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图兹评卡尼达沃斯演讲：2019年到2026年卡尼思想的演变

【编者按】欢迎来到「图说政经Chartbook」。这里是由知名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当·图兹（Adam Tooze）主理的Chartbook的中文版，经图兹教授本人授权。Chartbook是当今英文世界最具影响力的Newsletter之一，每周定期更新，用图表解读全球政经世界的激流与暗涌。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在达沃斯的演讲被诸多观察者评价为数十年来最重要的国际关系政治演讲。本文中，图兹将卡尼最新讲话与其2019年身为英国央行行长时的关键讲话并置阅读，勾勒出一条清晰的思想演进轨迹。

本文英文版“From transition to rupture: The evolution of Carney-thought 2019-2026”发表于2026年1月21日。

作者：亚当·图兹

译者：曹茗然

责任编辑：高铂宁

“让我直言不讳。我们正处在一场断裂之中，而非一个过渡期。”

尽管该句表述极为概念化，且刻意回避提及特朗普，但马克·卡尼周二在达沃斯的演讲是迄今为止各国政府首脑中，对特朗普总统任内行径对西方国际关系之冲击作出的最具分量的回应。

这与此前发言者形成鲜明对比。

世界经济论坛领导层中的拉里·芬克（Larry Fink）等人刻意回避提及欧美关系中最具分裂性的议题。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了清晰却温和的欧洲立场。她对特朗普就格陵兰问题威胁加征关税仅表示这将是一个“错误”。

马克龙则至少可以说更加随意。他提到被迫以反胁迫措施威胁美国的荒谬性，并将当前局势形容为“疯狂”。一度，我们中几个人似乎听到总统低声嘀咕，这场危机是否与某个人“那话儿”的大小有关。若非邻座也惊讶地转向我，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记忆。我承认，这也可能只是他飞行员墨镜反光引发的幻觉。

卡尼的演讲则完全不同。他展现出应有的严肃态度与高度的道德气度。

我们几乎每天都被提醒：我们正生活在大国竞争的时代，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正在消退，强者为所欲为，弱者只能承受其命运。修昔底德的这句箴言被视为必然，而国际关系的自然逻辑正在回归。面对这种逻辑，各国往往倾向于随波逐流、妥协退让、避免冲突，并寄希望于以服从换取安全。但那不可能。

在一段极具戏剧性的论述中，他援引捷克异议人士瓦茨拉夫·哈维尔1978年的文章《无权力者的权力》，强调即便重复谎言是阻力最小的道路，也必须拒绝如此行事。随后，卡尼描述了近年来令人不适的“权宜共存”状态。

数十年来，加拿大等国家在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下繁荣发展。我们加入其创建的各类机构，我们赞美其原则，我们从其可预测性中获益。因此，我们得以在其庇护下推行以价值为导向的外交政策。我们清楚，这一叙事部分是虚假的：最强者在需要时会豁免自身，贸易规则执行并不对称，国际法的适用程度也因被告或受害者身份不同而异。然而，这种虚构是有用的，尤其是美国霸权提供了公共产品、开放海上通道、稳定的金融体系、集体安全以及对冲突解决框架的支持。于是，我们在橱窗里挂上招牌，参与仪式，基本避免指出言辞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但这一交易已不再奏效。

过去二十年间，金融、公共卫生、能源与地缘政治等一系列危机暴露了极端全球一体化的风险。更近来，大国开始将经济一体化武器化，以关税为杠杆，运用金融基础设施施压，将供应链作为可被利用的脆弱点。当一体化成为你被支配的根源时，你便无法继续生活在“互利共赢”的谎言之中。中等强国所依赖的多边机构——世贸组织、联合国、气候大会（COP）——以及集体问题解决的整体架构正面临威胁。因此，许多国家得出相同结论：必须在能源、粮食、关键矿产、金融与供应链等方面提升战略自主性。

霸权国家无法持续将关系货币化。

盟友将通过多元化布局对冲不确定性。

它们会购买“保险”、增加选项，以重建主权——这种主权曾根植于规则，但将日益锚定于承受压力的能力之上。

卡尼接着主张进行“集体韧性投资”，认为这“比各自修建堡垒更便宜。共同标准可减少碎片化，互补性带来正和收益。对加拿大这样的中等强国而言，问题不在于是否适应新现实——我们必须适应。问题在于，是仅仅筑起更高的围墙，还是采取更具雄心的行动。”

卡尼所倡导的，与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所称的“价值导向的现实主义”相呼应。

这种价值导向的现实主义包括以下摘自演讲的要点：

• •    既坚持原则又务实：在基本价值、主权、领土完整、除符合《联合国宪章》外禁止使用武力以及尊重人权方面坚持原则；同时务实地认识到进步往往是渐进的，利益存在分歧，并非所有伙伴都共享我们的全部价值观。
• •    以开放而清醒的态度，广泛、战略性参与世界：主动面对现实世界，而非坐等理想中的世界到来。
• •    校准关系深度，使之反映我们的价值观，并在当下流动不定、风险加剧、攸关未来走向的背景下，优先进行广泛接触以最大化影响力。
• •    不再仅依赖价值观的力量，也重视力量的价值。
• •    在国内建设实力。
• •    在国际迅速实现多元化。我们已与欧盟达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加入其防务采购机制（SAFE）；六个月内在四大洲签署12项贸易与安全协议；近几日又与中国、卡塔尔缔结新战略伙伴关系；并正与印度、东盟、泰国、菲律宾及南方共同市场谈判自由贸易协定。
• •    为解决全球问题，采取“可变几何”策略，即围绕不同议题建立基于共同价值与利益的不同联盟。
• •    这既非天真的多边主义，也不依赖旧有机构，而是按议题构建可运作的联盟，与具备足够共同点的伙伴共同行动。
• •    若仅与霸权国家进行双边谈判，我们处于弱势，只能接受霸权国家给出的条件，并相互竞争，以显得最为顺从。这不是真正的主权，而是在接受从属地位的同时表演主权。在大国竞争的世界中，夹在中间的国家可以选择相互争宠；或联合起来，开辟一条具有影响力的第三条道路。
• •    不要让硬实力的崛起蒙蔽我们：合法性、诚信与规则的力量仍将强大，只要我们选择共同运用。
• •    直面现实：别再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挂在嘴边，好像它还在按宣传所称的那样正常运转。应如其所是地称呼——这是一个大国竞争加剧的体系，最强者以经济一体化为胁迫手段追求自身利益。
• •    始终如一地行动，对盟友与对手适用同样标准。当中等强国谴责来自某一方向的经济胁迫，却对另一方向保持沉默时，我们还把那块牌子挂在橱窗里。
• •    建设我们所宣称信奉的秩序，而非等待旧秩序复活；创建真正按描述运作的制度与协议。
• •    国际多元化不仅是经济审慎，更是实在的外交政策的物质基础，因为国家唯有降低遭报复的脆弱性，才能赢得坚持原则立场的资格。

读完这份清单，我发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表示认同。我所著的《滔天洪水：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全球秩序的重建》（The Deluge: The Great War, America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Global Order, 1916–1931）中最终采用的说法是“进步现实主义”（progressive realism）。

但更令我感到有趣的是，我们此前已经多次从卡尼本人那里听到其愿景的诸多要素。尤其让我想起他在2019年8月于杰克逊霍尔发表的、作为英格兰银行行长的最后一次演讲，题为《当前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下货币政策面临的日益严峻挑战》。

和2016年一样，2019年8月仍笼罩在“特朗普1.0”时期的长长阴影之下。但在杰克逊霍尔的这一场合、以英格兰央行行长身份发言时，卡尼有更大的空间系统阐述当时已明显在国际秩序内部积聚的结构性紧张。

有意思的是，卡尼在2019年同样提出了一套行动的优先级与时间表。

短期内，央行必须尽其所能打好手中已有的牌。

这意味着充分运用灵活通胀目标体制所赋予的弹性。为保持政策框架的关键公信力，最佳做法是保持透明，由央行解释其在价格稳定与产出波动之间选择特定权衡的理由。

更广泛而言，各国央行需要对全球风险规模及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形成更好的共同理解。我们不可能都靠出口摆脱这些挑战。在全球流动性陷阱中，协调行动能够带来收益，其他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也扮演着明确角色。而更早、更有力的行动将提高政策效果。

可以将这些观点视为卡尼在2026年达沃斯演讲中所说“各自为战虽可行，但代价高昂”的具体例证。代价之所以高，是因为它忽视了外溢效应。

从中期来看，政策制定者需要重新洗牌。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改善当前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IMFS）的结构。这要求确保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核心机构，尤其是开放式基金，在整个全球金融周期中具备韧性。这要求加强对跨境外溢效应的监测以指导宏观审慎政策，必要时也包括资本流动管理措施。这也凸显重建适当的全球金融安全网的重要性。

随后，他提出了更为根本的结构性分析：

风险正在积聚，而且是结构性的。

根据卡尼在2019年的判断，这些风险源于全球经济中的一种基本不对称性。他在2019年早些时候的一次演讲中用如下幻灯片加以说明：

当世界经济日益多极化时，全球金融体系却顽固地以美元为中心。

从更长期来看，我们需要改变游戏规则。不能幻想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IMFS）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改革，也不能指望市场力量迅速促成储备资产的转换。但同样，对现状的轻率接受也是误导性的。

因此，早在2019年，在“特朗普1.0”的阴影下，但更重要的是在世界经济结构性变迁的驱动下，卡尼便已得出结论：变革之风正在吹起，是时候为一个不再由美国霸权主导的世界做准备了。明智的政策在于预判这一断裂，并塑造一种新型秩序。而他在2019年设想的新模式，已预示了其昨日在达沃斯所倡导的“可变几何”的多边合作模式。在2019年他说：

当变革到来时，不应只是用一个货币霸权取代另一个。任何单极体系都不适合多极世界。我们应当认真思考一切可能性，包括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以构建一个更均衡、更有效的体系。

正如卡尼所指出的，现代经济史上仅发生过一次全球货币体制转变，即战间期，而那次转变以灾难告终。在20世纪20年代，以美元和英镑为主要锚定的金汇兑本位制是一场灾难。由此，卡尼得出结论：

在储备货币供给问题上，当发行者数量较少时，协调难题反而比垄断或多个发行者情形出现的可能性更大。虽然人民币的崛起或可在长期内为当前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IMFS）问题提供次优解，但最优解仍是建立多极体系。

多极的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IMFS）的主要优势在于多元化。多种储备货币将增加安全资产供给，缓解不对称体系对全球均衡利率造成的下行压力。随着多国竞争发行全球安全资产，其获得的安全溢价应当下降。

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IMFS）也将减少核心国家的外溢效应，从而降低贸易与金融周期的同步性。这将减少体系脆弱性，提高资本流动的可持续性，并推高均衡利率。尽管目前看来多极的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IMFS）仍较为遥远，但技术发展为这种世界的出现提供了可能。这一平台将基于虚拟而非实体形态。

卡尼2019年构建的这一模型，与他本周在达沃斯的表述，连续性显而易见。

但回望他在2019年作出的更为冷静的思考，也更凸显了他周二掷地有声的那句话所蕴含的力量：

“我们正处在一场断裂之中，而非一个过渡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