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图兹：“拜登经济学”的强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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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的总统任期已近结束，这四年在美国近代史上有何意义，又留下了怎样的遗产？本文回顾了拜登政府的经济政策表现及其战略的实际核心。

本文英文版于2024年11月7日发表于《伦敦书评》。

作者：亚当·图兹

译者：戴涵之、包岳涵江

责任编辑：高铂宁

当焊条飞溅出火花，焊工面罩上印有的秃鹰尖喙朝观者挑衅地弯曲。这个画面以漫画般的直白传达出美国工业力量的强音。这是一个更接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新政时期的工业主义形象，而非二十一世纪的风格。

然而，这其中并无任何戏谑的意味。这幅图像装饰在《国家国防工业战略》（NDIS）的封面上——该文件在乔·拜登任期的最后一年初发布。在文件光亮的页面上，一群当代美国人从事焊接工作，炽热的金属进出熔炉，穿梭于货运飞机之中。它是《壮志凌云》与麦肯锡集团的结合，光线充足，充满多样性，具有全球视野，洋溢着20世纪美国的经典意象，且毫无避讳。

在五角大楼展示这份文件时，其作者劳拉·泰勒-凯尔强调了国家需要加强国防工业的重要性，因为美国的对手正在将其军事实力提升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前所未有的水平。她指出，中国颠覆现有国际秩序的威胁正在加剧，美国则继续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侵略，并支持以色列打击哈马斯。她表示：“这个民主的军火库帮助赢得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未来，它同样能够并且必须提供同样持久的优势，以支持综合威慑。”

这些生产线将为乌克兰的炮战和以色列对加沙和黎巴嫩的持续轰炸提供弹药：这是以21世纪包装呈现的二战复古风。如果说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风格相当于低俗小说，那么拜登政府的风格则是一种高端拉尔夫·劳伦与安迪·沃霍尔的结合。

我们可以使用过去时态，因为无论选举结果如何，“拜登主义”都已经结束了。这个项目以来自特拉华州的长期参议员、奥巴马的副总统为核心，只持续了一个总统任期。直到最后一刻，他的随行人员都团结一致，拒绝承认这一事实。他们始终坚持，尽管正如鲍勃·伍德沃德在他的新书《战争》中揭示的那样，早在2023年6月拜登已经明显力不从心了；直到一年后，他们才不情愿地接受，出生于1942年斯大林格勒和阿拉曼战役爆发之秋的拜登并不适合在2024年再次竞选总统。至于他的对手也同样不适合参选，则是另一个问题。

我们不禁要问，这四年在美国近代史上有何意义，又留下了怎样的遗产。

《国家国防工业战略》（NDIS）或许能为我们解答一些疑问。

正如拜登时代其他更为人知的文件——例如2023年4月杰克·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关于“重振美国经济领导地位”的演讲——NDIS也具有鲜明的历史意识。拜登叙事的基本脉络是美国自90年代以来从伟大走向衰落的过程：那时美国的工业基础开始分崩离析，而中国的制造能力则迅速崛起。如今，中国和其他竞争者迅猛发展，而美国国内则因极化和社会失序而动荡。但通过《通货膨胀削减法案》《芯片法案》（增加半导体研究经费）、两党支持的基础设施法以及NDIS等措施，拜登政府试图在全国范围内发起重建运动，以工业生产为核心，重振体力劳动的荣光。

这个叙事的“妙招”之一在于将当前时刻及拜登的应对描述为前所未有。

在布鲁金斯的演讲中，沙利文宣布，政府宣告新自由主义时代结束。拜登在告别信中称《通货膨胀法案》（IRA）为历史上最大的气候措施，而NDIS则被视为五角大楼首次发布的同类文件。然而，事实上，新自由主义正是因为不断自我革新而得以延续。IRA也许在美国是首次，但欧洲对气候解决方案的投入更多，而中国对其芯片产业的补贴是美国的四倍。不过，事实本身远不如抢注宣扬新意那般重要。拜登主义希望以一种历史性突破来回应美国的多重危机，而不是依赖传统做法。

2023年10月，沙利文在美国外交政策界的官方刊物《外交事务》上撰文，称世界已经进入自二战以来美国力量的第三个时代。这篇文章似乎仿效了乔治·凯南著名的备忘录，以划定冷战的战略图景。作为灵感来源，肯尼迪的登月时刻确有一定吸引力。然而，在拜登政府内部，更激发想象的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负责能源部4000亿美元贷款项目的吉加尔·沙阿（Jigar Shah），常常通过回溯二战来激励美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大目标”。

讽刺的是，这种叙事并不新鲜。除了名字不同，这实际上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而其功劳归于特朗普团队在2016年的竞选。如果要具体追溯，它可以说始于2016年7月21日，特朗普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在那次演讲中，他将美国描绘成被暴力和恐怖主义围困之地。

这个时刻耐人寻味，因为接下来的几天，奥巴马总统回应称，他所看到的国家完全不同。美国人并未生活在一个充满末日气氛的哥特世界中。他们在送孩子上学、参加体育夏令营，努力寻找实际问题的真实解决方案。奥巴马暗示，特朗普并不是真正的共和党人，甚至称不上是保守派；他只是个异类。

然而，到了2016年11月，显得脱离实际的不是特朗普，而是奥巴马。此后，不仅是共和党人，连他自己党内的人也指责奥巴马未能察觉美国社会中日益加剧的不满情绪。拜登团队下定决心不再犯这个错误。

这对奥巴马来说并不完全公平。作为一名年轻的参议员，他曾警告美国社会中正在酝酿的危机，并呼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担任总统期间，他的任期以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长期影响为标志。为应对危机，他不仅推出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还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来规范金融业，以及数十年来最重要的国内政策改革——奥巴马医改（Obamacare）。但奥巴马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90年代的政治人，他相信危机是暂时的，而正常状态才是常态，终将会回归。

这种假设在特朗普和拜登上台后结束了，他们都认为美国的状况不佳，必须提供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特朗普在2017年就职演讲中给这种更黑暗的现实版本起了一个残酷的名字：“美国大屠杀（American carnage）”。

从他2024年竞选演讲中的一些极端言论来看，特朗普现在比以往更字面化地理解“屠杀”一词（他在一场集会上表示，驱逐“吃宠物的非法移民”将是“血腥的”）。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这都是对实际困扰美国社会的病症的一种粗暴掩盖。自2015年以来，政策制定者们一直谈论“绝望之死”现象是有原因的：美国各族裔的工人阶级预期寿命在下降，而这并非源于移民问题。

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并没有实际的成就。除了粗放的保护主义和失衡的减税政策外，其国内政策议程几乎无足轻重。尽管所谓“医保社会主义”据称对美国自由构成了生死攸关的威胁，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仍未能废除奥巴马医改。

特朗普最重要的遗产是他的政府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新定义，将五角大楼（及其8500亿美元的预算）从反恐战争转向大国竞争。中国首次被美国防务规划者定义为“标杆威胁”，不仅是对美国力量的长期挑战，更是即时的军事威胁。尽管特朗普个人对俄罗斯的偏好广为人知，俄罗斯依然被列为第二大威胁。像《国家国防工业战略》（NDIS）这样的文件则将拜登经济学的工业政策风格与特朗普设定的国家安全政策议程相结合。

尽管立法表现平平，特朗普在2020年初依然风头正劲。市场一片繁荣，他自信能赢得连任，甚至认为完全不需要任何政策纲领。然而，这一美梦被一场危机打破了——起源不明的疫情最不适合由特朗普来应对。他的对策充满不稳定的阴谋论，未能遏制共和党信徒中对疫苗的怀疑，使美国的死亡人数上升到120万。

但如果把特朗普政府对新冠的应对简化为科学否定论——这是美国自由派最热衷的主题——那就忽视了显而易见的事实。如果说新冠危机有可行的解决方案，关键并非戴口罩或保持社交距离，而是疫苗。对美国以及全球较幸运的人群来说，核心疫苗由莫德纳和辉瑞公司生产，而这些疫苗正是出自特朗普政府的“曲速行动 （Warp Speed）”。

尽管“曲速行动”的名字听起来有些滑稽，但它不仅带来了显著的医学和工业突破，在这一过程中还塑造了一种新的经济政策，旨在快速制造大量重要的高科技产品。换句话说，特朗普首先展示了一个工业政策，而不久之后，这种政策被视为“拜登经济学”的重大历史创新。事实上，如果有任何工业政策可以宣称帮助复苏经济并改善普通美国人的生活，那就是“曲速行动”，而不是《芯片法案》或《通胀削减法案》。

然而，拜登团队并没有将特朗普视为先驱，而是视为一种症状。问题不在于特朗普的焦虑感，而在于他将其定义得过于狭窄。特朗普担心的是移民、美国城市的破败、外国汽车进口以及美国机场的状况。

拜登团队认同这种不安的诊断，但将其解释得更加广泛。他们提出了三重威胁：美国民主内部的威胁、中国崛起对西方霸权的威胁，以及全球环境威胁（如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对全人类的威胁。你可以说，这种观点是全球中间派的共识。欧洲的政策制定者、巴西或澳大利亚的同行以及达沃斯的与会者都认同这一说法。不同之处在于，华盛顿所采用的诊断非常重要，既因为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也因为美国国内问题的严峻性。

在联邦层面，今天的美国几乎没有一个有效运作的福利国家。新冠疫情暴露了这一点，当时很明显，政府不仅缺乏实施复杂休假制度的行政和法律基础设施，而且也没有一个有效的失业保险系统。疫情救助措施之所以需要如此庞大，部分原因就是为了弥补这一制度结构的缺失。2020年3月的2万亿美元《冠状病毒援助、救济与经济安全法案》（CARES法案）显示，如果你把钱投向这个问题，就能缓解一些看似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比如儿童贫困。

2020年，共和党投票支持这些救助措施，因为特朗普还在白宫。然而，真正主导进程的是两年前就控制了国会的民主党人，他们为拜登经济学铺平了道路。

民主党内左翼围绕《绿色新政》团结起来，这是一项将气候政策与以新福利计划为核心的美国经济愿景相结合的方案，旨在帮助美国多元化且以女性为主的工人阶级。当然，它也有一个工业部分，但这一部分只是经济和劳动力的一个小子项。这个势头延续到了拜登政府的第一年，2021年3月通过了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援计划》。与此同时，绿色新政的长期愿景转变为“重建美好未来”（Build Back Better）的承诺，其中包括拜登所称的“美国家庭计划”（American Families Plan）。

2021年，民主党的议程与自1960年代“伟大社会”计划以来的任何美国政治议程一样激进和全面。他们所缺乏的是在国会中的广泛支持。佐治亚州的补选给他们带来了仅仅微弱的多数。希望通过激进的立法方案突破政治僵局，为进步改革争取持久的多数支持。为此，他们需要团结，但他们并没有实现这一点。

在拜登政府下，并没有出现类似于《平价医疗法案》的社会政策改革。“重建美好未来”在争取党内团结的斗争中被削减。西弗吉尼亚州——一个人口远小于布鲁克林且寿命低于朝鲜的州的参议员乔·曼钦（Joe Manchin）将这项法案拆得七零八落。曼钦反对福利开支，并希望对任何其他开支征收更高的税收。来自亚利桑那州同样右翼的参议员基尔斯滕·希纳玛（Kyrsten Sinema）也否决了任何关于增税的讨论。最终通过的并不是“重建美好未来”所承载的广泛生态与女性主义愿景，而是两党支持的基础设施法案、《芯片法案》和《通货膨胀削减法案》。

它们有什么共同点？它们都是工业化的、生产主义的，并且以对中国的敌对立场为框架。

《通货膨胀削减法案》（IRA）无疑是一次突破。民主党在2022年成功实现了奥巴马和克林顿时代未能完成的目标：通过了重大的气候立法，尽管他们并没有明确称其为气候立法。该法案通过税收抵免来激励绿色能源投资，同时避免了以往尝试中的碳定价和税收机制。它使得一些不为人知的行政部门，如能源部的贷款计划办公室，成为能源转型的核心力量。它还明显具有保护主义性质，将从太阳能电池板到电动汽车的产业带回美国，把绿色能源的事业织进美国的红白蓝色花旗中。欧洲对此印象深刻。

《通货膨胀削减法案》中的3700亿美元用于清洁能源听起来是一笔巨大的资金；其支持者预测，私人投资将使这一金额达到1万亿美元或更多。但这些资金分散在十年内，而美国经济总量超过20万亿美元。从GDP的比例来看，IRA的基本承诺不到1%。与欧盟的补贴水平或中国绿色能源领军企业所能获得的支持相比，这一数字显得较为谦逊。与其说这是美国力量的革命性展示，不如说IRA的独创性反映了其制定过程中所面临的政治制约。

在拜登政府下，美国避免了紧缩政策。在经历了数万亿美元的疫情刺激之后，《美国救援计划》将美国推向了史上最成功的经济复苏。尽管包括乔·曼钦和南希·佩洛西在内的政治家们一直强调财政责任，但显而易见，特朗普时代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美国政府不再被传统的预算平衡观念所束缚。

这本不该让人感到惊讶。里根并没有实现预算平衡，乔治·W·布什也没有做到，特朗普甚至没有假装去试。自2017年大规模减税以来，政府的财政开支就一直处于放水状态。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虽然双方都有一些希望就支出优先顺序和税收征集展开辩论的声音，但由于大规模福利计划和减税措施拥有庞大的选民支持，这些声音都被挡在了外面。

现代货币理论（MMT）等冒险货币理论的倡导者曾通过辩称美国民主必须克服对赤字的固守来吸引关注。但今天在华盛顿，几乎看不到这样的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庞大的财政能力可以用于建设性治理。相反，像“重建美好未来”计划这样的建设性支出提案被扫除出议程，理由是“不可负担”。在疫情期间成功将儿童贫困人口减半的税收抵免政策也因“过于昂贵”而被撤销。为了与中国的贷款竞争等目的，向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新资本的富有想象力的提案也被国会内讧削弱，变成了微不足道的小事。

因此，美国发现自己政府预算情况如下：支出侧主要由国防和非可自由支配项目如医疗保险（Medicare）定义；收入侧则依赖于一个相对狭窄的税基，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家庭；整体平衡陷入了赤字之中。这种情况对政府构成了约束，税收政策较为宽松，并为金融市场创造了大量新的债务流。到2024年，随着经济接近完全就业，赤字已达创纪录的占GDP的6%。拜登经济学的标志性项目——《通货膨胀削减法案》（IRA）、《芯片法案》（CHIPS）和基础设施法案——只是对这一基本局面的微小装饰。尽管新一轮的工业政策激励了全球智库的关注，并且确实在实际操作中产生了影响，但它在预算平衡中几乎没有体现，大部分美国民众对此一无所知。保守派的确谈论债务可持续性。比如，由黄金投资者和加密货币群体所发出的对通货膨胀灾难的警告，已创造了对所谓“避险”资产的需求。但美国政府的融资并未面临真正威胁。即便外国购买速度放缓，债券市场仍然吸收了创纪录的美国国债发行量。美元作为储备货币也未见有下降的迹象。

拜登政府确实经历了2021-22年的一场恐慌，当时全球供应链中断，加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导致许多商品价格飙升。在许多人谈论回归1970年代时，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和其他克林顿及奥巴马政府的“老将”们重新出山，批评拜登的挥霍政策。

然而，从2022年初开始，美联储加息，通货膨胀被证明是暂时的。食品、租金和能源价格的剧烈上涨——这些在美联储用于设定货币政策的指数中未能充分体现——留下了苦涩的遗产，这可能会让民主党在选举中付出代价。但与萨默斯等人悲观预测相反，通货膨胀已经下降，且并未导致失业率的灾难性飙升。

考虑到新冠疫情的冲击规模，拜登政府的宏观经济表现已经几乎不能更好。而鉴于缺乏重大的社会政策，宏观经济学成为了美国社会的主要“良方”。疫情期间的巨大失业潮本可能成为美国工人阶级的灾难，但由于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情况却恰恰相反。随着美国经济增长领先其他发达经济体，劳动力市场火热。尽管通货膨胀造成了困扰，但低薪行业的工资激增，创造了几十年来最显著的贫富差距缩小。工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且受到公众欢迎。虽然工会在变得不那么强大之后变得更受欢迎，这一现象不应让我们低估这种巨变的影响。

自2016 年以来，作为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政治的共同点，国家生产主义既包容雇主，也包容了工人。如果把反垄断和抑制价格的措施说成是增加供应和扩大市场，那么它甚至可以说是能拥抱国内消费者的，其中大多数是工人阶级。这正是拜登政府的反垄断团队介绍他们对垄断价格的积极打击的。

特朗普喜欢在工会成员的簇拥下出现在白宫。拜登则更胜一筹。2023年9月，他出现在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纠察线，这是一次壮观的表演。这是史无前例的，但也很有启发性。为什么总统会出现在纠察线上？为什么他没有在制定政策？简而言之，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去国会多数席位后，在立法层面取得进展的希望渺茫。能否取得进展取决于能否在2024年获胜，因此拜登转入竞选模式，努力、顽强地拉拢蓝领选票。在大多数总统任期的中途，国内政治不再以立法为主，而是为下一次选举做准备。拜登任期后半段的政策制定工作主要围绕白宫能够控制的事情展开，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外交政策。

拜登领导下的美国在国际上扮演的角色与他的几位前任在任期间完全不同。在奥巴马稳健的领导下，美国的主要国际角色是领导从 2008 年金融危机中实现复苏。就盟国而言，特朗普远非稳健，但当世界经济在2020年发生震荡时，美联储再次现身，以比2008年更惊人的规模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拜登不必应对世界性的经济紧急状况。其总统任期内的主要危机是外交危机，以至于他的拥趸们喜欢称他为“战时总统”。

伍德沃德（Bob Woodward）新书的标题《战争》捕捉了过去四年国际事件的戏剧性，但这本仓促出版的书狭隘而武断地聚焦于拜登与特朗普、普京和哈马斯的“战争”，片面地描述了拜登在任期间的情况。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才华横溢、足智多谋的救火队员团队，参与了一系列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在这一过程中，伍德沃德几乎完全掩盖了拜登战略的实际支点：与中国的对抗。在拜登团队的盘算中，乌克兰和中东显然从属于中国的挑战，而正是在中国问题上，我们看到拜登团队像里根或小布什以来的任何一届政府一样，协调着包括北约、AUKUS 和四方安全对话在内的全球联盟。

拜登团队可能在美国面临的国际挑战方面与上届政府意见一致，但他们最根本的分歧在于对待盟友的问题。这是一个气质问题。特朗普是粗暴的单边主义者和交易主义者。拜登、布林肯和沙利文则喜欢国际舞台上的聚光灯。正如一篇早期的报道所说的那样，拜登“乐于成为自由世界的领袖”。他的团队认为，盟友不仅是力量的源泉，同时也是更重要的东西。然而，应当提到的是，联合国大会和代表世界大多数人口的各国政府一再不听从美国的领导，捍卫普世价值需要一个全球舞台，而对拜登和他的团队来说，这意味着北约和七国集团。

但拜登时代的另一个教训是，联盟使美国面临国际纠葛和意想不到的危机。去年10月7日之后，拜登政府先是在乌克兰，后又在中东，被迫扩大战略。拜登政府并没有选择（下场）这两场冲突，但也没有大力推动结束暴力。相反，拜登政府选择了扩大战线，而不再局限于原先对中国的关注。因此，它现在卷入了东亚、乌克兰和中东这三个领域的高风险斗争，这意味着后冷战秩序的根本改写。

2014年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时，奥巴马退居二线，让德国和法国主导明斯克协商进程。奥巴马限制了美国在叙利亚的参与，这让那些没有被利比亚的失败吓倒的鹰派感到沮丧。拜登坚持在2021年从阿富汗撤军。他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美国军队在大多数战区的直接介入。但是，《国家国防工业战略》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已经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参与支持了乌克兰和中东地区持续的大规模战争。拜登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民主国家军武库”，它直接出自二战词典。作为民主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喜欢指出，她的父亲曾在 1941 年投票支持第一份援助英国的租借法案，而她现在也在为乌克兰做同样的事。在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 20 世纪回溯中，《国家国防工业战略》称赞美国努力恢复155毫米炮弹的生产。事实证明，这是当前两场主要战争的共同点。这也说明了这些冲突的技术水平。

由于其20世纪的工业能力已经萎缩，美国新的炮弹生产线配备了从土耳其进口的锻造机械。与新冠大流行时代的“个人防护装备恐慌”异曲同工的是，北约正为确保炮弹炸药有足够的棉花而发愁。但美国的生产外交远不止这些基本设备。从中期来看，美国参与了欧洲导弹防御系统和 F35 飞机计划等高度复杂的项目，而这正是德国自 2022 年以来国防政策的两个新重点。

最重要的是，美国支持着全球能源市场。拜登以气候总统自居，但在他任期内发生变化的不是美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 “领导地位”，而是美国在全球化石燃料经济中的地位。拜登继承了奥巴马和特朗普执政期间对压裂技术的投资，自2021年以来，石油和天然气产量激增。美国现在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碳氢化合物能源生产国。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为欧洲和亚洲的照明和锅炉燃烧提供了帮助。这就是 2000 年代页岩能源扩张和布什伊拉克政策失败的地缘政治原因。与绿色新政的承诺相去甚远的是，那些主张美国在化石燃料方面享有自主权的人将会发现过去四年发生的事件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虽然页岩气的发展势头迅猛，但拜登政府却希望看到更多。2022 年 12 月，随着对俄罗斯制裁的加剧，拜登的首席能源政策顾问阿莫斯·霍希施泰因（Amos Hochstein）谴责华尔街为了利润最大化这样的蝇头小利而阻碍对压裂技术的进一步投资，认为这是不美国（un-American）的行为。当前的中东危机揭示了能源对于政府以及包括霍希斯坦和布雷特·麦格克在内的中东专家的重要性。

麦格克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新保守主义老兵，参加过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行动，曾在奥巴马和特朗普手下任职。霍希施泰因成年后开始在以色列国防军服役，并在政府部门和石油天然气游说机构之间交替任职。据说，麦格克从资源的角度看待中东政治，其程度连他的同事都感到震惊。霍希施泰因喜欢吹嘘自己开的是一辆电动野马，但他对能源的口头禅只是更多、更多、更多。两人都将以色列当前的战争行动看作是重启中东洗牌的机会，而自 2020 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订《亚伯拉罕协议》以来，这一工作一直停滞不前。

除了军事装备和化石能源之外，拉伸和挑战美国实力的力量就是科技。第一款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推出定格了奥巴马总统的任期，特朗普则是“推特总统”，而拜登的任期很可能因人工智能和 ChatGPT的突破而被铭记。人工智能热潮推动了由英伟达和其他科技七巨头（Mag 7）公司（包括苹果和 Meta）引领的股市大涨。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渲染美国资产阶级的情绪了。

但从大国的角度来看，这种技术冲击是矛盾的。苹果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世界上第一家市值达 3 万亿美元的企业，其成功得益于加州的设计实验室和中国高度成熟的供应链。苹果是中美混合体的成功故事。无论是在台湾、韩国、日本、英国、德国还是荷兰，各地的高科技都依赖于与中国生产的整合，并从中国的销售中获得巨大的市场份额。微电子产品的大量生产，供全世界无数应用领域使用，是我们人类迄今为止分工合作的最复杂范例。

美国强权现在致力于完成的一项任务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中国在供应链中的作用。同样，这不是在拜登领导下开始的。它始于奥巴马。美国针对华为的行动是在特朗普时期认真开始的。但拜登团队加倍努力，既加强了负面措施，又以《芯片法案》的形式引入了新一轮补贴。尼古拉斯·穆尔德（Nicholas Mulder）的《经济武器》（The Economic Weapon）和克里斯·米勒（Chris Miller）的《芯片战争》（Chip War）等关于战略制裁的书籍都是2022年出版的畅销书，这绝非巧合。这正是新时代所需要的经济史。

目前还不清楚这场战役能否成功。在当下以台湾为中心的生产网络在微电子产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美国是否能够超出当前单纯的辅助地位？在超高端芯片制造领域，美国是否有能与台积电相抗衡的可靠竞争对手？英特尔——美国不景气的冠军企业——还能挽救吗？最后，尽管对《芯片法案》大肆宣扬，但 400 亿美元可能不足以在芯片游戏中竞争。即使撇开中国提供的巨额资金不谈，三星等私营企业每年也要投入这么多资金。随着拜登任期的结束，包括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在内的官员们正在游说国会追加投资，这很能说明问题。

但无论直接的答案是什么，微电子技术都至关重要，因为在这个领域，我们比任何其他领域都更能看到国家权力的基本诉求。科技赢得了第一次冷战。在科技领域，美国不仅要保持强大，更要保持主导地位。就中国而言，美国的目标不是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而是通过一切必要手段，包括对私营企业的贸易和投资决策进行强力干预，确保中国受到牵制，美国保持其决定性优势。

如何强调这一立场的决定性和重要性无论都不为过。它背离了对全球化的纯经济理解。它是不加掩饰的对抗，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其威胁是显而易见的。美国思想较为自由的发言人可能会说，美国只能用“高墙”来保卫自己的“小院”。但高墙内的东西显然就是当前对国家权力至关重要的一切。

在特朗普时代，作为美国外交政策基础而首次提出的大国竞争分析在拜登时期得到了实践。而高科技斗争的特殊意义在于，它在几乎令人尴尬的程度上证实了用来为当前更公开的修正主义大国的攻击性行为辩护的主张。俄罗斯和中国的论点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单极时代，维持原状对美国有利，因此他们的修正主义是合理的。在乌克兰或南海问题上，你可以这么说；在科技领域，美国自己现在也是这么说的。全球化是一个美国项目，美国企业从中获利颇丰，直到技术和工业的发展威胁到美国在现代科技最重要领域的国家权力。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改变了规则，加入了修正主义者的行列。

其结果是，在五角大楼组织向北约、乌克兰和以色列供应弹药的同时，美国实际上也对中国宣布了一场有限的经济战争。正如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在一次毫不掩饰的讲话中所说，华盛顿认为中国可以在许多领域实现增长而不会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但中国在更敏感的领域取得的任何进展都会遭到美国的反制。即使北京无意在东亚称霸，这也会对其主权构成根本性的制约。欧洲人以及日本和韩国人可能已经习惯了为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付出这样的代价。中国完全拒绝接受如此的谈判条件。

如果说金融危机困扰着奥巴马，大流行病给特朗普带来了灾难，那么在拜登的领导下，大国战争的前景已从五角大楼的规划文件转变为显而易见的威胁。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当然，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及其盟国已经发动了数次大国干预行动。但它们都是在敌人虚弱、没有升级风险的情况下进行的。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许多人曾一度担心与朝鲜发生核对抗。但这一担忧被化解了。2022年以来的局势则更加不祥。所有大国都表示愿意提高战力。在乌克兰，这表现为一场高强度的代理人战争。2022 年秋季乌克兰的反攻取得巨大成功后，白宫情报部门警告说，俄罗斯有50%的可能进行核升级，这将大大增加北约介入的风险。尽管如此，当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建议是时候进行停火谈判时，白宫却让他噤声。

仅几个月后，中美两国就因台湾问题和处理不当的热气球事件直接对峙。2023年初，在华盛顿，军事指挥系统正在为即将发生的对抗做准备，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有关美国将领准备在2025年与中国开战的泄露消息应被照单全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一升级得以降温。但我们不应抱有幻想：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冷战危险的最后阶段以来，从未有过如此程度的威胁。随着中国致力于迅速扩充其核武库，我们正在走向前所未有的三方核对峙。

考虑到当前的形势，华盛顿的反应是可以预见的。五角大楼及其盟国正准备大举推进核力量现代化和扩张。这在相对国内规模的《国家国防工业战略》（NDIS）中是无法理解的，因为它包括焊接面罩、炮弹生产线和手动发射的无人机。它使《通货膨胀削减法案》的绿色工业政策和芯片投资相形见绌。核现代化在未来三十年将耗资超过 1.5 万亿美元。

令人震惊的不是费用。相对而言，潜伏在世界海洋深处的核潜艇上的洲际弹道导弹是一种廉价的威慑形式。你甚至可以认为它们是可持续的。除非发生意外，否则它们的碳足迹极小。而大规模常规防御则要昂贵得多，也肮脏得多。这就是为什么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相互确保摧毁成为国防政策的主流。

拜登领导下颁布的科技和核武器政策的历史意义令人生畏，因为它们标志着冷战后全球化时刻的决定性的和自觉的终结。这一时刻酝酿已久。奥巴马总统任期内感受到了第一次震颤。美国显然不是唯一的助推器——远非如此。俄罗斯和中国带来的挑战是实实在在的。

但拜登政府令人震惊和担忧的是，它在应对这些挑战时缺乏想象力。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太空竞赛，再到20世纪90年代的单极时刻，拜登政府加倍重申了美国在历史上的领导地位。然而，尽管美国做出了种种历史性的宏伟姿态，2020年的美国政治却显得老套。要想在今天的华盛顿推销清洁能源马歇尔计划，首先要摒弃对当初复杂的霸权计算的任何矫饰。当下需要的是“美国优先”的出口促进政策。特朗普团队提供的替代方案甚至没有那么实质性，而且更加难以预测。如果未来几年没有更好的发展，那么不断变化的世界与美国的强权观之间的张力将会严峻升级，尽管其在技术方面非常先进，但在政治上却越来越不合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