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图兹：全球援助失衡揭示了富裕国家的双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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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和地理因素仍然影响着全球的政策选择。本文中，图兹分析了经合组织近年来的发展援助金数据，富裕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援助远远不足以应对当前最紧迫的需求，也无法支持对可持续发展的全面投资。

本文英文版发表于2024年8月31日，刊发时有编辑。

作者：亚当·图兹

译者：戴涵之

责任编辑：高铂宁

“直入主题（in medias res）”地存在、思考和行动，并不是上升到某个假定的更高视角后对所揭示的更深层真理的自由主义式逃避。这甚至不是一种选择。“直入主题”地存在、思考和行动同时既是命运，也是成就。不承认这一状态的存在是逃避或自欺。 

无论某些知识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如何暗示，我们无法逃避自己的被抛掷性（thrownness）。另一方面，真正与这个多重危机的世界接触，并与之保持关系，涉及到理解现代世界的规模、复杂性、紧张、矛盾和节奏，无论是在我们自身内外、或是远近的层面，都是一项巨大且常常令人不堪重负的挑战。面对这一挑战，我们的部分自我不断退缩并逃避。

如何尽可能充分地“直入主题”，是我在最近的书籍、短文、这个通讯和播客中所关注的核心挑战。更简单地说，这个挑战也可以通过一系列简洁的问题来表达：我们身处何处？我们真的知道自己在什么星球上吗？我们能重返地球，脚踏实地吗？“我们”是谁？而最紧迫的是那个经典的追问：“现在是什么时候？”我们是否知道，真的知道，时间流逝得有多快，以及我们处在历史时间线的哪个位置？

这些问题不是用来沉思的，也不是出于无所事事时的好奇心提出的。它们是紧迫且实际的。如果我们想声称自己对现实世界有真实的参与，并因此希望有任何知情和有目的的行动，这些问题就是第一步。相反，对现实的逃避、盲点和结构性虚伪，深刻地揭示了我们实际的利益以及在我们所处的世界中召唤意志、力量和资源以有效行动的意愿。

本着这种精神，我在《金融时报》的专栏中一再强调全球发展问题，作为西方政府及其公众未能迎接当代全球挑战规模的特别明显的例子。

在以前的一篇专栏中，我讨论了富裕国家未能抓住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巨大机会。

“在一个多重危机的世界中，各种交织的问题相互加剧，且很少有简单的解决方案，这使得识别那些真正显而易见的政策选择变得尤为重要。疫苗就是这样一种投资。自1960年代以来，全球疫苗接种运动已消灭了天花、压制了小儿麻痹症，并控制了麻疹。对公共卫生的适度投入拯救了数千万生命，减少了疾病发生率，使世界各地的儿童能够成长为能够过上健康和富有成效的生活的成年人……不幸的是，在公共政策中，疫情准备工作往往被委托到资金不足的发展机构预算中，或被挤压进紧张的卫生预算中。这样的开支应该归属于工业政策和国家安全的范畴。生物技术是未来经济增长最有前景的领域之一，它结合了研究、高科技制造和服务业工作。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宣称的：“疫苗政策就是经济政策。”疫情准备工作属于国家安全的范畴，因为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威胁。2020年至2023年间，英国因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数远远超过了二战期间被德国轰炸机炸死的人数（225,000人对比70,000人）。仅仅一个较大的欧洲国家的年度防御预算就足以支付一个全面的全球疫情准备计划。仅在英国那一艘自负的航空母舰上花费的钱，就足够使世界免受可怕的埃博拉病毒和马尔堡病毒的威胁。”

在2023年，我强调了美国和欧盟在萨赫勒地区担心其影响力丧失的荒谬性，尤其是他们的援助努力如此微不足道。

“在上周南非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之后，问题悬而未决：西方在一个新的多极世界中能提供什么？这个问题在非洲尤为紧迫。尼日尔的政变进一步展示了西方战略在萨赫勒地区的全面失败。西方军事干预，尤其是法国的行动，令人尴尬。但这一系列政变也反映了欧洲在“萨赫勒联盟”计划中将经济发展与安全相结合的努力的失败。这个由法国和德国共同推动的多国集团协调了该地区的援助和发展项目。自2017年7月启动以来，到2023年，共有超过1,100个项目，累计资金承诺达到229.7亿欧元。对尼日尔而言，萨赫勒联盟下的项目承诺超过58亿欧元。而这只是政变前尼日尔获得的财政援助的一部分。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2021年尼日尔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为17.8亿美元。这些数字听起来令人印象深刻，但当你将它们与萨赫勒地区的发展需求规模进行对比时，就显得微不足道。西部萨赫勒地区居住着1亿世界上最贫困的人口之一。尼日尔的2500万居民在全球人类发展指数中排名倒数第三，并且出生率最高。尽管长期被誉为该地区的西方堡垒，近三分之二的尼日尔人口无法阅读。尼日尔迫切需要在教育、农业灌溉和基础卫生服务方面进行投资。为了满足这些优先事项，2021年按人均计算，外国援助每位尼日尔居民仅为71美元，即每周1.37美元。在这微薄的总额中，大约7美分用于教育，15美分用于卫生，30美分用于生产和基础设施。只有26美分用于维持生存的基本需求。”

上个月，我讨论了美国在处理中美洲发展问题时普遍存在的宿命论。

“共和党的攻击路线是可以预见的：卡马拉·哈里斯是拜登的‘边境沙皇’。与墨西哥的边境危机表明她失败了。民主党的回应也是如此：不，副总统从未负责边境问题。她的角色是解决来自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的移民问题的根源。没人能责怪她失败，因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种回应令人瞩目之处不在于它是否合理，而在于它设定了如此低的标准。对于共和党人来说，中美洲的绝望是进一步封闭边境的理由，而对于民主党人来说，这些问题的根深蒂固则成为了借口。显然，没有人期望哈里斯或其他人能成功解决该地区的贫困和不安全问题。美国对此耸耸肩，安于与门前的多重危机共存。”

这个周末，作为对美国邻里政策上一篇文章的背景，我回到了全球援助规模，特别是欧洲对非洲大陆援助的问题。

富裕世界对当代全球挑战的反应过于微不足道，再次成为了焦点。

关于全球发展需求的非争议性估计显示，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所需的投资总额在每年3至4万亿美元之间。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但考虑到所提供的回报以及全球GDP达到105万亿美元，不能将其简单地视为“乌托邦式的”数字。

外国直接投资（FDI）和私人贷款将承担部分工作。但这些投资高度波动，不愿承担全面发展的必要风险。因此，支持和风险管理必须来自公共财政。一部分资金将来自如世界银行这样的多边发展银行。但大量资金将依赖于优惠贷款和赠款形式的援助。关键问题是，目前可用的资金有多少？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下的需求？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理清各种援助项目的字母乱码和不同的金融援助渠道，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如果深入了解欧盟的发展政策，比如米凯拉·加瓦斯（Mikaela Gavas）和 W.格尤德·摩尔（W. Gyude Moore）精心整理的概述，你会发现自己在一层层的缩写、项目、倡议、机制和议程中穿梭。欢迎体验被径直抛入事件之中。

为了寻求一些量化总结的手段，以及与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美国国务院援助项目的比较依据，我查阅了经合组织（OECD）编制的有关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成员援助努力的比较数据。这些数据是富裕国家政府用于评估其援助工作的标准。对于任何想要了解当前形势的人来说，这些数据无疑是宝贵的工具，也为我们的问题提供了清晰明确的答案。

富裕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援助远远不足以应对当前最紧迫的需求，也无法支持对可持续发展的全面投资。

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2023年官方发展援助（ODA）的总量为2240亿美元，创下新高。然而，其中只有360亿美元流向了非洲，这个拥有最严峻发展需求的大陆。

当然，资金并不是一切。要显著加速经济发展，依靠的不仅仅是援助和优惠融资。但完全忽视资金问题是不诚实的。非洲需要资本和援助，而区区360亿美元分散到整个拥有14亿人口的巨大大陆，实在微不足道。

那么，如果西方国家真的通过实质性的援助来改变非洲的发展轨迹，这些数字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呢？对此，OECD的数据也给出了答案。

不成比例但也很具启示性的是，OECD数据不仅包括对非洲、亚洲及其他发展中和低收入国家的援助和优惠资金，还包括欧洲、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对乌克兰提供的援助和优惠资金。

其结果令人震惊：2023年，流向乌克兰并被经合组织（OECD）归类为官方发展援助（ODA）的资金，超过了流向整个非洲大陆的等值资金。

显然，乌克兰正处于战争之中。但近年来，埃塞俄比亚和苏丹也经历了更为血腥和灾难性的冲突，西方国家对此却没有给予相应的关注和参与。

此刻，苏丹的数百万人面临着饥荒的直接威胁。联合国为苏丹饥荒救援发出的募捐呼吁金额为26亿美元，远低于2023年乌克兰每月获得的援助资金。然而，到目前为止，该募捐只筹集了10亿美元。

这一差距鲜明地反映了西方捐助国对不同危机的态度：在某些危机中，捐助者认为自己的利益直接且紧迫地受到影响，而在另一些危机中，他们则表现得相对冷漠。

这是“危机发生在‘和我们一样的人’身上”，即那些被邻近的欧洲国家接纳了数百万难民的人，和危机发生在非洲的黑人身上之间的区别。而对于非洲的黑人，捐助者群体大多只能感到一种抽象的同情和认同感。

这也是全球肤色界线两侧的危机之间的区别。

这些差异揭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尽管全球化已成为老生常谈，但种族等级制度和地理分隔仍然支撑着我们的政治话语和政策。这是一种对我们当下所处状况的悲哀评论，它也引发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这条界线是否会继续存在？如果继续，代价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