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图兹:“一切邪念终将付诸实践”——在伊朗遭袭后阅读鲍德里亚
关于战争的民主合法性、或特朗普行动的合法性——如今是否还真正重要?
【编者按】欢迎来到「图说政经Chartbook」。这里是由知名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当·图兹(Adam Tooze)主理的Chartbook的中文版,经图兹教授本人授权。Chartbook是当今英文世界最具影响力的Newsletter之一,每周定期更新,用图表解读全球政经世界的激流与暗涌。
现代媒介将暴力、灾难与政治事件符号化,形成可消费的影像体验,让观众足不出户就能看到现场。鲍德里亚认为,我们从中获得的并非现实,而是“对现实产生的眩晕”。
本文英文版“Chartbook 435: All perversions have their acting out. Reading Baudrillard on the weekend of the attack on Iran.”发表于2026年3月1日。
作者:亚当·图兹
译者:曹茗然
责任编辑:高铂宁

然后,今天早上,为了周一的研讨课,我发现自己在阅读让·鲍德里亚那本非同寻常的《消费社会》。这本书出版于1970年,正值越南战争期间。

而我始终无法把下面这一段从脑海中驱散。
被消费的灾难眩晕:
符号的使用始终具有两面性。其功能始终是一种“召唤”——既是召唤出现,也是召唤消解:通过使某物显现并将其捕捉为符号(力量、现实、幸福等),同时又通过唤起某物来否认并压抑它。我们知道,在其神话中,魔法式思维试图消解变化与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图像、事实与信息的普遍化消费,同样旨在用现实的符号来消解现实,用变化的符号来消解历史,等等。
我们对现实的消费,总是以预期的或回溯的方式进行。无论如何,这种消费总是在距离之中展开,而这种距离正是符号的距离。例如,当《巴黎竞赛画报》向我们展示那些被派去保护戴高乐将军的秘密部队在警察总局地下室进行机枪训练时,这一图像并未被当作“信息”来解读,即未被视为指向其政治语境及其阐释。
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它内含着一种诱惑:一次壮观的刺杀行动,一场惊人的暴力事件——刺杀将会发生,它即将发生;图像成为其前兆,并承载着预期的快感;一切邪念终将付诸实践。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与“货物崇拜”(cargo cult)中对奇迹般丰饶的期待相同的反向效应。无论是“货物”还是“灾难”,在这两种情形中,我们都面对一种被消费的眩晕效应。
我们当然可以说,是我们的幻想在图像中被赋予意义,并在其中被消费。但相比这一心理层面,更重要的是:在图像中被消费、同时又被压抑的,是现实世界、事件与历史本身。
今天读到这一段,很难不首先想到委内瑞拉。正如我几周前所论证的那样,劫持马杜罗正是那种早有预告的惊人暴力事件。
(译者注:参见《亚当·图兹:特种部队如何成为现代战争的“首选方案”》)
消费社会的一个特征,是“大众传播中新闻事件(le fait divers)的普遍性”。所有政治、历史与文化信息,都以同一种形式被接收——这种形式既平淡无奇,又带有奇迹般的色彩,即新闻事件的形式。它被完全“现实化”(即以景观化方式加以戏剧化),同时又被完全“去现实化”(即通过传播媒介被拉开距离并缩减为符号)。因此,新闻事件并非众多类别之一,而是我们魔法思维与神话结构的核心范畴。
这种神话,又以对现实、“真相”与“客观性”的更为贪婪的需求为支撑。“真实电影”(cinéma-vérité)、现场直播、突发新闻、高冲击力照片、目击者报道等随处可见。人们到处追求“事件的核心”、“战斗的核心”、“现场”、“面对面”——一种仿佛完全在场的眩晕感,一种“亲历现实”的巨大刺激——这再次构成一种奇迹,因为媒介报道(无论电视还是录影)的真相恰恰在于:我并不在那里。但真正起作用的是一种“比真实更真实”的东西,换言之,是一种“不在场的在场”。再换句话说,这就是幻想。
大众传播带给我们的并非现实本身,而是对现实产生的眩晕(le vertige de la réalité)。或者说(如果不玩弄词语的话),它甚至是一种没有眩晕的现实:亚马逊的核心、现实的核心、激情的核心、战争的核心——这个被称为“核心”的地方,正是大众传播的发生之地,也是赋予其眩晕式感伤性的源头,但恰恰在那里什么都没有发生。它不过是激情与事件的寓言性符号。而符号,正是安全的来源。
于是,我们在符号的庇护下生活,在对现实的否认中生活。这是一种奇迹般的安全感:当我们观看世界的图像时,谁还能区分这短暂的现实侵入,与“不在场”的深刻快感之间的差别?图像、符号、信息——这些我们“消费”的对象——体现了我们因与世界保持距离而获得的安宁;这种安宁,并不会因对现实的指涉(即便这种指涉是暴力的)而受到威胁,反而因此得到巩固。
不在场的深刻快感。想想加沙。
消费者与现实世界、与政治、与历史、与文化的关系,并非一种兴趣、投入或责任承担的关系——但也并非完全冷漠;它是一种“好奇”的关系。同样可以说,我们这里所界定的消费维度,并非对世界的认识,也非彻底的无知,而是一种“误识”(misrecognition)的维度。
好奇与误识,指向的是同一种总体行为方式:一种由大众传播实践所普遍化、系统化的对现实的态度,并构成我们“消费社会”的典型特征。也即在贪婪、反复地把握现实符号的基础上,对现实本身的否认。
我们也可以据此界定消费的场域: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并不仅仅是日常行为的总和,也不仅是平庸与重复的维度;它本身是一种解释体系。
“日常性”意味着:将整体实践分裂为两个领域——一个是超越性的、自主的、抽象的领域(政治、社会、文化),另一个则是内在的、封闭的、同样抽象的“私人”领域。工作、休闲、家庭、社交:个体以一种内卷式的方式,将这些要素重新组织于世界与历史之外,在一个以私人封闭性、个体形式自由、对环境的安全占有以及误识为基础的连贯系统之中。从整体的客观视角看,日常性是贫乏而残余的;但与此同时,它又在将世界“为内部消费”而彻底自主化与再解释的努力中,表现出一种胜利与亢奋。
正是在这里,私人日常性领域与大众传播之间形成了深刻而有机的共谋关系。日常性作为一种封闭状态、一种遮蔽(Verborgenheit),若没有世界的拟像、没有参与世界的托词,将是难以忍受的。它必须由那些关于超越领域的图像与重复符号来供养。
正如我们所见,它的安宁需要现实与历史的眩晕旋涡来支撑。它的安宁需要不断被消费的暴力来维持其自身的亢奋。这正是其特有的“淫秽性(obscenity)”:它偏爱事件与暴力,只要这些暴力被端上桌时是宜人的室温。对此最具讽刺意味的图像,是一电视观众悠闲地躺在屏幕前观看越南战争。电视画面如同一扇由外向内翻转的窗户,最初通向一个房间,而在这个房间里,世界那残酷的外部性被转化为一种亲密而温暖的存在——一种带有病态意味的温暖。
对于越南、科威特、伊拉克(至少在2003年),这一分析都极为贴切。但如今的问题或许是:还有多少人在观看?
在这一“生活化”的层面上,消费将对(现实的、社会的、历史的)世界的最大排除,转化为安全感的最大指标。它追求的是紧张关系的消解——一种“消极意义上的幸福”。
但它也面临一项矛盾:这种新价值体系所隐含的被动性,与社会道德规范(本质上仍然强调意志、行动、效率与牺牲)之间的矛盾。因此,这种享乐主义生活方式伴随着强烈的负罪感,而“欲望的战略家们”迫切需要消除这种被动性的负罪感。对于数以百万计没有历史、且乐于如此的人来说,被动性必须被塑造为无罪。
正是在这里,大众媒体的景观化戏剧性介入(事故/灾难报道作为所有信息的普遍范畴)发挥作用:为了调和清教道德与享乐主义道德之间的矛盾,私人领域的这种安宁必须被呈现为一种来之不易、时刻受威胁、并不断面临灾难性命运侵袭的价值。外部世界的暴力与非人性,不仅是为了让安全感在“享乐经济”(jouissance)中被更深刻地体验,也是为了使这种安全在“救赎道德”的经济中,时刻显得正当。
命运、激情与宿命的符号必须在被保护的区域周围繁茂生长,以便日常性能够重新占有与其本身相反的宏大与崇高。于是,宿命被不断唤起与符号化,使得平庸得以沉溺其中并从中获得合法性。
交通事故之所以在广播、电视、报刊以及日常谈话中如此“受欢迎”,正说明了这一点:车祸是“日常宿命”的最佳范例。之所以被如此热情地消费,是因为它履行了一种重要的集体功能。关于交通死亡的连篇累牍之多,几乎只有天气预报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事实上,这二者构成了一对神话性组合——对阳光的执念与对死亡的吟诵,密不可分。
望着窗外细密飘落的雨夹雪,我不禁想:中东的这场戏,还要多久就会被“即将到来的冬季风暴”预警所打断?
因此,日常性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混合:一方面是由“社会地位”带来的亢奋性正当化与被动性,另一方面则是对可能成为命运受害者的那种“沉溺式快感”(delectatio morosa)。二者共同构成一种特定的心态,或者说,一种“感伤情结”。消费社会将自身想象为一个被围困的耶路撒冷——富足而又受威胁。这,正是其意识形态。
结论?
看起来很明显:特朗普是一个鲍德里亚意义上的总统。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试图对伊朗“斩首”的努力背后,确实存在一套真实运作的地缘政治议程。这种地缘政治或许受到内塔尼亚胡的影响,但它依然是真实的。至少就中东而言,美国政策中始终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修正主义倾向,而这一点在拜登时期已经变得清晰可见。
但我不确定的是:鲍德里亚分析的更大框架是否仍然切题。这么说也许对他不公平,鲍德里亚研究者可以自由加入讨论,但他的框架在我看来基本上是一种功能主义框架:他在解释一个系统何以自洽运转。
到了2026年,这是否预设得太多?
我们是否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关于战争的民主合法性、或特朗普行动的合法性——这些在越南与伊拉克之间那个时期的战争动员中仍然被反复提出的经典问题(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被鲍德里亚以隐含方式作出回答)——如今是否还真正重要?
正如斯蒂芬·韦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指出的那样,美国公众对这场冲突事先完全没有任何准备。某种意义上,这无论如何都算得上是一项重大的军事行动,但它似乎完全与美国政治(以任何传统意义而言)相脱节。
在这一点上,对委内瑞拉的行动是不同的。它非常整齐地契合了当时的主导动力: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为中心,并围绕拉丁裔被美国安全力量粗暴制服的影像展开。
但就2026年的伊朗而言,这种连接在哪里?
我们是否已经超出鲍德里亚的解释框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