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世界丨一带一路2.0

【编者按】「现象世界」（Phenomenal World）是一份专注于政治经济学和全球转型的国际出版物。2025年1月，「现象世界」正式启动它的中文专栏，与「图说政经Chartbook」的中文平台合作发布。这是「图说政经 X 现象世界」合作专栏的第（十三）篇。

中国企业正通过前所未有的海外绿色投资填补全球空缺。一份新报告揭示，自2011年以来，中国企业已在全球54个国家承诺投资逾2270亿美元建设清洁技术制造基地。这股资金流不仅正重塑全球绿色产业格局，也折射出“一带一路”从国家主导走向民营资本驱动的深刻转变。

本文英文版于2025年9月19日发表于政经网站“现象世界”（Phenomenal World）。

作者：蒂姆·萨海（Tim Sahay ）

译者：刘西来

责任编辑：高铂宁

COBCO，一个中国-摩洛哥锂离子电池零件合资生产商位于摩洛哥焦夫拉斯法尔的工厂

中国企业正在走出去。

随着美国从绿色科技产业撤退，并施压其盟友效仿，中国企业正挺身而出，为发展中国家的绿色转型提供动力。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净零工业政策实验室（Net Zero Industrial Policy Lab, NZIPL）发布了一份新报告，由该实验室研究员Harold Xiaokang Xue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 （Grantham Research Institute on Climate Change & the Environment ) 高级政策研究员马提亚·拉森（Mathias Larsen）共同撰写 ，该报告基于一个关于中国海外清洁技术制造业投资的综合数据库，揭示了其中蕴含的洞见。

规模令人震惊：自 2011 年以来，中国企业已承诺在 54 个国家的 461 个绿色制造项目中投资超过 2270 亿美元——其中 88% 的投资发生在 2022 年之后。按通胀调整后的美元计算，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当年“马歇尔计划”2000 亿美元的规模。

正值全球最迫切需要采取气候行动、清洁能源也已成为全球最廉价的电力来源之际，美国却选择放弃领导，甚至退出这一转型。与此同时，中国在国内大举推动绿色投资，并实现了绿色产业链的端到端控制：太阳能、电池、电动汽车、风力涡轮机、绿色氢能。而这些产能正在被带到发展中国家，其中超过 75% 的项目位于渴望工业化产能的全球南方国家。

基于Xiaokang Xue和拉森的研究报告，彭博社记者大卫·菲克林（David Fickling ）对这两种趋势进行了对比：

“此刻，北京正在提供廉价清洁能源、就业机会、贸易和通往繁荣之路。华盛顿提供的则是关税、政策混乱、白人至上主义的网络迷因，以及韩国工人在电池工厂遭突击检查后被戴上镣铐的景象。这绝不是赢得 21 世纪大战略竞争的方式。”

净零工业政策实验室联合主任、现象世界《多重危机》通讯作者蒂姆·萨海（Tim Sahay ）与马提亚·拉森就这项新研究进行了对话，探讨了这一现象对全球绿色转型格局的启示，以及这一全球经济史关键时刻的意义。

以下收录的是与马提亚·拉森的采访内容：

萨海：中国在绿色科技领域的全面主导地位，引发了许多国家政策制定者、分析人士和产业领袖的焦虑——“产能过剩”（overcapacity）和“倾销”（dumping）成为当前的热词。有人提出的对策是：中国应该在海外设立绿色工厂，而不是仅仅通过船运输出绿色产品。这些会发生吗？

拉森：我们的研究表明，简而言之，中国在清洁技术制造业的对外投资正在大幅增加。这既有助于东道国的发展，也推动了全球的绿色转型。

五个关键结论有助于我们的理解。第一是投资规模：总额超过 2000 亿美元，接近 2500 亿美元，并且自 2022 年以来快速增长。目前接近每年 1000 亿美元，这与中国在 2018 年基础设施贷款达到峰值时的规模相当。相比之下，美国在二战后实施的马歇尔计划总额约为 2000 亿美元。马歇尔计划使欧洲被锁定在美国的技术和标准体系中，因此，当我们看到类似的投资规模时，就可以问问：未来是否可能产生类似的投资效果？

直观来看，中国在 2024 年国内绿色制造业的投资为 3400 亿美元，而对外绿色直接投资为 700 亿美元，大约是五分之一。按存量计算比例也相同：国内绿色制造业投资约为 1 万亿美元，而海外投资存量已超过 2000 亿美元，同样是五分之一。

第二个关键点是增长速度。“一带一路”倡议主要依赖基础设施贷款，在 2018 年达到约每年 1000 亿美元的峰值。随后急剧下滑，在 2020 到 2022 年间几乎没有对外投资或贷款。从 2022 年起，我们追踪到的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加。尽管 2025 年的数据显示投资量的停滞，但这种模式最终可能稳定在此前的水平，即每年约 1000 亿美元。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一带一路倡议2.0”。

图源：净零工业政策实验室

第三点关于项目的进展情况。我们研究对象中的大多数项目实际上尚未投入运营，这意味着真正的生产能力将在一两年内上线。届时，我们才能看到这些项目对东道国发展以及绿色技术在全球传播方面的实际影响。

第四点涉及所涵盖的技术。这些投资几乎覆盖了大部分绿色技术，其中一半以上集中在太阳能和电池技术上。这意味着，中国在绿色科技领域的全面主导地位——这一点我们都越来越熟悉——正在全球化。（风能所占比例稍低一些，但依然是整体布局的一部分。）

第五点是这种全球化的广度：这些投资遍布所有大洲。

图源：净零工业政策实验室

我再谈谈这个新数据库的范围：它只涵盖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不包括他国企业的投资，也不包括中国国内的投资。同时，它统计的是投资，而不是贷款——贷款是此前我们熟知的“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形式。我们还特别聚焦在制造业，而不是发电项目，并且专注于清洁技术制造业。此前对这类投资的追踪研究并不全面——它使我们猜想中国可能在进行这类对外直接投资，但没有给出清晰的规模和影响判断。

萨海：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并使其供应链国际化的动机是什么？这在多大程度上是私营资本主导的战略，而在多大程度上是东道国发展战略的一部分？

拉森：有些国家显然从这些投资中受益匪浅，这些投资也显然是它们自身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但从我们收集到的数据来看，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企业背后有三个主要动机：

第一，是进入东道国市场。许多国家意识到绿色技术正逐渐占据其经济的重要份额，而单纯依赖进口清洁技术会对本国工业和就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它们往往会设置关税和本地化生产要求，以确保价值链的一部分在本国境内完成。巴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第二，是进入第三方市场。当美国和欧盟等大型市场对来自中国的直接进口征收高关税时，中国清洁技术企业便选择在能够进入这些市场的国家投资建厂。摩洛哥就是一个重要例子，因为它与美国和欧盟签有自由贸易协定。

第三，是获取原材料投入。随着制造规模的扩大，对镍、钴、锂等原材料的需求也在增长。除了采矿之外，越来越多的加工环节也在东道国进行。印尼是一个主要例子，该国通过与中国谈判，来争取在制造供应链中获得更大份额的附加值。

萨海：我们该如何理解中国这一轮海外绿色制造业扩张，对其在全球绿色转型中所扮演角色的意义？

拉森：这些中国的海外投资对气候而言是显然积极的。它们在推动清洁技术的全球传播、压低成本、加快清洁技术部署速度方面，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至于这些制造业投资是否会造成产能过剩，实质上是一个投资能否盈利的问题，而不是这些技术是否需要的问题。因为显而易见，我们必须加快部署清洁技术的步伐，才能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

图源：彭博社

这些投资对东道国发展和减碳的影响，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经济格局和政策制定空间。它们为东道国提供了一个制定产业政策、推动国内发展目标的机会窗口——有些国家抓住了机会，做得不错，而另一些则没能充分利用。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动态关系是绿色投资对中国在全球南方金融角色的意义。正如前面提到的，“一带一路”贷款大幅下降，并被“小而美”战略所取代——从大规模基础设施融资转向更小规模、更高利润的项目和行业。（实际上，比起其结果“美”来说，这些项目规模更“小”。）因此，我们所看到的这种规模是有意义的，可以说对发展速度和绿色转型都是好事——因为许多全球南方国家接近债务危机，或担心陷入债务危机。当然，外商直接投资（FDI）不存在过度负债问题，因为与这些项目相关的任何贷款都记在中国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而不是东道国政府账面上。

接下来是全球贸易问题。中国目前有 1 万亿美元的经常账户顺差。如果制造业向海外转移，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减少这一顺差。目前，清洁技术仅占中国出口的 5%，但这个比例在不断上升。“走出去”的趋势可能会减少中国的直接出口，从而缓解中国经济的一些失衡。

萨海：中国政府在支持这种由私营部门主导的“一带一路 2.0”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是否有大量的规划、资金支持、协调和执行？

拉森：“一带一路 1.0”完全由国家主导。项目由中国政府和相关东道国政府共同规划，然后由中国政策性银行、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中国国有保险公司（如中国信保）融资，并主要由中国国有建筑公司承建。国家在双方都全程参与。贷款通常由东道国主权担保，或与商品销售收入挂钩，等等。

相比之下，“一带一路 2.0”完全是民营化的。是私营企业自己筹集资金进行投资。东道国当然欢迎这些项目，因为它们希望吸引这类外资，但通常这些项目既没有获得东道国补贴，也没有获得中国政府的补贴。

考虑到“一带一路”曾获得巨大的国家支持，这种转变其实颇令人惊讶！在我与从事此类贷款业务的中国银行交流时，他们几乎没有向中国私营企业提供贷款，用于海外绿色制造投资。比如比亚迪，它通过在香港部分上市来融资海外投资，而不是依靠国家开发银行。这清楚地显示了第一轮“一带一路”与如今的鲜明对比。

最让外界观察者感到意外的，可能是我在访谈中发现的情况：中国政府官员自己也未必清楚这些海外绿色民营投资的完整范围和累计规模。像商务部这样的部门，当然会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审批，但审批是在项目层面进行的。如果中国政府本身没有追踪或协调这一大规模的绿色制造对外投资激增，那么这种由私营部门主导的“一带一路 2.0”，就不太可能是在政府对政府层面进行的协调。

萨海：相比于西方替代方案，受援国如何看待中国的绿色制造投资？此外，你将对欧盟提出什么建议来应对中国的海外融资？是竞争，还是合作？

拉森：我认为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中国企业本身并不是出于偏好才去进行这类海外投资的——它们当然更愿意在国内生产，再出口产品，以此最大化利润。

之所以被迫投资建厂，完全是因为东道国对中国产品进口设置了限制条件。如前所述，东道国意识到从中国进口新技术可能会威胁本国的产业基础、进一步工业化和发展计划、就业等。而来自中国的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反而可以被视为一种机会，利用这些投资来推动本国产业化、就业和发展。关键问题在于：东道国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能够利用好这一机会。

东道国如何回应，才能最大化自身从这些投资中获得的利益？它们应当向中国投资者提出哪些原则和条件？而那些潜在的新受援国，若未来可能接受这类投资，应当如何在全球供应链中定位自己？它们应当向中国投资者提出怎样的要求？未来对这一大规模投资计划的分析，应该主要围绕这些问题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