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图兹：中国将走向何方？从现在到2025年初，北京的气候决策将左右世界的未来

【编者按】欢迎来到「图说政经Chartbook」。这里是由知名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当·图兹（Adam Tooze）主理的Chartbook的中文版，经图兹教授本人授权。Chartbook是当今英文世界最具影响力的Newsletter之一，每周定期更新，用图表解读全球政经世界的激流与暗涌。

2015年，全球196个缔约方签署了《巴黎协定》， 其目标是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2℃，最好是1.5℃之内。要实现这一承诺，世界各国需要继续推进全球低碳转型，将2030年的预计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28%到42%。

中国的碳排放占全球30%以上，政策选择在全球层面至关重要，中国的低价绿色科技和海外投资也对全球减碳有巨大意义。在这篇文章中，图兹指出，未来12个月里，全球气候政策的两大悬念包括2024年美国大选和北京的减碳计划实施。图兹分析称，中国的绿色投资热潮是帮助维持全球气候稳定的最大希望，而北京面临着加速绿色转型和走向保守路线的抉择。

本文英文版发表于2024年6月20日，刊发时有编辑。

作者：亚当·图兹

译者：林达

责任编辑：高铂宁

中国的气候政策是决定未来全球环境状况的最重要政治因素，没有之一。

自然机制与引爆点将会令气候危机日趋严峻，眼下我们每天都在耳闻目睹其效应。商业决策与科技发展固然要紧。但政策的影响力同样不可小视，其中又以中国的政策为最，美国或欧盟在这方面的分量已大不如前。时间不等人。如果我们真想在本世纪中叶稳住全球气温，那就必须当机立断、加快步伐，让全世界范围内的减碳进程（decarbonization）再上一个台阶。

劳里·米利维尔塔（Lauri Myllyvirta）最近在博客里讨论了巴黎协定设下的日程表并指出，作为2015年的缔约国之一，中国如今已抵达一个转折点。习近平2020年时曾郑重宣布要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如今正是付诸实践的时候了。从明年开始，北京的政策制定者必须为下一个十年拟定出一条全国范围内的减碳路线。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一环，中国如果能把这一路线落实好，从今往后便能迈上能源转型的快车道，落实得不好的话则可能带来麻烦。

好在中国近年来显著加大了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就目前的进度而言，加速推动减碳进程、将气温涨幅控制在2度以内的目标并非不可实现。但假如北京当局不打算让减碳进程以双倍速展开，而是选择了某条看起来更加“稳妥的路线”，那就会弱化环保转型的意义、减缓变革的速度乃至于为未来更大的问题埋下隐患。一条有望引领未来中国发展的康庄大道将就此关闭。地球也将面临更加严重的变暖问题。

这些说法可能略显夸张，但在我看来并无不妥。在未来的12个月里，全球气候政策尚有两大重要悬念。其一为西方世界万众瞩目的2024年11月5日的美国大选。其二就是北京方面减碳计划的下一步究竟要怎么落地。

自21世纪头一个十年以来，中国的碳排放量已大到足以左右全球气候变迁的方向。当然，西方在历史上的排放量之巨也是不容小视的。就此而言，西方尤其是美国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理应比现在付出更大努力。

拜登经济学的支持者虽然为数不少，但国际能源署（IEA）最新的能源投资数据却显示美国远非“气候领袖”。与GDP、排放量和气候目标相比，美国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增速显得不冷不热。在拜登政府的积极鼓励下，美国的商界利益集团是促使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继续壮大的主要投资方。国际能源署的最新报告尽管有外交辞令成分，但其想传达的信息并不难理解：

鉴于其异常巨大的能源消耗量，以及与任何形式的控温路线保持一致的考虑，美国需要进一步增加对清洁能源的基础投资，以及增加对电动汽车和热泵的下游支出。同时，美国应削减化石能源方面的新增投资。这些信息在美国政坛目前仍是应者寥寥。

世界上其它国家在历史上的竞争环境谈不上公平。不过，我们也无法通过改变历史来塑造未来，至少在我们开发出大规模碳捕获技术之前是如此。我们影响未来的唯一方式，是调整当下以及未来的排放量。这意味着中国将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中国的碳排放量占到了全球总排放量的30%以上，是世界上最大的以煤炭为基础的能源部门，中国的人均排放量也高于大多数欧洲国家，称其为“规模巨大的超级污染源”也不为过，有鉴于此，中国的政策选择在全球层面上都至关重要。且这一重要性不限于中国自身。中国的低价绿色科技及其海外投资对全球减碳进程的意义同样不可小觑。

令人宽慰的是，国际能源署在其最新的能源投资报告里也证实：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发展乃是迄今为止全世界最具活力的。

这也许意味着政治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深刻的不均衡，但中国整体投资率占GDP的 43%（2023年数据）这一事实，也表明新能源尚有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气候问题步步紧逼，巨额投资势在必行。从聚焦重工业与基础设施投资的旧模式转变为聚焦可再生能源投资的新模式，可能同样是潜在的宏观失衡的表现，但绿色领域为中国资源的充分利用带来的远大前景亦不容小视。在绿色能源方面，中国和世界上的其它国家都远未达到收益递减的临界点，过了这个点以后传统的重工业模式会趋于低效乃至于出现负效。中国还有漫长而艰难的路要走。

中国的太阳能与风能的扩张势头虽然非同一般，但新能源发电占总发电量的比例与德国或美国国内在这方面走在最前列的加州相比，仍然略显平庸。

在绿色能源的转型上，共产党领导的连续性以及习近平对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高调承诺，为绿色投资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这是中国和美国的一大差别，年底的美国大选可能会令总统要职落入特朗普之手。

但中国也有其自身的问题及其特有的政治两难。哪怕中国气候政策的框架看起来四平八稳，北京仍面临重大、复杂且艰难的决策。能源转型对中国来说绝非坦途，其难度远超西方迄今为止的一切相关构想。下图生动地展现了北京面临的挑战将是何等规模。这是图说财经Newsletter中的一个常见内容，因为它将会决定未来数十年里的世界历史走向。

中国有着强大的煤炭业既得利益集团，在世界范围内，中国也是煤炭业里唯一显眼的新兴投资者。

这些利益团体的一大王牌，是强调能源供应的安全性，这既涉及国内的供需平衡，也关乎能源进口可能会中断的问题。在2021年至2022年的中国能源危机中，“煤炭才是救星”。

但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其绿色能源建设欣欣向荣。光伏、风能、电池和电动汽车的发展速度都步上了新台阶。相应地，输电网也在迅速扩张中。在未来的12 个月里，北京将需要作出抉择：究竟是借着这股东风、在巴黎协定框架下进一步加大投入以成全这一历史性的转变，还是退回到更为谨慎的路线？

我曾在“碳评注”第11期里强调过，但凡谈到全球气候平衡，一切都取决于中国选择的路径。而且时间不等人。眼下做决策时如果有所犹豫，未来几十年都无法弥补。如果中国选择以某种临时抱佛脚（last-minute effort）的方式来完成其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哪怕这么做并非全无可行性——遏制全球变暖的回旋余地便会大幅缩减。其中的利弊权衡可参考以下图表。

对2060年实现碳中和这个目标而言，一个无法逃避的事实是，中国必须在某个点上断然采取措施，问题只是在什么时间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迈出这一步。如果中国在2023年至2060年间真的要落实这样的紧急措施，力求把温升保持在1.5度以内，那累计碳排放量就不能超过1600亿吨。如果措施力度不温不火，累计碳排放量将会达到2000亿吨，如果走保守求稳的路线，那累计碳排放量更会冲上2700亿吨。中国现在的年均碳排放量约为110亿吨，综合上述这些数字考虑一番，前路的崎岖不平自当一目了然。

这对全球平衡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这也是中国领导人经常提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鲜明体现。就算我们认为温升1.5度以内这个目标已经不现实从而不再认真对待它，尚余2/3可能性的温升2度目标也只允许我们再排放9400亿吨二氧化碳。假定2060年可以实现碳中和，北京也仍要面临9400亿吨里的17%抑或29%这两个排放量选择。不管北京最终的选择为何，整颗行星的气候面貌都将因之而改变。

进一步看，我们不能只关注最终的平衡，还要关注实现这一平衡的具体手段。较慢的转型也许更简单，但这可能只是幻觉，因为这样就显得缺乏可信度。它就前进方向所传递的信号是模糊无力的。比较而言，较快的转型的冲劲更足。它会让未来的决策变得更简单，而非更复杂。在前进的道路上，这样做也能更有力地激励商业投资与技术进步

未来12个月摆在北京面前的问题是：未来的十年究竟要怎么走？按气候模型的测算，如果要把全球温升控制在2度以内，中国就需要抓紧完成碳达峰，且2035年排放量应比达峰之际减少30%左右。

这个要求来得很快，比以往任何国家的先例都还要急迫。但形势就是这么要求的。缓步慢行短期内看起来可能安稳，但中国如果不当机立断，到2030年或2035年时就会面临一系列更加难以克服的麻烦，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前景也将更加黯淡。

减排30%看起来可能不现实，但此目标尚有机会与中国近年来汹涌澎湃的绿色转型浪潮形成合力。其中廉价绿色电能的盈余是关键，中国太阳能和风能的发展也足以为其提供支持。米利维尔塔就认为，中国的钢铁与水泥行业的碳排放量虽然庞大，但相应的减碳措施也不难实行。可参照西方许多地区的经验，通过回收钢铁并改用电弧炉来削减工业领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中国已经建立起了碳定价（carbon pricing）的框架，以水泥行业的体量之庞大，在这一框架下当会面临巨大压力。中国的物流体系里尚有许多低效环节，如过于依赖公路而非铁路运输。

问题在于，北京究竟会选择顺应这一绿色浪潮、进一步加大减排力度，还是会被吸引到一条保守求稳的路线上去？米利维尔塔曾在“碳简报”（Carbon Brief）网站上指出，中国能源界官员透露出了不一致的信号。其中最令人担忧的一点是，国家能源局局长在最近的一次讲话里对能源转型问题明显表现出了消极悲观的态度。

 图中的彩线刻画了中国太阳能与风能行业的内部人士对2060年碳中和目标之实现轨迹的预测，此轨迹参照2022-2023年爆发式增长后所达到的新水平而定。当务之急是保持连续性与向前的步伐，而非暴风骤雨式的加速。中国的能源转型已驶入快车道。令人担忧的是下方的深蓝色线。这是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路径。他认为每年新增的清洁能源产能应维持在100吉瓦，这还不到2023年水平的一半，乃至于低于2060年实现碳中和所必需的速度。国家能源局2024年的工作计划也颇为低调，预计非化石能源产能将增加170吉瓦，但2023年的新增产能已经先一步冲上了300吉瓦。

关于中国能源的未来，有两幅迥然不同的蓝图。偏向乐观的行业数据显示，到2030 年，中国将增加1400至1800吉瓦的太阳能与风能发电能力，较国家能源局的计划所预期的还要多。如果用这些多出来的绿色能源替代煤炭，中国的整体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比目前水平减少10至15%。到2035年，随着风能与太阳能的进一步发展，二氧化碳排放的减少量将达到目前排放量的20-25%，实现30%的总体减排目标就此指日可待。

但目前来看中国能源政策的基本面并非如此。生态环境部确定的碳强度（carbon intensity）下降目标较为温和，总体增长目标则为5%，这意味着排放量将继续增加。国家发改委为化石能源强度（fossil energy intensity）设置的目标甚至比这还要保守。就章建华对中国能源未来的展望而言，到2026-2030年清洁能源也仅会占到能源消费增长的70%，这一目标意味着能源转型步伐的放缓而非加速。要知道中国在2022-2023年所完成的量都比这个数要高，这等于说30%的能源消费增长仍将通过扩大化石燃料的利用来达成，如此一来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自然也会继续增加。

尽管中国的太阳能、风能和电动汽车行业正逐渐迈上正轨，中国已有加快步伐、迅速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的条件，然而实施能源规划的部门似乎有点拖后腿。它遵循的路线表面看来更稳妥也更可靠，但到头来会让碳中和的实现变得更加困难以及更具挑战性。

当然，主张渐进稳妥路线的声音总是不会缺席的。章建华在文章中提到了若干要点：

……重大项目建设面临诸多资源要素制约。集中连片新能源发展用地、用海空间不足，水电、核电、输电通道等工程建设与生态敏感区协调难度大，新型储能、光热发电等价格机制尚未健全，能源转型政策合力亟待加强。新征程上，能源发展一定要坚定不移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落实“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问题在于，中国绿色能源部门的活跃既已开辟了一条更加快捷的能源转型之路，现在再把这条路堵住的话，是否有利于实现前述的一系列根本目标？如果目标已经明确，手段又是现成的，问题还迫在眉睫，此时再一味求稳是否可行？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全力配合、顺应中国绿色能源蓬勃发展的风潮，才是北京最佳的选择。

巴黎协定的进程本应成为一剂强心针。但这有赖于持久可靠的政治承诺。这种政治承诺也是产业政策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美国眼下缺的正是它。2024年底，美国可能又会像2016年特朗普当选后那样，再度消极对待该协定，拜登时期的绿色政策可能会因为无人推进而维持原地踏步的状态。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非常危险。

中国高度活跃的绿色能源部门既为中国、也为世界开启了一系列全新的可能性。它颠覆了我们对绿色能源设备所需成本的预想。这是中国多年来的政策、企业家才能与技术进步所结出的果实。但这些成就也有其代价，如劳动力成本与资本流动方面的局限。自2022年至2024年，中国的绿色能源潜能出现了一波史无前例的爆炸式增长。此情况的益处无需多言，但西方却不太欢迎这些中国货。一些鼓吹新绿色保护主义（new green protectionism）的人认为，将中国商品排除在发达的西方市场之外，乃是维持绿色能源转型背后的政治联盟的关键。但这样做的结果其实很难说清。我们正身处一个自己尚不熟悉的领域，廉价绿色能源产品之于消费者的益处很容易遭到低估。无论如何，中国的绿色投资热潮具备足以改变世界的能量，也是帮助我们维持气候稳定的最大希望，假如北京方面被求稳的考量束缚手脚而未能善用它，令中国绿色能源部门的活力最终无从释放，那事情可能就会以悲剧收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