并表现出某些自我平衡的特性。通货膨胀的变化对相对价格冲击的敏感性降低，工资和价格动态的联系也不那么紧密。此外，有证据表明，货币政策立场变化的影响力也减弱了。由低通胀向高通胀状态的过渡往往是自我强化的。随着通胀上升，它自然会成为各经济主体的焦点，并引起行为变化，这种变化往往会加剧通胀，尤其是通过影响工资和价格动态。因此，深入理解这种（通胀）如何运转，并能够在事件发展过程中及早识别它们，显得尤为重要。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从低通胀向高通胀状态的过渡展示了一些可能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大规模且持久的相对价格上涨——特别是石油——在强劲的周期性需求背景下，以及在结构上有利于工资-价格螺旋的环境中，即劳动力和企业具有高定价权，同时布雷顿森林体系提供的货币锚失效。货币政策在建立和固化低通胀状态以及避免过渡到高通胀状态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一旦建立了低通胀状态，货币政策可以更加灵活，容忍通胀与目标相比出现更持久的（如果幅度不大的话）偏离。货币政策建立了宝贵的信誉之后，就可以得到很多好处。同时，货币政策必须确保（温和通胀）状态不会受到威胁。容忍适度偏离目标是一回事；而挑战系统的自我平衡特性则是另一回事。重新控制通胀的成本可能非常高。调整政策以防止（低通胀状态向高通胀）过渡尤其具有挑战性。

20世纪80年代，随着通胀降至持续低水平，其波动性也随之降低。这不是由于单个价格序列波动性的降低，而是由于它们之间的相关性下降。一般（宏观）经济状况的影响越来越小。取而代之的是特定（微观经济）的市场力量。

总体指数的持续波动主要是由特定行业中独立运作的个别冲击所驱动的，指数所有成分的共同因素的影响相应地减少了。

随着通胀从系统中消退，剩余的价格变动越来越多地源于微观经济因素。价格之间的相互影响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对通胀的定义，即工资制定者和价格制定者之间的持续竞争，这一转变最终必须通过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来解释。是什么变化导致工资和价格不再紧密关联？

劳动力市场的演变生动地展示了结构性力量的广泛和深远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的大通胀以来，劳动力市场经历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其净效应是降低了劳动力的定价能力。这种长期下降反映了许多因素，包括公共部门在工资制定中的作用减弱；工会组织的减少；劳动力市场放松管制的浪潮；由于全球化而逐渐开放的市场；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例如，很难想象劳动力的议价能力能免受大量（主要是低工资）工人进入全球贸易体系的影响，在发达经济体中尤其是如此。中国和原苏联加盟国是最突出的例子。

另一个可能的因素是，技术变革的加速加剧了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竞争。衡量定价权并非易事。例如，决定公司定价权的可能不是实际进入市场的公司，而是市场准入者的威胁（可竞争性）。同样，实际将工作岗位迁移到外国的程度可能不如其威胁本身重要。劳动力市场再次帮助说明了这一点。一个合理的、尽管不完美的劳动力定价权下降的结构性指标是工资谈判集中度的长期下降（图5.A）。另一个指标是，采用具有约束力的规范来协调工资制定的国家数量减少（图5.B）。

国际清算银行提供了这一系列美丽但不祥的图表，以展示集体谈判的倒退。

正如国际清算银行明确承认的那样，有组织的劳动力的动员和解散并非独立于潜在的通胀条件和预期，而是由其决定的。

如果通货膨胀足够高且持久，它将影响工资和价格制定的结构特征。通货膨胀率越高，工人组织工会和集体工资谈判的动机越强，因为通胀率成为一个更重要的关注点。通胀率越持久，将工资与通胀挂钩的动机就越强，一般来说，缩短名义固定合同期限的动机也越强。这些力量被一种程式化的事实所放大，即较高的通胀率往往伴随着更高的波动性，从而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反之，一旦低通胀状态确立，所有这些效应都会逆转。通胀率越低，组织工会、坚持集体谈判和签订长期约束合同的动机就越弱。

通胀状态塑造了劳动力市场制度，而劳动力市场制度又塑造了通胀状态。

当工人的议价能力较高时，通胀对失业缺口的周期性敏感度增加，这反映了在任何给定的劳动力市场紧张程度下，工人拥有更大的定价权。此外，工人更有能力成功地谈判更高的工资，以获取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好处，并弥补因过去的通胀而导致的购买力损失……一旦工资-价格螺旋形成，它们就会产生难以打破的惯性。持久通胀的预期嵌入劳动合同和工资谈判中，需要更大幅度的总需求地减少，从而导致更高的失业率，才能打破持久通胀。货币政策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不论在技术上还是政治上都是如此。“必须将通胀控制住”这一广泛的政治共识将极大地帮助中央银行完成其任务。例如，这种共识可以在引导工会接受放弃工资指数化条款（即与通胀挂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正如20世纪80年代那样。

这种说服的努力产生了实际效果。正如国际清算银行所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资对过去价格上涨的敏感性急剧下降。

与此同时，在发达经济体中，整体价格上涨水平对工资压力的敏感性已经大大降低。

整个分析清晰且富有实证意义。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它在更广泛的（如社会和经济上）权衡取舍方面缺乏深入反思。从中央银行家的角度来看，国际清算银行显然更喜欢更易管理的局面，换句话说，即劳动力（和其他价格制定者）失去权力的低通胀状态。

虽然它没有明说，但事实上，在当前时代，通胀过程中的第一轮冲击来自商品价格方面。因此，选择抑制第二轮反应实际上意味着有利于生产者而非工人。

这一点在国际清算银行转向当前通胀飙升时变得尤为明显。

从表面上看，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定义，当前的状况实际上不符合持续通胀的标准。为什么？因为价格激增过于单边，它由成本、需求压力和利润率推动，实际工资却大幅下降。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工资价格螺旋上升是可持续的。因此，存在第一轮效应，但第二轮反应非常微弱。

国际清算银行担心的是，这种情况正在改变。国际清算银行不仅担心通胀率大幅上升，还担心整个价格体系像一个系统那样朝着更高的、共同通胀的方向运动。自2021年夏季以来，行业间的溢出效应增加，各行业的价格变化变得更加相似。 

国际清算银行真正担心的是这可能很快从商品和服务价格蔓延到工资制定。正如其所言：

最终，最可靠的预警指标是第二轮效应的迹象，即工资对价格压力的反应，反之亦然。如果它们与通胀心理的初步变化同时出现，则尤其令人担忧。例如，要求更大程度的工资集中谈判或指数化条款，或调查显示企业重新获得定价权，这些都是竞争环境发生更广泛变化的一部分，最近在一些国家已经观察到这些变化。

国际清算银行没有提出的问题是分配问题。显然，如果唯一的目标是控制通胀，那么阻止“第二轮效应”必是你的首要任务。如果新的社会安排使第二轮效应成为制度的一部分，这意味着经济模式发生了变化。

但是，如果没有第二轮反应，也没有制度变更，那么其分配效应是什么？谁赢谁输？

抵制通货膨胀对所有人都好吗？

国际清算银行可能认为，从福利和社会正义的角度来看，低通胀状态优于高通胀状态。但它从未阐明这一论点。如果这种假设不成立，那么倾向于低通胀状态就意味着一种分配和政治选择。

更根本的是，严格从价格和工资设定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和经济权力是片面的。事实上，仅从分配的角度来看待这些制度也是片面的。

集体谈判制度不仅仅是工资和价格设定的机制。人们可能会从其本身价值出发，认为集体谈判制度是社会现实的复杂表达，是团结有组织表现的场所。人们也可能会认为它们是社会平衡的另类愿景的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有组织的劳工是社会民主政治的支柱，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塑造民主的自由主义伙伴。

各级别的工会和集体谈判结构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们平衡了精英权力，还因为它们对工人阶级的不满进行了明智而清晰的表达。它们从社会现实的角度而非虚构的敌人来界定不平等。历史上，它们直接反对其他形式的大众政治动员——例如法西斯主义。在最近几十年里，有观点认为，工人阶级间兴起对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支持与这些劳动组织集体机构的衰落直接相关，这并不难以置信。

除了通胀控制的问题之外，我们想要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系？是一个由个体工人、企业、市场构成的体系，中央银行被赋予代表集体利益的特权？还是我们更偏好其他制度，在这些制度中，个体、群体和集体利益能够通过更复杂、多元的安排来表达？自由企业曾是这样的模式之一，这种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向低通胀制度的转变过程中被淘汰了。

这会使价格制定和价格控制的政治变得更复杂、更“政治化”并更具争议吗？是的，可能会。但任何因有组织的劳工议价能力下降而庆祝通胀控制更容易的技术官僚，都不应抱怨麻烦的民粹主义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