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图兹：加密货币与货币政治

【编者按】欢迎来到「图说政经Chartbook」。这里是由知名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当·图兹（Adam Tooze）主理的Chartbook的中文版，经图兹教授本人授权。Chartbook是当今英文世界最具影响力的Newsletter之一，每周定期更新，用图表解读全球政经世界的激流与暗涌。

本文英文版发表于2022年1月22日，刊发时有编辑。

作者：亚当·图兹
译者：叶泳妍
责任编辑：高铂宁

我对加密货币谈不上喜欢，也不太愿意谈论它，且我不喜欢重复自己说过的话，但我仍想重提《图说政经（Chartbook）》通讯第15期中的这几句：

“谈货币就是谈政治，我们应当有选择地谈政治。我不喜欢加密货币/比特币政治，沉溺于关于货币的愚蠢讨论就是沉溺于愚蠢而危险的政治，我们应当避免这样做。”

货币是很棘手的东西，想了解一些关于货币的严肃探讨，可以看看杰弗里·英厄姆（Geoffrey Ingham）2004年出版的《货币的本质》（The Nature of Money）：

“我不喜欢谈论加密货币，因为，我认为它首先并不是一个技术或商业命题，而是保守派/自由主义者为了摆脱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浮现的货币政治秩序阴影而作的努力。”

“套用葛兰西（Gramsci）的话来说，加密货币是‘空位期（interregnum）’的病态症状，在‘空位期’里，金本位已死，但一种敢于说出自己名字的完全政治化的货币尚未诞生。加密货币是新自由主义最终注定失败的去政治化货币努力所催生的自由意志主义产物。”

但归根结底，正如我一年前所承认的，不谈论这种病态症状就像在逃避，因此偶尔不得不谈。

这一次谈，是出于《提纲（Syllabus）》杂志（https：//www.the-syllabus.com/）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的要求。叶夫根尼是个很有魅力和说服力的人，《提纲》是网络上最酷的东西之一，有一个版块（https：//the-crypto-syllabus.com/）专门讨论加密和数字领域。在其睿智的朋友斯特凡·艾希（Stefan Eich）的劝说下，叶夫根尼接受了关于货币政治、凯恩斯以及其他许多问题的采访。斯特凡·艾希关于政治理论和货币的重要著作《政治货币》（The Currency of Politics）于2022年5月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那我怎能拒绝呢？更何况叶夫根尼还想谈谈《图说政经》第15期中的那些说法。且叶夫根尼也善意地答应访谈内容同时刊登于《提纲》和《图说政经》，所以就是这样。

开启我们对话的是叶夫根尼一段精彩的开场白，我稍加修改引述于此：

在接下来的访谈中，最有趣的一点，是亚当对一个信念的批判，许多加密货币爱好者持有这个信念，即法定货币是没有担保的。

作为近期金融危机的资深观察者，亚当很好地指出了宏观金融在“担保”我们所知的法币时扮演了何种角色。……（亚当：法币没有“担保”的观点）指出了某种一元形式主义（one-dimensional formalism），我在其他围绕加密货币的讨论中也曾注意到这一点。加密货币技术确实为各种制度缺陷和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然而，关于产生这些技术的底层结构的描述却极为简单，奠基在对形式过于死板的定义中（例如，“法币”=“无担保”；“治理”=“投票”；“制度机构”=“有组织结构图的独立存在”；“法律”=“合约”）。

也许，更近距离、仔细地考察历史将是填补这些分析空白的方法。这正是亚当的专长。

—— 叶夫根尼·莫罗佐夫

我们随后进行了交流。

叶夫根尼：在我们深入探讨具体问题之前，或许你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是如何解读加密货币及其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含义的？它们是货币吗？为什么？

亚当·图兹：从简单的功能主义角度，可以将货币定义为以下三者的结合：支付手段（means of payment）、价值存储（store of value）、记账单位（unit of account）。显然，在某些领域，人们已经开始用加密货币来定价了——如NFT、数字藏品，等等。加密货币正在充当某种记账单位；但加密货币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用的记账单位，因为与其他记账单位相比，它的价值存在较大波动。这也意味着加密货币是一种糟糕的价值储存手段（除非你对投机有较高的偏好），且不太可能被广泛接受为支付手段（币价上涨时，使用加密货币的风险在于你低估了所持有代币的价值；币价下跌时，则只有风险承受能力强的商家愿意接受加密货币支付，除非打很大的折扣）。

如果我们脱离这种货币功能主义的表述，转而强调货币在构成社区、建立政体等方面的作用，那么，加密货币显然已经在某些社区具有购买力，并帮助构建了这些社区。那么问题是，围绕加密货币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有多稳定、强大、广泛，以及/或者它们的对手有多强大？

叶夫根尼： 在2021年3月的一篇通讯中——这是你第一次公开分析加密货币——你引用葛兰西的话写道：“加密货币是‘空位期’的病态症状，在‘空位期’里，金本位已死，但一种敢于说出自己名字的完全政治化的货币尚未诞生。加密货币是新自由主义最终注定失败的去政治化货币努力所催生的自由意志主义产物。” 你能否进一步说明这种“完全政治化的货币”是什么样的？或者也可以将其与我们现有货币进行对比？

亚当·图兹：我应当首先承认，“完全政治化的货币”不过是一个愿景、终极目标和前进方向而已。事实上，你可能会问，我们能否接受任何“完全政治化”的东西？毕竟，我们的政治经常陷入反政治（anti-political）的姿态——这与我们试图将货币追溯到黄金，或央行的独立性，或机械性的货币政策原则，或算法时所做出的姿态别无二致。

在这个意义上，我完全同意我亲爱的朋友斯特凡·艾希的观点，他说：“总是有人歇斯底里地宣扬法定货币的脆弱性，但……我们或许真的可以考虑把这些声音本身视作货币政治的一部分”。货币政治包含一种反政治的倾向。

毕竟，法律也是如此。我认为法律是最接近完全政治化的社会组织架构。推之至极，则可以说，法律架构往往试图将自身固定在某种更坚实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或多或少经过深思熟虑、被广泛接受的社会协议所提供的基础之上。宪法寻求上帝或自然的帮助。邦妮·霍尼格（Bonnie Honig）的论文《独立宣言》（1991年）中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令我受益匪浅。或许上述这种姿态是我们难以摆脱的，但我试图关注的，是我们围绕货币之本质所被接受的方式而组织起来的可能性。这个本质，也即一套制度常规，究其根本在于复杂的社会与政治活动，它是我们社会物质构成的部分，不管存在何种缺陷。

叶夫根尼： 我理解你所说的新自由主义对加密货币的影响，以及你所建立的与哈耶克“货币非国家化（denationalizing money）”愿景之间的联系。但我认为，对于许多不那么著名，但在意识形态上可能更重要的加密项目来说，还有第二个合法性来源——来自左翼，而这往往被批评者所忽视。几十年来，我们称之为“地方主义（localism）”的意识形态捕获了左翼的想象力，尤其是那些高度看好20世纪70年代早期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遗产的人——这些人推崇合作社、时间银行（time-banks），以及不可避免地，另类货币及补充货币（这里，我特别想起彼得·诺斯（Peter North）的《货币与解放：替代货币运动的微观政治学》一书）。

我不会说这些运动与新自由主义者批评国家的方式完全相同，他们确实抱怨等级森严的、僵化和官僚化的结构——但这主要是一种人文批判，而非经济批评，其中很多都打着“团结经济（solidarity economy）”或“另类经济（alternative economy）”的旗号——不难看出，这与后资本主义社会（post-capitalist society）概念相吻合，后资本主义社会更加分散、更加自治，或许也更加民主。大多数“另类经济”都以代币（tokens）为基础运作，因此，向加密货币的转变是很自然的。

我本人对这种地方主义倾向持批评态度，因为我发现它们无法与贝莱德（BlackRock）或亚马逊（Amazon）等公司相抗衡。但我很能理解加密货币如何让支持者们重拾许多早期的乌托邦事业，并以一种更具创新性的方式加以包装。你如何看待这些努力？你所倡导的这种“完全政治化的货币”是否应当是全球性，而非地方性的？试图为加密货币寻找地方主义用途的人们是否大多生活在幻想中——与道德消费（ethical consumption）等并无太大区别？

亚当·图兹：事实上，我非常同情这种地方货币项目（local money project）。毕竟，它公开承认自己所参与的社会项目或反项目（counter-project），而我恰好比自由主义者、无政府资本主义者（anarcho-capitalists）更同情它的政治。如果我们试图思考“完全政治化的货币”意味着什么，我们就不能回避作政治判断。这正是它作为一种理念令人不安的地方。如果货币是将集体组织起来的工具，那么集体项目的目的才是最重要的。我对某些地方主义构想感到遗憾之处，不在于其地方主义本身，而在于地方主义应当与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t）举措联系在一起的想法，即与事实上不属于社区而是社区之外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想法。

此外，即使是地方货币，也需要货币政策。作为一名优秀的凯恩斯主义者，我永远不会忘记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对“保姆货币（babysitter currency）”和“国会山保姆合作社（Capitol Hill Babysitting Co-op）”所遭遇的流动性陷阱的分析。小规模的尝试可能带来希望，但无法真正逃脱政治的影响。对货币政治的需求不应被视为一种诅咒，而恰恰相反，它是一次集体边干边学以及实验的机会。这是对我基本观点的另一种表述。货币政策并不是一个需要被某种非政治约束机制（算法或其他）驱除的诅咒，而是一个扩大我们的政治和集体自我组织范围的机会。

叶夫根尼： 全新的“加密经济学”似乎忽略了宏观层面，而只是专注于通过更好的激励机制来让经济人有所作为……如果有人要写一部加密经济学的思想史，那么它几乎完全是由机制/市场设计和博弈论主导的，其不存在的宏观经济学则停留在对极端派及其自由主义反对者的否定当中——前者都是极右派（例如默里·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后者则宣扬自由银行（Free Banking）。这种对宏观金融的无知，是建立在对法币本质的错误认识之上的，即认为法币没有任何东西作为“担保”……你能否简要告诉我们，为什么在你看来，对法币的标准加密批判犯了一个错误，即忽视了宏观金融结构如何事实上担保着，比如说美元？

亚当·图兹：这是一个令人眩晕的认识，不是吗？货币没有“任何东西”担保。我年复一年地迫使聪明的大学生们面对这一现实，这让他们感到震惊。总有少数人坚持某种版本的金本位。他们确实相信，当你“拿着纸币去找中央银行”时，你会得到“某种东西”作为交换。要放弃这种想法并不容易。这与意识到语言没有任何东西“担保”时所产生的眩晕感，并无二致。我们熟悉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创造一个实体，以作为单词、定义、标准的参照物。

但我也发现，要扭转怀疑论和虚无主义并不难，只需简单地回答：“不”。“不，货币不是由‘任何一种东西’担保，它远不止于此，它是由‘所有事物’担保的。支持货币的是整个宏观金融的巨大机器。它不仅由‘所有事物’担保，而且由‘所有人’担保，或应更准确地说，是由‘所有人中的每个人’担保”。或者，如果你倾向于国家货币理论，你可以补充说，真正重要的是，它“由一种重要的力量担保”，即拥有强制力者。

这通常会引起一种放松感：“啊，是的……”

但如果这是对货币情感政治的公正表述，那么，它也是一种诊断。在对加密货币的真实信仰背后，是某种社会崩溃的模式，它来自不负责的政治（无论是民主还是独裁）。迈克·索南舍尔（Mike Sonenscher）的《大洪水之前》（Before the Deluge ： Public Debt, Inequality, and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是这方面最好（真正深刻）的著作。

在主权债务理论中我们曾谈到“原罪”，这不无道理，它指的是主权国家违约而不会受到严重惩罚的能力。对法币的恐惧潜藏着对这一原罪的恐惧。而在现代世俗化世界中，也潜藏着对著名的“空位（empty place）”或“政治（the political）”之开放性的恐惧，正如勒福尔（Claude Lefort）、高歇（Marcel Gauchet）等人所诊断的那样。

在全球层面上，我们距离比特币（等其他新型货币）挑战美元的全球霸权，从而产生更广泛的系统性影响，还有非常、非常、非常长的路要走。

叶夫根尼： 我们采访了厄瓜多尔前部长安德烈斯·阿劳兹（Andres Arauz），他去年也参加了总统选举。他就比特币和加密货币提出的一个突出观点是，它们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美国讨价还价的能力，以及国际银行间通信协会（SWIFT）等支付系统的主导地位（正如我们在俄乌战争期间看到的那样，SWIFT经常被用作讨价还价的工具）。即使底层加密资产是由热心的自由主义者（主要是美国的自由主义者）设计和推广的，但加密货币在不知不觉中帮助了反系统力量（其中许多是左翼势力），这是否也是一种解读？

亚当·图兹：我们大概会想区分不同类型的反系统效应，也会想问，在一个加密货币发挥更大作用的世界中，可能会出现哪些新的系统性风险和权力等级？发行央行数字货币或创建国际银行间通信协会（SWIFT）的替代品，可能确实是主权主义（sovereigntist）战略的一部分，它们是经典经济主权战略在数字时代的革新；在全球层面，如前所述，我们距离比特币挑战美元全球霸权，以致产生更广泛的系统性影响，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在达到这个程度之前，监管机构肯定会严厉打击。与此同时，各种类型的资产抵押型（asset-backed）加密货币会产生自己的等级制度和金融不稳定风险，进而产生金融强制力（financial compulsion）。

叶夫根尼： 与此相关，你如何评价萨尔瓦多发行火山债券（Volcano Bonds）的举措？对此我们听到了很多不同的意见。如果我们再次以理解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什么逻辑来解读？比如，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在希腊发行自己的数字货币是与欧盟委员会谈判时一种聪明的讨价还价策略，而布凯莱（Nayib Bukele）发行比特币债券则不是？你会谴责这两者都是民粹主义和不负责任的吗？如果，布凯莱的立场确实有助于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更有利的条件呢？

亚当·图兹：数字央行货币或数字国库货币（digital Treasury-backed currency），与一个脆弱的小国搭上一个高度投机且不稳定的私人投机工具的顺风车，这两种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比特币目前是后者。萨尔瓦多急需基础设施，那么，为什么要贷款10亿美元，其中一半投资于一种资产（比特币），而这种资产对美元的价值自2020年春季以来波动了近10倍？——你最终会得到 5 亿美元、50 亿美元，或一无所有？只有在真正绝望的情况下，才有必要进行这样的赌博。不出所料，这一消息传出后，萨尔瓦多的未偿美元债务被大量抛售。因此，这里确实存在附带损害（collateral damage）的风险。

叶夫根尼： 人们常听说，加密货币的兴起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后果，你在这方面写了很多文章。一方面，由于利率处于历史低位，甚至是负利率，投资比特币或以太坊似乎是在一个不再适合散户投资者的经济环境中赚取不菲回报的方式（并不是说我相信这种说法，因为无论这些投资者在债券上损失了多少，他们都可以通过股票市场和ETF来弥补，但这种说法确实经常被提起）；另一方面，鉴于占领华尔街运动和茶党运动之后的金融体系不信任氛围，人们合理地相信无担保货币（trustless money），其中所有的政治性工作都由区块链完成。因此，加密货币获得主流吸引力的程度，是人们对央行和华尔街不信任程度的有效晴雨表。

如果不发生大规模的加密货币崩盘，你认为是否有可能回到2008年之前的时代，那时人们对公共和私人金融机构的信任度都更高一些？如果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是可信的，那么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救助——一种“不断升级的新封建掠夺形式”——难道不能说只是加强了这种广泛的不信任，而现在肯定已无路可退？央行数字货币（CBDC）能否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公众的信心？

亚当·图兹：我不反对这种笼统的诊断。此时此刻，各种病症层出不穷，因此葛兰西那句名言很有吸引力。但我们应该看清它们的本质，并将其置于背景之中。它们是社会的病症，仅限于少数人，但却非常有发言权，尤其是在科技/社交媒体领域，因此它们吸引了大量关注。至于更普遍的解释框架，如果你看一下对美联储信任的数据，那么信心的崩溃实际上并不是发生在2008年之后，而是发生在格林斯潘时期，即互联网泡沫之后。

而在欧洲，尽管欧洲央行在很大程度上对欧元区危机负有责任，但人们对欧元区机构的信心仍然相当高。我在《图说政经》第62期中讨论了关于这一问题的一些最新研究。其中表明整个欧元区对欧洲央行的信心都非常高，尤其是在流行硬通货的北欧国家，我们通常会认为这些国家最容易受到反法币倾向的诱惑。再往前追溯，我不同意布伦纳对2020年危机对策的简单化解释。我在《停工》（Shutdown： How Covid Shook the World's Economy）一书中详细阐述了我的另一种解释。不过，这场辩论将在另一个场合展开。

叶夫根尼： 左派有一些声音坚持认为，类似罗宾汉（Robinhood）的应用程序（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许多加密基础设施和资产）的兴起所体现的金融民主化，是进步人士应该利用而不是谴责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人们长期以来做的努力有关，比如，让工人在决定养老基金如何投资他们的钱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让挪威公民更积极地影响该国主权财富基金的活动，等等。因此，我们可以设想，进步组织可以组建自己的金融工具，以支持进步事业，或许还能确保世界领先的信贷机构这个阴谋集团在考虑盈利能力之外，还考虑其他标准，而不是将所有这些新的加密货币财富倾注到NFT当中。一些知识分子和学者过去曾提出过这样的论点——我想到了米歇尔·费赫尔（Michel Feher）和罗伯特·迈斯特（Robert Meister）。您认为这是可行的项目吗？——尤其是考虑到ESG领域已经发生的事情，以及贝莱德（BlackRock）和先锋（Vanguard）等公司的“社会转向”？我认为这类提议的耐人寻味之处在于，他们并不主张慈善事业，但他们实际上想通过金融赚钱，而后用于通过金融本身进行的政治斗争——也即通过对冲基金赚钱，通过基金会进行再分配，像索罗斯做的那样。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亚当·图兹：在《停工》一书中，我将罗宾汉描述为那些在2020年春天“连点成线”的人。他们没有等待激进的货币政治为每个公民和人民提供中央银行账户和量化宽松政策，而是拿着刺激经济的支票投入股市，从而在美联储的礼遇下，与更富裕的投资者搭上了同一条自动扶梯。有一个论点是将更大份额的养老金基金投资于股票市场，以确保获得这些收益。当然，风险在于它会成为高薪基金经理的私有化骗局。

一个解决方案是指数基金，这种公共投资正是大型主权财富基金所做的，我们甚至有理由采用杠杆来进行这种投资。在投机之前，你不必等待基金的积累，“只有傻瓜才这么做”，而是以未来缴款流为基础借钱投资。当然，你需要一个安全阀/对冲，以及所有常见的保障措施。

但我们要清楚的是，整个美国大学体系，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运作的——在这场辩论中，很多人都以此为生。人们以为是什么支持着美国研究生院奢华的助学金和条件呢？在公立和私立名校的内部圈子中，相当大程度上，正是你所描述的那种方式产生的捐赠收入，这是一种双向关系。耶鲁大学的捐赠基金是最受好评的投资者之一。他们可以进入非常规资产、私募股权等最独特的圈子。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布朗大学都在购买加密货币，如果你相信 Coindesk的报道。

叶夫根尼：你认为加密货币的崛起是否会反过来加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中国采取了最严厉的措施来监管加密货币，它以极快的速度推出了自己的国家数字货币——数字人民币。此前，它还非常积极地对金融科技和数字支付进行监管。当然，它的经济也有自己的问题，比如恒大；但总的来说，它似乎正在采取措施，以限制其在最终加密货币崩溃中的风险，同时也是为了在货币领域的公共政策方面放开手脚：他们不想与阿里巴巴分享货币主权，更不用说比特币或以太坊了。你认为这一策略最终会得到证实吗？你如何看待央行数字货币，尤其是数字欧元？

亚当·图兹：在我看来，央行数字货币似乎是法币体系在数字时代完全合乎逻辑的发展。事实上，我很难理解这种大张旗鼓的提议与我们现有的所有大型交易系统之间，有什么区别。显然，就中国而言，目标是实现对国家和政权完全透明的东西。就中国而言，这一点尤其具有戏剧性，不仅因为政权的控制野心如此之大，还因为我们今天所知的整个银行系统，整个庞大的体系，只有25 年的历史。因此，困扰西方的恐惧，即数字货币可能会让私人银行机构失去意义，在中国具有更动态的历史特征。或许，商业银行在中国会经历一段短暂的插曲。在欧洲和美国，对现有私人银行系统利润的担忧似乎是不快速推进（央行数字货币——译者补）的主要原因之一。银行会以“稳定性问题”来威胁我们。这些说法似乎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也许央行数字货币之所以有趣，正是因为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改变现有金融系统的方式，不是作为私人企业（如加密货币），而是作为公共事业。

叶夫根尼：美国和欧洲不是中国，这种激烈的措施不太可行，至少短期内不可行。在美国，一些负责监管加密产业的参议员本身就是加密产业的积极投资者和交易人，您认为监管的重点应该是什么？正如我们在索莱·奥玛洛娃（Saule Omarova）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看到的那样，当有人对加密货币和华尔街持敌对立场时，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会手痒难耐……所以，很难想象罗伯特·霍克特（Robert Hockett）围绕民主数字美元提出的想法会在国会中获得多少支持……

亚当·图兹：的确如此。除了通过立法防止民选官员和美联储工作人员进行活跃交易外，当务之急是确保Tether等加密货币模式不会产生严重的风险，它们应当是有资产担保的。就所有意图和目的而言，它们都是银行和封闭基金（ungated funds，“封闭基金”在中文中实对应“Close-end Funds”，封闭式基金，但Adam Tooze这里的表达推测类似“封闭”的含义，即不对外开放申购的基金——译者按）的混合体，而封闭基金本身又太像银行。它们需要像银行一样受到积极而彻底的监管，鉴于其短暂的历史，更应如此，毕竟2020年再次展示了影子银行系统仍存在多么大的风险。

叶夫根尼： 你认为我们在考虑货币的未来时，是否过早地将 Facebook、谷歌和亚马逊等大型科技公司（Big Tech）排除在外？从理论上讲，它们确实拥有更多的资源、技术诀窍和已有的技术网络（如WhatsApp），可以借此征服消费者市场。Facebook的Libra（现更名为“Diem”）虽然起步艰难，但依然生机勃勃。早在2019年，欧洲议会甚至发布了一份报告，谈到“合成中央银行数字货币”——Facebook等公司将据此运行这些官方认可的稳定币，以换取中央银行储备金的使用权，以一种类似公私合作的模式。你觉得这一愿景可信吗？尤其是考虑到，与加密货币相比，大型科技公司看起来就像天使？

亚当·图兹：大型科技公司是一个成熟、充满活力、快速发展的全球力量。我同意，把它们与反叛的、微不足道的加密货币放在一起毫无意义。但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也应该对任何扩大 Facebook、谷歌和亚马逊等巨头现有控制力的项目保持高度警惕。但在这一点上，我几乎不需要对你们所有人说教。

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的“大他者（Big Other）”不失为一个思考金钱如何运作的好概念，这一概念褪去了“老大哥（Big Brother）”的不祥内涵。也许的确会有人问：“如果你认为我们所知的货币没有任何担保，那你认为Facebook为什么对加密货币如此感兴趣？Facebook的‘担保’又是什么？”（此处上文原句再次出现——译者按）

但是，允许大科技公司进入这一领域是一场高风险的赌博。他们的基础设施力量是巨大的，而我们才刚刚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当然，宏观金融也是如此。当你谈到将这两者结合起来时，你实际上是在谈论两个板块的相互摩擦。现在，我们还很难确信我们有技术、法律、经济或政治能力来管理其中的任何一个，更不用说将两者进行某种综合了。

这种融合或许难以阻止，我们可能不得不默许它。但我们不能排除其他选择，我们也不应陷入决定论的空谈。还记得劳伦斯·萨默斯（Larry Summers）因为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表达了对金融不稳定性的担忧，而将其斥之为“卢德分子（Luddite）”吗？可然后，2008年就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