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现象世界」（Phenomenal World）是一份专注于政治经济学和全球转型的国际出版物。2025年1月，「现象世界」正式启动它的中文专栏，与「图说政经Chartbook」的中文平台合作发布。这是「图说政经 X 现象世界」合作专栏的第（十二）篇。

本文系统考察了以色列建国以来本地军工业的结构性演变及其与美国军事援助的耦合关系。2023 年10月后，为应对弹药短缺与禁运风险，以色列军工业长期的“警务化—出口化”模式出现逆转，战术变换的背后是以色列正将占领与“歼灭”常态化。

本文英文版于2025年8月29日发表于政经网站“现象世界”（Phenomenal World）。

作者：希尔·赫弗（Shir Hever）

译者：王晓菲

责任编辑：高铂宁

以色列是全球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自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于1948年5月26日下令组建以色列国防军（Israel Defense Forces，IDF）以来，国防军及更广泛的以色列安保力量，便成为该国制度、金融结构和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柱。其后数十年间，该国的政治经济始终围绕战争这一核心组织原则发展，并随着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及其引发的战争形态变化而不断演进。

20世纪40年代，原本分散的定居殖民主义民兵组织（settler-colonial militias）逐步整合为一家国有、公共管理的军工生产实体。以色列国家对该产业的出口加以限制；这一做法在建国后延续，国有军工企业持续为扩张主义目标生产装备。在冷战初期及后殖民时期，以色列的军事战略映照出这一经济模式：并非追求常规战争，而是通过配备轻武器的小型军事单位实施种族清洗，推进定居点扩张。尽管以色列确实（主要从法国）进口武器，但这些民兵的装备主要依赖本土生产。

1973年阿以战争结束后，随着美国军事援助激增，以色列军队的采购模式随之改变。全球冷战进入新阶段，引发以色列防务工业内部的结构性变革。战争暴露出以色列防务的严重弱点：其在与苏联武装的阿拉伯国家军队对抗时一度处于劣势。这促使以色列迅速扩大从美国的武器进口规模，推动了以色列国防工业的结构性调整：为加强与美国国防工业的联系，以色列对其国内军工体系推行私有化和自由化。

此后整个20世纪后期，IDF逐步转型为一支高科技的“殖民警察”力量，通过监视与控制手段对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口实施管控。随着美国武器进口规模的扩大，以色列也将本土生产重新聚焦至监视与监禁等新型专业技术。军工装备生产由此形成新的全球分工，并在“反恐战争”和美国主导的全球防务产业的塑造下并延续至2023年。

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发动的种族灭绝行动打破了延续数十年的既有格局。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以色列军工业在保持对武器进口高度依赖的同时，显著提升国内产能进行补充——这标志着其民兵国家（militia-nation） 本源的回归。这一转变体现在质与量两方面。面向内需的以色列军工复合体正重组生产结构，专注于生产低技术、适用于蛮力摧毁与驱逐的武器装备，其产品和战术正回归建国初期的原始战略。

定居殖民主义国家（settler-colonial state）

以色列军工产业的根源早于国家本身的成立。以色列军事工业公司（Israel Military Industries）——“沙漠之鹰”和 “乌兹（Uzi）”冲锋枪的制造商——于1933年创立，作为轻武器生产商为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民兵（Zionist militias）供货。这些武器被秘密生产、走私和非法囤积，供这些武装犹太复国主义团体使用。后来组建IDF的各路民兵组织主要装备斯登（Sten）冲锋枪、迫击炮和轻型装甲车——这些武器非常适合恐吓平民，并最终在巴勒斯坦的种族清洗中发挥实效。这些武器偏好小型军事单位战术与在崎岖地形中的非正规作战，契合以色列早期强调高机动、分散指挥的作战原则，并体现以色列将领常称道的理想——“小而精的军队（a small and smart army）”。

集体主义定居者思维（collectivist settler mentality）对塑造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军事主义、军备战略及其与巴勒斯坦原住民关系具有决定性影响。在前以色列总理、工党及工会领袖大卫·本-古里安主政期间，国家垄断了以色列武器制造业。这种武器生产不仅推动了公共部门发展，其收益还持续反哺研发领域。这种战争模式同时影响征兵政策：为维持部队凝聚力与忠诚度，以色列豁免了大部分人口——巴勒斯坦人、极端正统犹太教徒（Ultra-Orthodox Jews），以及后来日益增多的世俗犹太人（secular Jews）——的服役义务。该战略在1948年、1956年及1967年成效显著，轻装备高机动部队屡次击败组织松散的阿拉伯武装。然而1973年战争爆发后，其局限迅速暴露。

统治的基础架构

1967年“六日战争（Six-Day War）”中，以色列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军事胜利令其军方精英滋生过度自信，但1973年“赎罪日战争（Yom-Kippur war）” 彻底打破了这种包括武器制造在内的自给自足幻想。伊拉克、叙利亚政府大批采购前苏联装备，加之阿拉伯石油收入激增以及由此购买的大量武器涌入，预示着围绕多条冲突轴线的地区性军备扩张到来。战争于10月爆发时，以色列的小股部队，甚至其制空优势，均未能阻止叙利亚和埃及部队的推进。战局中期，以色列转而大批进口美制武器，这必然催生了新战术——并最终导向新战略。

对美国军事资助的依赖始于赎罪日战争期间，并迅速成为以色列军工产业的一项关键特征。由于以色列与受苏联支持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政权存在结构性对立，它自然成为美国实现冷战利益的地区代理人。美国通过挽救以色列于危难之际，不仅获得了在中东地区投射力量的战略资产，同时也得以按照自身的经济和地缘战略需求重塑以色列的军工体系。

在此后数年里，美国通过军事资助对以色列本土可研发的技术装备类型施加压力。五角大楼甄别出可能与美国防务公司构成竞争的以色列军事科研项目，并通过谈判使其终止。其中包括一项旨在与美制LAU导弹竞争的反坦克导弹项目，以及以色列的旗舰军备计划——“拉维（Lavi）”战斗机，该机于20世纪80年代研制，目标是超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F-16战机。五角大楼还监控含有美国技术的以色列武器出口，禁止其向俄罗斯、中国等国销售。

自1973年以来，以色列已成为美国对外军事援助的最大受援国；1979年伊朗革命后，更跃升为中东地区迄今最大的美国军备采购方。自赎罪日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向以色列提供的军事援助总额已超过1710亿美元（未调整通货膨胀且不计利息）。这一采购基础的转变，深刻重塑了以色列本土军工企业的定位：美国虽仍以绝对优势居全球军售之首，但以色列本身也已成为主要军火出口国，其人均军火出口额居世界首位。不过，美国武器出口主要面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成员国，而以色列的大部分武器出口则流向非北约成员国。

美国与以色列军事利益的结合产生了双重结果。首先，在美国影响下，随着以色列进入大规模私有化时期，私营军火公司在IDF采购中的重要性逐渐超越国有企业。由于美国对武器生产施加的艰难调整以及冷战结束后的军费削减，私有化压力进一步加剧。1993年，由以色列·萨丹教授（Israel Sadan）主持的政府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以色列军事采购前景，建议将仓储配送、物流采购乃至基地安保等"非核心"职能私有化。私有化供应商之间的竞争被宣传为节约成本的举措，并向以色列公众保证这不会损害安全。“效率”成为当时的口号。时任IDF负责人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将其概括为：“凡是不射击，或不能直接帮助射击的，一律削减。”

私有化进程并未局限于军火工业。随着1985年《结构稳定计划》（Structural Stabilization Plan）的实施，以色列启动了大规模私有化进程，涉及电信基础设施与服务、国家航空公司、银行业，并在水务、医疗卫生与港口领域推进部分私有化。除了迎合美国利益之外，私有化还为以色列安防精英阶层提供了进入私营军工企业管理层、获取可观利益的机会。

其次，这些私营企业日益深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反恐战争”产业链。私有化改革与专业技术发展同步推进，聚焦于网络战、攻击型无人机及军用车辆先进电子系统等领域。随着“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Second Intifada）和2001年“9·11”袭击事件后，以色列与美国共同致力于开发用于监视、监管与管控的高科技系统。

2001年以来，以色列本土军工产品的70%-80%用于出口。以色列军火公司以向“边缘客户”销售武器而闻名，包括遭国际军火禁运的国家、反叛武装、民兵组织、与主要武器供应国无外交关系的政权，甚至包括后来将这些武器用于对抗以色列的客户。这一声誉形成于1960年代全球冷战高峰期，当时以色列向乌干达、安哥拉、智利、南非、新加坡、台湾、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及革命前的伊朗（巴列维）出口武器。随着热点战争地域的转移，其出口对象后来转向卢旺达、南斯拉夫、土耳其、阿塞拜疆与印度。近几十年来，海湾国家亦加入采购行列。尽管以色列的出口规模落后于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全球主要武器出口国，在2008年入侵加沙地带导致约140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后，以色列于2009年前后成为全球人均军火出口量最大的国家。

以色列企业将巴勒斯坦被占领土（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ies）塑造为产品试验场，开发适配美国国土安全项目演进需求的产品，特拉维夫（Tel Aviv）由此迅速成为全球武器工业安全领域的首都。以色列在加沙、黎巴嫩等地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均成为其军火企业的利好契机——这些企业得以在每次行动后接踵而至的各类军贸展会上，将其产品营销为"经实战检验"（battle-tested）。迄今，这些军事产品已成为重要产业和以色列经济的关键支柱。2012年，以色列凭借军事出口创收75亿美元。同年，前国防部长埃胡德·巴拉克披露其国内约15万家庭的生计依赖军工产业。

以色列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是这一体系的核心支点。这种本质上属于军事同盟的关系，通过资金与军火交易在以色列经济中发挥着结构性作用。美国每年对以色列约31亿美元军事援助中，约75%必须用于采购美制武器，剩余部分则可用于本土军工产品。这种深度绑定推动了产业整合，例如，美国马格南研究所（Magnum Research）将其“马格南”和“沙漠之鹰”手枪的生产线整体迁至以色列。如今，即便以色列采购美制装备，这些武器也往往搭载以色列组件。与此同时，政府拨付的科研经费和高校联合研究项目，为这些镇压性技术（technologies of repression）披上了科学合法性的外衣。

2018年，在私有化浪潮和出口需求双重驱动下，私营企业埃尔比特系统公司（Elbit Systems）收购了国有以色列军事工业公司（Israel Military Industries），由此成为以色列最大的军工企业，并于2019年跻身全球第28大武器制造商。埃尔比特不仅直接向军方供货，还以分包商身份为通用动力、空中客车等跨国巨头提供产品与服务。它清晰地代表了以色列军工产业的新面貌：研发压迫性技术，打造与美制武器互补而非竞争的产品线，并凭借全球各国政府对以色列“占领经验”的高度重视而实现全球出口。

灭绝战略

1973年战争后的半个世纪里，以色列国家支持的定居殖民主义民兵组织被改造为针对巴勒斯坦人的高科技压迫体系。在高度资本化的新型军队中，军工企业通过在被占领土实施军事打击与日常监控来检验并展示其技术能力。

由于专精监控系统、防暴器材与监禁基础设施，这一“实验室”的产品适于维持占领，却难应对常规战争。IDF不再是作战部队，而沦为殖民警察部队——其首要任务是威慑、羞辱与镇压巴勒斯坦人的抵抗，而非追求战场优势。围绕上述技术，以色列还培养了数以万计的私有安保人员，专门从事这些技术的开发与维护。

以色列长期依赖对巴勒斯坦被围困人口实施高科技“警务化”管控的模式，但这一体系在10月7日袭击后遭遇严重冲击。2025年3月泄露的内部调查显示，以色列军方官员当时认定巴方不可能发动袭击，坚信其威慑体系牢不可破。然而，当哈马斯（Hamas）击碎这一幻象后，以色列的极右翼政府回归到此前被认为过时的作战方式：动用美国提供的重型武器——火炮、坦克、武装无人机、舰炮及战机——对全体居民实施长期围困。

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的种族灭绝行动，以及对黎巴嫩、叙利亚、也门和伊朗的跨境打击，其共同特征在于：几乎所有火力均依赖进口武器，且多数由美方补贴。2024年11月，一名以国防系统官员对《Ynet》透露，除向美国采购外，此外，以色列还以溢价向德国、塞尔维亚等国采购军火，并扩大与包括多个穆斯林国家在内的"无邦交国家"的军事贸易往来。随着IDF在后"10月7日"行动中耗尽弹药装备，以色列军火商已转变为全球军贸市场的搜寻者：在乌克兰对武器的需求推高价格的背景下，他们以无人机和计算机化设备等高技术武器系统，换取炮弹、火药及其他炸药等基础物资。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截至2023年12月，美国已向以色列交付逾5000枚Mk82无制导炸弹、5400枚Mk84型2000磅无制导炸弹、1000枚GBU-39型1000磅炸弹及约3000套JDAM制导套件。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美国除维持对以色列每年38亿美元的常规军事援助外，还额外提供了价值约179亿美元的武器弹药，同时以色列自费从美国军火公司进口了约82亿美元的武器装备。

向最大化破坏战略的转型同时触发了国内武器制造业的回归。在埃尔比特系统（Elbit Systems）2025年股东大会上，这一趋势十分明确：以色列仍依赖军火进口，但为规避日益加剧的军事禁运，正尽可能从本土企业采购。埃尔比特系统公司的出口占比从2023年第一季度的79%降至2024年第四季度的58%。这一回归至公司创立初期以国内市场需求为核心的重组模式，并未造成销售下滑。公司最新财报显示，营收与营业利润的增长并非来自出口，而是由于“与战前需求水平相比，来自以色列国防部对其产品与解决方案的需求出现实质性增长”。截至2024年12月末，公司营收68亿美元、 营利6亿美元——2023年同期为营收60亿美元、营利15亿美元。在手订单从178亿美元增至238亿美元。总体而言，以色列军工企业正普遍迎来国家军方的订单潮。2025年5月，埃尔比特系统发行5.88亿美元新股，由美国银行证券、摩根大通、杰富瑞和摩根士丹利联合承销。

与早些时期一样，这一经济转向伴随军事战略的调整。一个典型证明是埃尔比特系统公司的新型155毫米“Sigma（Ro’em）”火炮。乍看之下，其研发似乎自相矛盾：以色列正面临155毫米炮弹的严重短缺，为何还要投资一款将射速提高一倍的火炮？“Sigma”的技术创新揭示了IDF更深层的战略优先事项：其机器人自动装弹系统将操作人员从7人减至2人，使小型作战单元可在最低程度协同与纪律要求下运作。在美国持续输送炸弹、美国援助为以色列从全球采购炮弹提供融资的背景下，新装备将推动IDF战略体系重组。

“Sigma”是一种用于民兵式轰击的武器，在最大化单兵破坏效力的同时，把以色列在加沙行动中的一个显著特征——纪律缺失——予以制度化。它体现了IDF的转型：一支技术先进的军队重回炮兵主导的作战方式，以火力替代战略，以“歼灭”取代“占领”。

这些装备的运用，带有定居者民兵的思维方式。一名IDF军官在11月表示：“炮火和坦克直射比昂贵的精确制导武器更有效。用坦克弹或狙击枪击杀恐怖分子，比无人机发射导弹更‘专业’。”坦克近距离轰击难民营；为消灭单个武装分子，空袭可夷平整个街区。美国倡导的联合兵种作战与精确打击理念遭摒弃，取而代之是无差别歼灭。冷战后期为在全球南方各占领区实施警务化控制而建立的军工产业，如今转向内需，作为对一支以美制现代化为核心、以最大化破坏为取向装备体系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