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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议会选举中，极右翼德国选择党以近44%得票率成为最大党。而在过去24年中，基民盟一直主导着该州州政府。图兹在本文中指出，进步阵营也需要寻找己方的"另一种选择"——一种既能提供物质利益、也能提供归属感的政治方案。

本文英文版“Germany’s democratic earthquake: the AfD breakthrough in Sachsen-Anhalt and the question of an “alternative to the Alternative”.”发表于2026年9月7日。

作者：亚当·图兹

译者：周天羽

责任编辑：高铂宁

德国的民主经历了一场地震。

在周末举行的州议会选举中，人口仅略多于200万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将惊人的44%相对多数选票投给了德国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AfD）。德国选择党由此彻底改写了该州的选举版图。

尽管表现优异，德国选择党能否组建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下一届政府仍不明朗。其他政党可能会联合起来，将德国选择党排除在权力之外。在全国层面，德国选择党距离执政则更为遥远。尽管如此，这一结果仍然撼动了德国的政治体系。它表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人们所熟悉的政治规范已经瓦解到了何种程度。另一个东德小州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将于9月20日举行选举，结果很可能也会类似。德国民主的危机早已被预言,如今似乎已成为现实。

德国选择党内部存在不同的政治倾向。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该党已被德国当局正式认定为右翼极端主义。德国选择党的候选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Ulrich Siegmund）富有个人魅力，此前曾从事企业香氛销售。他曾试图说服柏林市政府，在地铁站喷洒香草味香水可以减少犯罪。这样的事你真是编都编不出来！

西格蒙德出生于民主德国终结之后。他一方面唤起人们对史塔西和统一社会党镇压的记忆，另一方面又颂扬那个曾经拥有鲜明独特身份的小型德国国家；这种身份以古怪而别致的机械产品为代表，例如西姆森（Simson）轻便摩托车。当西姆森公司的犹太裔创始人抗议他利用其家族名号为自己的政治服务时，西格蒙德把他们斥为不受欢迎的、不了解东德现实的美国好事者。

西格蒙德还因参加一次秘密会议而声名狼藉。在该会议上，德国右翼人士讨论了一项大规模的“再移民”（remigration）计划。这一政策立场一度遭到否认，此后却已被德国选择党公开拥护。至于围绕自己参加会议所引发的丑闻，西格蒙德反而将其视为一次求之不得的宣传良机。

如果你想感受一下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德国选择党周边的右翼氛围，我建议看看这段西姆森集会的视频。尤其看看警戒线内的那些家伙！

另外，如果你的心理承受能力足够强，也可以看看在这个号称老少咸宜的“集会”上，人们是怎样若无其事地使用那个以n开头的种族歧视词汇的。

说得委婉一点，德国选择党就是一个由种族主义者和仇外分子组成的政党。

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1932年的安哈尔特是德国第一个选出纳粹党籍州总理的州。但萨克森-安哈尔特同样拥有左翼传统。只不过，这另一种可能性要晚近得多。1990年代末，该州选民曾让社民党成为第一大党，而左翼党的前身——民主社会主义党（PDS）则强势位居第三。社民党与绿党组成少数派政府，并得到民主社会主义党的默许支持。

所以，真正需要解释的，与其说是民族主义情绪何以具有如此深厚的连续性，不如说是一个原本可能形成的进步主义多数派为什么会崩溃。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大体认同东德记者和评论员雅娜·亨泽尔（Jana Hensel）所提供的叙事。

她认为，信任的破裂发生在21世纪初，其原因是红绿政府对德国既有的福利和劳动力市场管理模式发起了一场猛烈冲击——也就是所谓的“哈茨四号改革”（Hartz IV reforms）。这些改革从2003年开始推行，大幅增加了福利领取者所承受的压力，同时伴随着税前基尼系数所衡量的不平等程度急剧上升。亨泽尔认为，在政治意义上，这些改革使东德人猛然摆脱了这样一种幻想：大家仍然共同属于一个共享命运的共同体。

起初，这造成了强烈的疏离感，也令人意志消沉。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的左翼进步力量逐渐消散。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此前在选举史上最出名的一件事，要追溯到2006年：当时该州创下德国州级选举最低投票率纪录，只有44.4%。

德国选择党改变了这一切。从2006年的谷底出发，上周末的投票率猛升至78%，而2021年还勉强只有60%。这场选举动员最主要的推动者和受益者正是德国选择党。在其支持率暴涨的新增选民中，最大的一部分来自此前根本不投票的人。

正如政治学家尤利乌斯·克尔策（Julius Koelzer）出色的实证研究所显示的，这种动员在该州农村地区最为显著。政治经济学家菲利普·马诺（Philip Manow）把德国民粹主义浪潮所带来的变化称为“民主的民主化（ democratization of democracy ）”，绝非毫无道理。

很难不同意这样一个基本判断：我们正在目睹的是一场针对德国民主建制派的、高度动员起来的抗议性投票；这种抗议以仇外情绪以及对民族和地域归属的拥抱来表达。“Heimat”（家园、故乡）一直是这场选举最核心的修辞关键词。但这种令人安心的归属感，又与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相伴而生：现状已经无法继续，必须采取某种激进而全新的行动。毫不奇怪，《世界报》的乌尔夫·波沙尔特（Ulf Porschardt）等右翼评论家正在宣告我们所熟悉的“柏林共和国”走到了尽头。

即使是不愿认同这种“Untergang”（衰亡、末日）情绪的人，也不得不正视这次州选举所开启的严峻政治前景。

面对这样一场抗议性投票，人们难免提出那些熟悉的问题：社会处境不利、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经济状况等。而且，要从这些方面找到根深蒂固的不满来源并不困难。

即便按照德国本来就不算亮眼的增长标准来看，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经济增长也十分缓慢。失业率相对较高。这里曾是“德国中部”国家扶持型工业主义的重要中心。最初的容克斯工厂——传奇的JU52运输机和客机的诞生地——就在德绍。萨克森-安哈尔特也曾为整个共产主义阵营生产铁路车辆，民主德国时期这里还高度集中了化工业。至少可以说，这些行业现在的日子都不好过。人口也正在老龄化并不断减少。

在这种背景下，德国选择党和它在法国、意大利、英国的同类政党一样，对那些自我认同为“工人”的选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其中60%投票给德国选择党；在那些声称自己正陷入经济困难的人中，则有65%投票给德国选择党。这两类人在整个选民群体中都不占多数，但他们如此明显地偏向德国选择党，仍然很说明问题。与此同时，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只有30%投票给德国选择党。

但我们究竟能够从这个发现中得出什么结论？一个看似显而易见的答案是：应该通过改善福利措施和维持物价稳定，来“赢回”那些生活拮据的工人阶级右翼选民。如果你问德国选择党选民，他们在担忧什么，除了“外国人太多”这一类仇外式担忧，他们还会提到生活成本以及自己生活水平下降的忧虑。他们同样会提到气候变化以及来自外部的战争威胁。

这些的确是他们所担忧的问题。但是，如果你问他们怎么看德国选择党，以及为什么把票投给它，经济问题几乎不会被提及。排在最前面的，是安全、外国人、“觉醒政治”、疏离感之类的问题。

说到底，如果你生活拮据而且属于工人阶级，却指望通过投票给德国选择党来获得更好的社会保障，那简直荒谬。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明明有一些政党提供进步主义的福利纲领——尤其是左党，社民党和绿党也可以算在内——但选民并没有蜂拥投向它们。投票给德国选择党，意味着选择了一个在社会政策上比基民盟或自民党——德国传统的亲商业、主张自由市场的政党——都要右得多的政党。

2026年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各党派社会政策定位

指数值

条形图（社会指数范围为-1至1，仅针对"社会"类议题；负值表示更为限制性的社会政策立场）：

注：社会指数范围为-1至1，仅针对"社会"类议题；负值表示更为限制性的社会政策立场。

表2：部分议题中的"选择党悖论"（社会政策领域）

注："其他党派"包括基民盟、社民党、绿党、自民党、左翼党及萨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BSW）。

简而言之，在当前政治格局下，无论你面对怎样的经济问题，投票给德国选择党，都不是为了让社会民主主义、福利政策或政府干预来解决你的经济问题。这是一张要求打击外国人的选票——你或许认为，这样做可以改善就业，并减少对稀缺福利资源的争夺。但更重要的是，这是一张投给某个与你一样拒绝现状、要求采取激进行动且不怕“为了煎蛋而先打破鸡蛋”的人的选票。

如果说投票给德国选择党也意味着投给某种社会经济愿景，那么约纳斯·尤纳克（Jonas Junack）对这种愿景有一个颇为贴切、尽管略显笨拙的概括：“本土主义—生产者主义—应得主义”（nativist producerist deservism）。其中：

• • 本土主义（Nativism）：一种政治政策或世界观，将本地出生居民的利益置于移民之上，通常由担忧外来者会威胁当地文化、就业机会或公共资源所驱动。
• • 生产者主义（Producerism）：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认为社会中真正“从事生产”的成员——通常包括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体力劳动者、农民和小企业主——同时受到游手好闲的经济精英（例如金融家）以及不从事生产、依赖他人的群体的剥削。
• • 应得主义（Deservism）：一种以道德分类为核心的观念，将公民和非公民划分为两类：一类被认为已经“挣得”或“配得上”获得支持、福利和法律地位，另一类则被视为搭便车者或局外人。（感谢Gemini。）

在我看来，如果进步主义政策还希望与这类选民发生任何政治上的接触——当然，它是否应该这样做，本身就是一个开放问题——那么它所需要回应的，不仅是相对经济劣势这一物质现实，更重要的是德国选择党作为“局外人”的身份资本。

德国选择党的种族主义和仇外主义都是真实存在的。但它们之所以格外有力量，恰恰是因为它们发挥了一种承诺机制的作用。那些在公共场合以右翼极端主义者的方式言行，并因此被贴上右翼极端主义标签的人，反而由此建立起一种关于“真实性”的主张。他们塑造了一种置身“柏林共和国”主流之外的身份认同，并邀请选民加入其中。德国选择党一直不遗余力地培育和建设这个共同体。在东德各州，它如今已经逼近多数地位。

认为只要用更好的社会经济政策去强化、改革和改善主流政治，就能够回应这样一个政治项目，至少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大胆的假设。一个更直接的结论是：如果我们的确想在政治阵地上与德国选择党竞争，那么需要提供的就不能只是更多同样的东西——只不过做得更好——而必须是一种“替代‘选择党’的另一种选择”。而且，这种“另一种选择”所能创造的不能只有物质利益。它还需要能够创造身份认同。

当我在《过剩（Surplus）》杂志的同侪伊莎贝拉·韦伯（Isabella Weber）呼吁一种“反法西斯经济学”，或者德国经济研究所（DIW）的马塞尔·弗拉茨舍尔（Marcel Fratzscher）呼吁开展一项比25年前“2010议程”还要“更加深远”的重大改革时，他们都在回应这样一种“必须采取大胆而激进的行动”的需要。两人心中都有具体的经济政策——韦伯主张价格控制措施；弗拉茨舍尔则提出了一整套“改革”。但是，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之后，核心问题必须是：这样的政策，是否足以在柏林政治现有主流之外，塑造新的政治身份？还是说，我们宁愿把这种政治方式留给德国选择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