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图兹：勤勉工作的霸权国？为什么21世纪的美国不同于爱德华时代的英国

【编者按】欢迎来到「图说政经Chartbook」。这里是由知名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当·图兹（Adam Tooze）主理的Chartbook的中文版，经图兹教授本人授权。Chartbook是当今英文世界最具影响力的Newsletter之一，每周定期更新，用图表解读全球政经世界的激流与暗涌。

在"修昔底德陷阱"的流行论述中，今日世界的观察者反复将中美关系与一战前的美英关系并置。在本文中，图兹提醒读者注意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爱德华时代的英国是国际体系中的资本输出者和顺差国；而今天的美国，恰恰是净借款国和逆差国，霸权国所处的位置已经完全反转。

本文英文版“Hard-working hegemon? Why 21st-century America is not like Edwardian Britain.”发表于2026年4月26日。

作者：亚当·图兹

译者：曹茗然

责任编辑：高铂宁

不平等与国际紧张局势如何相互作用，是21世纪初一个紧迫的问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下人们如此关注全球失衡。对于许多观察我们这个时代处境的阐释者来说，我们似乎正在不平等和国际紧张两个方面倒退，回到一种令人不安地类似于前1914年时代的格局。美国的不平等数据与“镀金年代”相似。与此同时，还有所谓 “修昔底德陷阱” 的论调，即深怀嫉妒的守成大国会煽动紧张局势，以阻止潜在挑战者的崛起。1914年，大英帝国据说正处于这一位置，抵御德意志帝国。今天，则是美国面对中国的崛起。

在《阶级战争就是贸易战争》（Class Wars are Trade Wars）一书中，佩蒂斯和克莱因明确借鉴了J. A.霍布森。霍布森的《帝国主义》（1902）后来启发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写作。霍布森是一位激进自由主义者。他认为，在富裕国家，尤其是大英帝国，国内收入、财富和权力的分配偏向精英，由此造成了一种宏观经济僵局——消费不足。这迫使这些国家积极输出资本，以便为未充分利用的工业产能创造需求。而这种资本输出又导致了帝国主义冲突。霍布森最直接的启发来自布尔战争（1899–1902）。在这场战争中，英国国家权力被动员起来，支持南非的大型投资者利益，对抗较早一代的布尔殖民者及其国际支持者。

对霍布森而言，这种帝国主义是一种新现象，需要与近代早期以来的定居殖民工程区分开来，也需要与他想象中19世纪中叶那种相对温和、公正的帝国支配时代区分开来。帝国主义出现在帝国之后。这个新的、弱肉强食的、零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大国的存亡都可能成为问题（这是保罗·施罗德关于1914年的关键洞见）——是在19世纪晚期逐渐显现出来的：全球边疆的关闭，新一代饥渴民族国家的崛起，以及“镀金时代”极端的国内不平等，共同塑造了这一局面。

佩蒂斯和克莱因认为，类似的动力也在21世纪初发挥作用。他们的关键论点是，中国国内的分配斗争——由中国共产党体制及其大型商业中的裙带关系所强加的巨大不平等——以及其他出口顺差国家的分配斗争（如德国自21世纪初以来新自由主义时代中的情况），会外溢为贸易顺差和资本输出。这些顺差和资本输出限制了体系中其他行为者的选择，尤其是那些并未采取工资压制、货币操纵或资本账户管制的国家。在这种被操纵的全球化体制中，最终是美国以其无尽的消费需求和庞大的金融市场，吸收了其他国家的顺差。

结果是，2000年代以来，贸易紧张不断加剧，因为美国国内的社会经济力量开始反击其作为世界出口市场所承担的过分负担。值得庆幸的是，佩蒂斯和克莱因并没有走到宣称帝国主义间战争不可避免的地步。正如他们正确指出的那样，霍布森理论的意涵其实是乐观的。问题的根源在于顺差国家内部权力平衡的扭曲。如果能够组织起一个正确的国际主义联盟，联合起来反对各方的精英和食利者，那么收入分配不均，以及由此造成的长期需求分配不均，就能够得到纠正。

然而，在这种对霍布森理论面向21世纪的创造性改写中，尤其是当佩蒂斯和克莱因的论述与“修昔底德陷阱”论点并置时，一个没有得到充分强调的问题是：霍布森及其同时代人所批判的世界，与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之间，存在着令人瞩目的差异。

毕竟，霍布森批判的对象是大英帝国，也就是国际体系中的主导者。正是英国在创造顺差，并将资本注入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之下，佩蒂斯和克莱因批判的主要对象并不是美国，而是德国这样的从属角色，以及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崛起者。在佩蒂斯和克莱因的叙述中，导致紧张的原因是中国的资本输出和美国的资本输入。中国无疑强大，但它不是守成者。它是挑战者。

稍微停下来想一想这里正在发生什么。在21世纪，“最富有的国家”是净借款国，而不是贷款国——这与爱德华时代英国的位置正好相反。 在21世纪，净投资正在“向上流动”：从中等收入国家（例如中国），或较低层级的高收入国家（例如发达经济体中的贷款国），流向体系的顶端，也就是华尔街和高收入的美国。

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BEA）

在霍布森的世界里，流动方向正好相反。无论前1914年时代的世界还存在什么其他问题，至少这一点是“说得通”的。投资是从帝国中心（metropole）“向下流向”发展中的外围地区。就人均水平而言，20世纪初像阿根廷这样的资本输入国远非贫穷。但它们正处于发展中阶段（这也引出了一个关于今日美国的问题，我将在后续文章中再谈）。在霍布森—列宁的论题中，国际紧张的根源在于相互竞争的富裕国家竞相推动帝国式的开发。

这种争夺发展领导权的斗争，正是某些人想象中当今可能正在上演的戏码——比如，当他们呼吁建立一个新的绿色“马歇尔计划”时。但事实上，中国是唯一真正参与这场游戏的角色。

我相信佩蒂斯和克莱因完全清楚这些差异。他们的论述与其说是霍布森批判的复写本，不如说是在我们这个“镜厅”世界中对霍布森批判的镜像反转。但尤其是当他们的论点与“修昔底德陷阱”结合在一起时，人们很容易受其影响。因此，非常有必要用粗体强调：1910年代与2020年代之间的差异是何等巨大。

1914年前，金本位挂钩是普遍性的，因此没有法定货币，宏观经济政策的空间也只是中等程度。资本自由流动畅通无阻，为欧洲人服务的的劳动力自由流动同样如此。尽管如此，英国资本输出的规模——霍布森批判的核心——依然极其庞大。英格兰银行作为参与当前全球失衡辩论的一部分，整理出的长期数据序列，以非常鲜明的方式呈现了这一图景。在1870年至1914年四十余年的时间里，英国——既有霸权国，而不是正在崛起的挑战者——相对而言是比2000年代以来的日本和中国规模更大的资本输出国。正如图中紫色部分所显示的，在现代世界经济150年的历史中，从未有另一个资本输出国能够匹敌维多利亚时代或爱德华时代英国的资本外流规模。

来源：英格兰银行

随着时间推移，债权的积累极其庞大。根据当时的资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年里，英国积累的国际对外债权几乎占全球总量的一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迅速赶上，但正是英国那一大堆海外债权，使其能够在不陷入财政崩溃的情况下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从英格兰银行的图表可以看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仍在向盟国输出资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则以“租借法案”的形式深深陷入“赤字”之中。但那只是一段短暂的借款爆发期。

来源：尤金·斯泰利（Eugene Staley），《战争与私人投资者》（War and the Private Investor）

尽管英国海外投资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帝国内部的投资，但从伦敦金融城流出的资金，大多数流向的并不是英国殖民地或帝国属地，而是世界上并非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地区，其中首要对象就是美国。很大一部分资金直接投向铁路等基础设施——这个庞大投资组合的六分之一投在了美国铁路上。

来源：戈茨曼和乌科夫（Goetzmann and Ukov） (2005)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为什么霍布森会聚焦于布尔战争。1913年，英国在南非的投资规模几乎与其在广阔南亚属地中的全部投资相当。正是英国的投资为墨西哥石油工业提供了资金。也是英国资本支付了世界上最大的牧场——得克萨斯州的XIT牧场。正如一位德克萨斯历史学家所写：

英国投资者帮助把带刺铁丝网、钢制风车、深井和更优良的牛种引入得克萨斯西北部；他们试验各种作物，以每年几千美元的价格雇用得克萨斯“牛群主管”，以每月二十五至三十美元的价格雇用得克萨斯“牛仔”；他们缴纳无法逃避的税款，补贴一些州官员以及更多游说者的收入，并最终在绝望中努力吸引定居者……

没错！镀金时代得克萨斯的风力技术，来自伦敦金融城。

来源：得克萨斯合作电力

为了维持这种巨额净资本外流，英国保持了经常账户盈余（current account surplus）。但这个盈余的构成很有意思。它显示出，将其与当代美国之间的类比其实相当流于表面。至少从宏观经济角度看，爱德华时代的英国并不是在经营某种“帝国贡赋”体系。它是一个辛勤工作的霸权国。

从维多利亚时代开始，英国就像今天的美国一样，存在贸易逆差。它为外国竞争者提供市场，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国家衰落以及精英“出卖英国工业”的无休止争论。霍布森本身也是这场关于英国衰落辩论的一部分。因此，当他被援引到21世纪美国语境中时，又制造出另一层令人困惑的潜台词。因为不同于今天的美国，当时英国的商品出口仍然强劲且多元，足以支付绝大多数商品进口。此外，贸易逆差被服务收入的大量顺差以及来自海外财产收入的更大顺差所抵消。总体而言，这产生了大规模经常账户盈余，而这些盈余随后又被重新投资，进一步增加了来自海外财产收入的净顺差。在许多年份，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英国的财产收入顺差甚至大于整体经常账户余额，这意味着新的海外投资不仅可由既有投资收益支付，而且还绰绰有余。实际上，海外投资账户就像一个能够自我更新的财富基金。

从霸权稳定的角度来看，很难想象有比这更理想的组合了：资本持续、大规模地“向下流动”，广泛分布于世界经济的外围地区，并大量投资于发展性基础设施和主权债务；同时，贸易账户保持开放，使借款国能够通过贸易顺差偿还债务。与此同时，英国保留了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出口贸易，并稳步转向高价值服务业。

尽管这一体系建立在不平等之上，也尽管它可能引发了种种嫉妒，但这就是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理想范型。就英国工人阶级而言，他们与爱德华时代精英之间的差距固然巨大，但英国“工人贵族”与欧洲同行之间也存在明显差距。显然，赤裸裸的帝国剥削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这种优势，尤其是在印度和非洲殖民地。但剩余的大部分并非来自直接掠夺，而是来自全球资本主义的日常运作。北美、拉丁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有利可图投资带来了丰厚收益，同时又通过廉价消费品，尤其是进口食品，进一步回馈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

当然，这也在英国国内引发了结构性变化。但与德国等可进行比较的欧洲经济体相比，英国最大的不同并不是所谓制造业的相对衰落（这是英国经济史中一个激烈争论的话题）而是低效率小农农业的终结。到1911年，除爱尔兰外，英国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农民（peasants）”了。而在爱尔兰，出于政治目的，伦敦正在推行一种“农民化”策略。

如果想看这种爱德华时代理想类型的歌舞版本——经由战后好莱坞过滤后的版本——可以看《欢乐满人间》（Mary Poppins）。

20世纪初的自由主义全球化模式并没有持续下去。为什么？

一种解释是英国本土视角的。几代英国经济学家都沉迷于“相对衰落”问题，争论高水平海外投资是否压缩了国内投资；如果确实如此，这种减速究竟是由精英的反工业偏见造成的（没错，英国人在这一点上也早就领先了），还是由国内消费需求不足造成的（这就是霍布森式消费不足论路线）。这一争论的框架来自美国和德国对英国的“赶超”（阿尔弗雷德·钱德勒在《企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Scale and Scope）》中以典型方式展示了这一论题），也来自当时可见的GDP数据所呈现的更技术性的经验发现（费因斯坦的数据非常关键）。这些数据显示，1900年前后英国似乎经历了增长减速，即所谓“爱德华时代更年期”论题。这个叙事并没有经受住最新一代经验经济史研究的检验。关于英国GDP、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新修订数据显示，从1770年代到1870年代，工业革命期间英国生产率增长相对稳定上升；1873年前后出现一次向上的“小波动”和一次向下的“冲击”；随后，按照历史标准来看，生产率增长稳定在一个较高平台上。

尼古拉斯·克拉夫茨、特伦斯·C. 米尔斯：〈比你想象得更早：1914年前英国生产率放缓发生在维多利亚时代，而非爱德华时代〉，《欧洲经济史评论》第24卷第4期，2020年，第736–748页。

（Crafts, Nicholas, and Terence C. Mills. “Sooner than you think: the Pre-1914 UK Productivity Slowdown was Victorian not Edwardian.”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24.4 (2020): 736–748.）

对于镀金年代全球化崩溃，另一组不那么英国本位的解释来自新波兰尼主义经济史家。他们认为，全球化在重组世界经济方面的成功本身，就从那些在分配斗争中失利的群体那里引发了反弹。接收大规模移民的国家里的工人拥护本土主义和移民限制。那些市场被进口品淹没的经济体中的生产者转向保护主义。任何背负沉重债务的人都有理由反对金本位，因为金本位为这一体制提供了金融框架。这正是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1944）中所说的“双重运动”。因此，我们可以提出一种反事实历史：无论1914年发生什么，全球化都会在20世纪初因自身成功的重负而崩溃。 英国并不是19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席卷世界的保护主义和本土主义浪潮中的先锋。但最终它也走到了那里。正如大卫·埃杰顿（David Edgerton）和马丁·邓顿（Martin Daunton）所显示的那样，20世纪的英国也会转向帝国特惠制，并随后走向国民经济的建构。

不过，英国资助的全球化崩溃的更直接触发因素，并不是内生的经济力量，也不是“新波兰尼主义”的政治经济过程，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帝国主义竞争而引爆的。至于是否要把战争本身视为内生的、由经济因素诱发的结果，那是另一个时间再讨论的问题。正如我在另一篇文章中阐明的那样，我自己的判断明确倾向于一种吉尔平式的霸权战争模型。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不主要是相互竞争的帝国主义投资者之间竞争的结果，而是欧洲内部更基本的不平衡与结合发展过程的结果，尤其集中在脆弱的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帝国和沙皇俄国之间的平衡问题上，而德国则是一个致命的推波助澜者，从而把战争扩大为欧洲列强之间的全球性斗争。

无论如何，摧毁英国“堡垒式资产负债表”的，是战争，而不是生产率差异或保护主义反弹。在两次大战之间时期，英国丰厚的经常账户盈余已经受到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第二场金融灾难。战后时期，英国有时被迫维持贸易顺差，而这在此前几乎是闻所未闻的情况。

简言之，霍布森式关于不平等与总需求的总体分析框架，对于思考我们的当代世界或许很有用，但我们不应抱有错觉，认为霍布森所批判的情境与21世纪世界在结构上有多少共同之处。在最基本的特征上，1914年前的世界经济符合古典经济学的逻辑——资本从资本充裕地区“向下流向”资本贫乏地区。21世纪的世界，以及今天美国权力的结构，则要比这奇特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