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图兹：从特朗普被定罪看美国的权钱交易

【编者按】欢迎来到「图说政经Chartbook」。这里是由知名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当·图兹（Adam Tooze）主理的Chartbook的中文版，经图兹教授本人授权。Chartbook是当今英文世界最具影响力的Newsletter之一，每周定期更新，用图表解读全球政经世界的激流与暗涌。

这是「图说政经Chartbook」的第一篇文章，它关于特朗普被定罪及其牵动的美国精英圈金钱交易。今年5月30日，纽约陪审团裁定美国前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封口费案34项指控全部成立，这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判犯有重罪的前总统，也为今年11月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增添了不确定性。

在这篇文章中，图兹指出，尽管决定投票结果的将是每一位选民，但在现代美国的民主制度里，投票启动之前还有一件不可不察的要事，那就是：竞选活动的政经生态（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campaign）。其中的执牛耳者乃是金钱，而非选票。

本文英文版发表于2024年5月31日，刊发时有编辑。

作者：亚当·图兹
译者：林达
责任编辑：高铂宁

“我是完全无辜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公民审判团以全票通过裁定其所有罪名成立之际如是说。一言以蔽之，这就是美国面临的现实。白宫的两大主要竞争者之一是个靠宣布体制遭到不正当操纵来组织选战的恶棍。这位共和党候选人如今也和他的前任竞选经理、高级政务顾问、首席白宫策略师以及国家安全顾问一道成了罪犯。审判团的迅速与全体一致并未损害判决的严密性。不论他的律师有何建议，特朗普的最终上诉法庭仍将是美国的选举人团。周四，纽约的审判团已表明无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他们的美国同胞们也可以在11月将之逆转。美国最高法院的多数大法官都站在特朗普一边。但目前能左右局面的“法院”也就只剩投票站了。在那之前，一切有关美国体制还能否正常运作的论断都是为时过早的。——爱德华·鲁斯（Ed Luce）《金融时报》专栏

 爱德华·鲁斯在其专栏中就特朗普被判有罪一事犀利地指出，有罪判决以后的种种不确定因素才是关键。在不久后的美国大选中，民主的基本机制与法治本身都将经受考验。特朗普已公开宣称要诉诸投票箱来证明自己。而他也明确表示过，自己只有一个愿意接受的选举结果。

归根结底，决定投票结果的是每一位选民。然而，在现代美国的民主制度里，投票启动之前还有一件不可不察的要事，那就是竞选活动的政经生态（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campaign），其中执牛耳者乃是金钱而非选票。2020年的联邦选举开支为164亿美元，其中有65亿美元都花在了总统选举上。

参选双方都鼓足干劲、尽力争取大大小小的捐款。美国社会的政治联盟、金钱与权力的脉络就此而显露无遗。在眼下这个时刻，我们还可以借此来把握利益与美国宪法根本原则之间的关系。

对美国社会而言，在纽约的判决与预定于2025年1月20日举行的就职仪式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将构成一次全方位的考验，2.44亿选民的个人抉择则是这次考验的核心所在。不过问题还远远不止于此。

我认为这场角逐的真正结束点是2025年1月20日的就职仪式，而不是2024年11月5日的大选开票，原因在于如果选举结果如同预想那般存在争议的话，法院与投票箱以外的社会力量就又会介入争斗。我们已经在2020年11月至2021年1月这段时间里见证过这些了，面对特朗普意欲颠覆大选结果的企图，一个由强有力的利益团体组成的庞大联盟动员起来，保证了拜登的顺利就职。

法律是一套机制（mechanism），但也是由诸多社会力量建构而成，必须依靠社会力量才能发挥作用。

另有一项经常遭到忽视但意义却非凡的行动是：2020年11月3日，也就是选举日当天，美国的主要工会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人联合会（AFL-CIO）与其老对手、代表企业的美国商会（ACC）以及全国非裔美国人牧师网络（NAACN）的领导人芭芭拉·威廉斯-斯金纳博士（Dr. Barbara Williams-Skinner）曾共同发表一份联合声明，要求选举计票应在充分尊重法律的情况下进行。建制化的资方、劳方——在21世纪的美国范围内——与社区领袖一同高调发声，表示正当程序与宪法的正常运转是其共同利益之所在。

回过头来看，如果民主党当选总统的不是乔·拜登而是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这种团结在美国宪法周围的统合主义（corporatist）行为是否还会发生就很难说了。这一问题未曾得到验证。而这也并非偶然。拜登在 2020 年成为命运宠儿而荣登大位的一大原因就在于，他这个人相对稳妥可靠（safe pair of hands），不会引发商界领袖以第三候选人身份参选之类的意外，不至于分裂民主党的选票继而为特朗普的连任打开大门。

因此，2020年两党以宪法为重的合作以及共和主义式的动员，都是有其隐含前提的，那就是缩小政治抉择的范围，把左派排除出去。在当下的美国政治中，左右派对抗、性格差异以及对社会秩序、社会利益和司法机器之运作机制的不同理解，都是这场大戏的重要影响因素。

进一步看，选择也存在路径依赖性（path-dependent）。2024年的选择会受到2016年以来一连串事件的影响。令人意外的是，在这种多维度的复杂局面之下，两派的民调结果竟然不相上下。美国差不多被分割成了完全对称的两方。

如此一来，在特朗普的有罪判决之后，金钱、商业、大企业利益——亦即最广义的资本——在这场决定美国政治未来走向的大战当中又将会形成怎样的关系？

首先要说的是——在此不妨暂时走出自由派的愤怒泡沫（liberal bubble of outrage）——特朗普及其忠实支持者对于宪法危机有着一套自成一体的理论。

对他们来说，特朗普这个“完全无辜的人”惹上官司这件事本身就意味着法律被政治扭曲了，而且还是公然的、灾难性的政治化。

特朗普支持者对危机还有另一种更愤世嫉俗的诊断。这套论述并不坚称特朗普是无辜的，转而主张美国就像一片沼泽，其中充斥着回扣、利益交换、偷税漏税以及诸多已经和尚未成为潜规则的不法行为。特朗普自然也难以免俗。他曾公开吹嘘自己的逃税本事如何高超。但特朗普只不过是众多趟浑水者当中的一个。拜登及其亲信和前总统克林顿之流也都是欺世盗名之徒。“稍微懂点内幕”的人都对这些美国生活的事实心知肚明。每个人说到底都“在这个江湖里面”。危机之所以为危机，恰在于民主党人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企图让特朗普来背黑锅，一面将法律用作对付他的武器，一面又对自家的各种小毛病讳莫如深。

不论你赞成与否，这些话语对特朗普支持者都具有极强的吸引力。他们对有罪判决的第一反应是涌入共和党的竞选集资网站捐款，其中有一家网站甚至因此而崩溃。

以此方式作出反应的并不只是小额的捐款者。有好些额度在百万美元级的捐款者公开宣布，有罪判决下来以后他们将加倍对特朗普下注。路透社亚历山德拉·厄尔默（Alexander Ulmer）报道称：

周四，包括赌博业亿万富翁米丽亚姆·阿德森 (Miriam Adelson) 和酒店业者罗伯特·比奇洛 (Robert Bigelow) 在内的大额捐赠者也接连对特朗普伸出援手，他们的捐款将为战场州的亲特朗普广告、上门宣传和电话拜票等活动注入一剂强心针。判决结果还将促使一些长期支持特朗普的捐赠者进一步加强对特朗普的财务支援——其中至少有一人首次向他捐出了巨款。

你可能会纳闷，难道这个恶人被判有罪这一事实还不能让他的支持者打退堂鼓？实际上，基于个人的过往经验或街谈巷议，法院在大多数美国人尤其富人眼里本来就不是寻求真相或正义的中立场所，而是打“法律战（lawfare）”的角斗场。特朗普打输了，那正需要大家组织起来，齐心协力帮他翻盘。

如果我们观察得再仔细一点，不难发现特朗普阵营的大额捐赠者成分是相当复杂的。绝大多数特朗普支持者都出身于反对拜登、支持特朗普的超级富豪行列，且这种倾向与他们自身的财富或经济因素并无直接关联。

独立新闻社ProPublica对一群2016年特朗普胜选后才开始向共和党捐助巨额资金的捐赠者进行了调查，发现当中有几个相互重叠的派系。其中之一为“大谎言”（big lie）理论的忠实信徒，例如为2021年1月6日的国会骚乱提供资金的便利店巨头范切利（Julie Fancelli）。另一自成一派的大额捐赠者群体则是各类网络阴谋论的信奉者，他们把自己经商或继承所得的财富用来支持特朗普以往散布过的若干阴谋论。此外还有一些单纯以个人身份支持特朗普的人，其中包括富有的律师以及高尔夫球友等。

简言之，这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但他们的能量也不可小觑。美国的富人太多了，其中只要有一小群人——哪怕他们表面看来属于八竿子都打不着的关系——愿意伸出援手，也足以筹集到总统选举所需的数亿美元资金了。

接下来是真正的重量级人物。赌博业亿万富翁米里亚姆·阿德森为2021年去世的谢尔登·阿德森（Sheldon Adelson）之妻，她为特朗普主持了声势浩大的筹款活动。黑石私募股权集团（Blackstone private equity group）的创始人、亿万富豪史蒂夫·施瓦茨曼（Steve Schwarzman）早年就开始支持特朗普。2017年时，因特朗普对夏洛茨维尔的白人至上主义集会不加谴责，施瓦茨曼一度与之决裂。但现在施瓦茨曼又回来了。据《金融时报》报道：

施瓦茨曼在一份声明中提到“反犹主义的迅猛回潮”是其重返特朗普阵营的部分原因，更表示自己坚信拜登的政策已步入误区。“我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担心我们的经济、移民和外交政策正将这个国家带往错误的方向，”施瓦茨曼在周五的声明中如是说。“基于这些理由，我打算借助选票来推动改革并支持特朗普参选总统。”

施瓦茨曼的举动具有示范效应。不管他的个人动机为何，只要他出了钱，就会有竞相效法的人。

对冲基金领域的亿万富翁约翰·保尔森（John Paulson）的影响力同样不可小觑。最近他在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为特朗普举办了一场活动，转眼间就筹集到5000万美元。参加此次活动的还有若干长期以来的共和党大额捐赠者，如对冲基金投资人罗伯特·默瑟（Robert Mercer）与其女兼保守派活动家瑞贝卡（Rebekah），以及投资人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与赌场大亨菲尔·鲁芬（Phil Ruffin）。

这份名单上的所有玩家都已经拥有巨额财富。政治献金对他们而言不过是其支出的很小一部分，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九牛一毛。他们团结在特朗普周围的主要原因，是赞成特朗普所描绘的美国愿景，以及担心民主党重夺白宫后美国的面貌可能会令他们不乐见。这影响到了他们的财富。让特朗普来做总统对他们有利。但他们的动机从广义上讲主要还是政治性的。

如果我们将目光转向那些更直截了当地因自家生意而支持特朗普的人群，那很容易想到金融业和石油天然气领域的利益相关者。《金融时报》的这段访谈就颇为典型：

纽约的一位资深公司律师称，特朗普还试图在华尔街拉拢失意的民主党人。这位律师表示：“民主党传递的信号非常糟糕。”由于担心被友人和同事批评，他要求隐去姓名。“华尔街的民主党人还是支持资本主义的，”他补充道。“很不巧的是，有不少极左分子劫持了民主党……他们不懂得如何才能赢下这个国家。”一位管理着数百亿美元的媒体、科技与零售业资金的私募股权高管表示，特朗普“对我们行业来说就是理所当然的选择……他赢了的话我们就会更富有”。这名高管还补充说：“但这些意见不好公开发表，因为那样做的话我马上就会遭殃……许多客户会立即开始抵制我们投资组合公司所销售的服务与产品。”

在纽约等自由派重镇之外，支持特朗普的商界人士则完全不会为此类约束所累。

如迈克尔·库恩科 (Michael Cuenco) 在在线杂志UnHerd里的评论所言，关于工人阶级的特朗普主义（working-class Trumpism）已经有大量的讨论。支持特朗普的每一名亿万富翁吸引到的注意力甚至比这还要多。如此一来，在过度关注极端分子、工人阶级和超级富豪之际，我们往往会忽视掉当今美国的绝大多数中小富人。我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们没有关注到“美国士绅”（American Gentry）这个群体。

年收入超过158万美元的有14万人——无论按什么标准都属于富人。但他们并不是科技或金融奇才。

不妨参考一下这篇亚历山大·萨蒙（Alexander Sammon）发表在Slate上的精彩报道：

汽车经销商乃是美国收入最高的 0.1% 人群中最为常见的五种职业之一。事实证明，美国14万年收入超过158万美元的富人中的大多数都是汽车经销商、加油站老板和建筑承包商。数据科学家兼作家塞斯·史蒂芬-戴维多维茨（Seth Stephens-Davidowitz）透过分析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发现，美国逾20%的汽车经销商老板每年都有超过150万美元的进账。汽车经销商不单是美国最富有的人群之一。他们还是最有组织纪律性的政治派别之一——就像一个向地方、州以及国家层面的政客提供百万美元级支持的帝国。

帕特里克·怀曼（Patrick Wyman）2021年曾在《大西洋杂志》上指出，“美国士绅”才是特朗普最核心的基本盘：

美国的财富和权力的现实……其实没有那么波澜壮阔。大众想象中的那些以炫富为能事的名流和三天两头坐飞机的世界人（cosmopolitan）固然存在，但其数量级远不及另一个不那么显赫且较少被讨论的精英群体，他们的地位类似于地头蛇，主导着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特朗普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群体的存在及其重要性，如同他平时的做派，依靠不假思索但却有效的直觉来行事。无论是在以“超级棒的伙计”称赞挂起“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旗帜向他致意的支持者船队时，还是在1月6日的暴乱人群中向其忠实追随者——其中甚至有乘坐私人飞机来参加活动者——发表演讲时，特朗普都完全明白这些行为的意义。特朗普正在争取美国士绅阶层的支持，这些身为社会中坚的中小富人认为自己是地方上的商业和政治领袖，是一个曾经伟大的国家里遭到低估的主心骨。……这些精英的财富不来自他们的薪水——这正是他们与医生、律师等富裕程度与之不相上下的专业人士-管理者阶层（professional-managerial class）成员的区别之所在——而是来自他们拥有的资产（assets）。这些资产因我们所关注的美国各地区而异；它们可能是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的若干家麦当劳特许经营店，可能是德克萨斯州拉伯克市的一处牛肉加工厂，可能是蒙大拿州比灵斯市的建筑公司，也可能是缅因州波特兰市的商用物业或北卡罗来纳州西部的车行。即便美国那些相对不太发达的地区也能产出足够的盈余来支撑起一个富人阶层。依地方或区域的政治文化和制度，此精英阶层可能会掌握或多或少的政治权力。在某些地方，他们几乎有一手遮天的本事；在其它一些地方，他们举足轻重但还不至于无所不能。……致力于增进该士绅阶层利益的组织与机构不在少数：商会、有一定门槛的乡村俱乐部与住宅开发项目、美国混凝土承包商协会（ASCC）与果农协会，以上所列举的还只是冰山一角。借助于这些组织及其与地方政治、州政治的密切联系，绅士阶层有机会且一般也能够掌握大权，继而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塑造社会。人们很容易就会把注意力聚焦到谢尔登·阿德森或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的巨额政治献金上；要他们关心美国地方乡村俱乐部高尔夫球场里的人们就水权或地方分区条例（local zoning ordinances）达成了什么样的交易则是难得多的，但这些动向的重要性其实不容小视。

萨蒙在分析美国汽车经销商的政治游说时指出，勤于在国家层面上透过集体行动来捍卫自身资产，是该群体得以兴盛与掌权的重要原因。在美国，汽车经销商的主要业务是与汽车制造商建立独家合作关系，在特斯拉问世之前，生产者都是无法向消费者直接销售产品的。这个“行业”（industry）并没有犹豫要不要参与政治与游说的余地，因为维护垄断权力正是其获取巨额利润的不二法门。他们的财富、生计、尊荣、身份及社会地位皆须仰赖政治行动。

问题的关键是，究竟哪部分政客能最清楚明了地理解这些利益群体？答案显然是特朗普和共和党。这与复杂难懂的经济意识形态毫无关系。这群人并没有竭力为诸如“自由市场”之类的朴素理念作辩护。他们捍卫的是某种利益，并把赌注押在了共和党这一边，这一选择绝非出自施瓦茨曼或者保尔森那种一时兴起的政治冲动，而是出于生计所需。

如怀曼所形容的，双方可谓是一拍即合。

封闭式社区与地方上的慈善委员会乃是权力的温床。拥有数量惊人的快餐连锁店，或将大型建筑公司的资产不费吹灰之力地转让给新一代的游艇拥有者，同样也是权力的象征。权力存在于一群Polo衫不合身、体重超标、喝得半醉半醒的男性的合影中，存在于有能力且愿意乘私人飞机赴华盛顿特区声援某个独裁者苗子的百万富翁中。小有实力的私有共管公寓开发商、身价逾千万的肉类加工厂老板和不动产管理专家的共同特点在于：他们承袭或确立了自己在城镇里的主导地位，且对“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事业深表赞同。美国向来喜欢自诩不问出身、只问才华的平等主义天堂，但等级制与地方权力也是“美国特色”的重要一环。

作为特朗普的支持者，他们的坚定性在2021年1月的一系列事件中表露无遗。有什么理由相信这股社会势力会因为纽约某处“已遭操纵的”法庭的某次“带有党派偏见的判决”或者一笔小小的封口费就畏缩不前？

排除掉重型机车爱好者圈子与少数单纯出于个人喜好而支持特朗普的亿万富豪，特朗普参与2024年大选的举动其实把美国企业放到了一个相当尴尬的位置。

耶鲁大学的杰弗里·索南菲尔德（Jeffrey Sonnenfeld）在《时代》杂志上发文称：

CEO对特朗普的回归充满热情这一推测，和CEO群体的直接背书关系并不大。40多年来，我与美国排名前1000的CEO都有过密切的合作。特朗普在大多数CEO中的支持率几乎已降为零，他们现在基本上不想和他扯上任何干系。与此同时，鉴于眼下暂无权力滥用的问题，CEO们也没有动机去谴责特朗普，但他们之前曾毫不犹豫地这样做过，我相信，如果特朗普故态复萌，这些CEO仍会二话不说地站出来发声。……我认识特朗普已有20年了……他与一些主要的商界巨头之间其实是貌合神离的，很少有人真正认同他为同行中的一员——因为他从未经营过任何大型的、全球性的上市公司……

如索南菲尔德所言，有钱能使鬼推磨。就基本政治倾向而言，大多数美国企业主都支持共和党。然而，随着美国政治两极化的加剧，共和党也从莎拉·佩林（Sarah Palin）开始逐渐遭到民粹主义的裹挟，企业主们不再选择通过献金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偏好。2004 年，42%的《财富》百强企业主都对乔治·W·布什的连任有所贡献，而特朗普几乎没有得到美国企业领导层成员的个人支持。

在2020年11月的选举争端与2021年1月6日的骚乱后，身为耶鲁大学知名商学教授的索南菲尔德曾联合许多美国CEO发表声明，对试图颠覆基本法律程序的行为表示了谴责。

莫莉·鲍尔（Molly Ball）亦在《时代》杂志上指出，2020 年秋天发生了一些在她看来似乎是“阴谋”的事，导致：

抗议活动被遏制了，但也为CEO们一起发起反制创造了机会。这两桩意外源自左翼活动家与商业巨头之间的非正式联盟。美国商会和美国劳联-产联在选举日当天发表的一份简短的、不太起眼的联合声明进一步将这种联盟正式化。也许是受了夏季大规模、偶有破坏性的种族正义抗议活动的启发，双方都视其为某种隐性交易，劳方力量与资方力量就此走到了一起，共同维护和平以及反击特朗普对民主的侵害。

美国公司资本（corporate capital）的文化正在发生改变。大多数美国企业主可能支持共和党，但他们的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色彩和MAGA的鲜红色调完全是两码事。

索南菲尔德也观察到，2020-2021年间阻止特朗普政变的种种努力，

凸显出CEO阶层的集体公民态度（collective civic attitudes）有一个代际间的转变。其影响在华盛顿显而易见，大企业与共和党长久以来的同盟关系正面临崩溃。国会里的共和党人与商会之间开始有了嫌隙；共和党面向企业的筹款活动有所减少；福克斯新闻主播和保守派顽固分子大肆宣扬“觉醒资本”（woke capital）这一提法，呼吁采取惩罚性的、反自由市场的政策予以报复。不少曾坚决抵制奥巴马的公司与商业团体出乎意料地向拜登抛出了橄榄枝，对他花费浩大的国内议程以及对私营企业的强制性新冠防疫要求表示了支持。两党的政治观察家都倾向于认为，这些变化源于公司所面临的多重压力，其中既有来自消费者的外部压力，也有来自员工的内部压力。不过，索南菲尔德对此有独家心得，在他看来，前述压力很大程度上源自CEO本人观点的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有75%的CEO以共和党人自居，但2016年时75-80%的CEO都支持希拉里·克林顿。

不过，在个人偏好之外，组织社会学和文化上的问题也许才是更为根本的。你无法在一个政治两极化加剧或不尊重基本法律与行政程序的环境里带领好一个庞大的组织。Expensify的CEO曾在2020年秋季呼吁其旗下报销用软件的1000万用户投票给拜登，他的措辞直截了当、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内战期间基本没有报销申请书这回事”。除此之外还有更简洁的说法来阐述马克斯·韦伯有关预期（calculation）和规则稳定性（stable rule）的论断吗？

 一旦我们把注意力从内战或以颠覆政府为目的的叛乱等阴暗情形转向更平凡的政策与监管问题，企业资本面临的两难困境就浮现出来了。对许多企业而言，让共和党来执政——且不论其魁首是否是一个已被定罪的犯人——短期而言究竟能否增进其利润，其实是不太说得清的。而利润正是企业一心要追求的目标。

几周前，在海湖庄园（Mar-a-Lago）举行的石油商聚会上，特朗普随口说，和他当选总统后预计能给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带来的利益相比，10亿美元的捐款已经是一个很实惠的价钱了。此举等于在违法边缘试探。候选人不能以这种方式公开推销其政策。参议院某委员会目前正在调查此事。但房间里的商人们已经听懂这个消息了。

美国石油与天然气行业的利益团体在拜登当权期间已经得到了很好的照顾，而特朗普许诺以更少的附加条件为他们提供更加优厚的待遇。且不论特朗普的犯罪记录以及对宪法的不尊重，他要是没有在石油产区的筹款、影响力营销和选票方面占据优势，那才真的是怪事一桩。

在华尔街金融界，高管的组成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该群体与以前相比更趋多元化，与民主党的亲和度也有显著增高。这种趋势始于 1990 年代，当时鲁宾（Rubin）在克林顿政府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杰米·戴蒙（Jamie Dimon）是那个时代的银行家中的翘楚，2020年时他也支持拜登。2024年初，戴蒙对特朗普的一些看似正面的评价一度遭到断章取义和误读。他的一句名言也许更有助于表明其立场：在现代，运营一家银行需要心理医生和律师的帮助。特朗普当选总统只会让前文所述的两难困境进一步恶化。

然而，对金融界来说，民主党执政时期对银行的监管与特朗普执政时期相比显然要严厉得多。显而易见的是，离纽约越远——即使只是去新泽西或长岛——离金融业的大银行越远，特朗普获得的支持就越多。特朗普最重要的一部分大额资金支持就来自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此现象绝非巧合，与大银行相比，这两者需遵守的成规比一般美国企业要少得多。

商界的这种差异化逻辑（logic of differentiation）也适用于科技界。微软、苹果等科技巨头在不得不跟特朗普政府打交道之前，都是礼节性地与之保持距离。当然，打交道之后他们就开始干正事了。绝大多数科技界员工都倾向于民主党，且会为之捐款。但硅谷里也有一小部分知名人士公开支持特朗普，仿佛是为了凸显“局外人”以及不走寻常路之类的人设标签，这些人论地位不一定最高，但足以对竞选筹款产生实质影响。此外，他们在公开表态时的忌讳也相对少： 

雅各布·赫尔伯格（Jacob Helberg）是创业公司Palantir的一名高管，他2020年时曾向拜登阵营捐赠了数十万美元，最近他又宣布向特朗普竞选团队捐赠100万美元。他表示，特朗普的边境政策及其亲以色列、反中国的立场是自己离开民主党的原因。赫尔伯格称：“卢基·帕尔默（Luckey Palmer）、我或者大卫·萨克斯之类的人目前就算公开支持特朗普，也不会遇上八年前那种力度的回应和反制。”

当然，从拜登政府的立场看，这一切都是令人沮丧的。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对美国企业抱有什么敌意。恰恰相反。拜登政府穷尽了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来保护每一类美国企业。

“拜登经济学”（Bidenomics）希望为工人和消费者提供一个体面的环境，促进公平竞争，以及深谋远虑地投资美国的未来。长期来看，这一切都有益于美国的经济、社会和企业。如同他们将会认识到的那般，企业家和拜登政府的冲突仅在于彼此看待自利（self-interest）的角度不同：长期利益还是短期利益？广阔的利益还是狭隘的利益？规模以上的美国企业里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完全理解这一点的。

但这无法保证他们就一定会支持拜登，哪怕宪法显然已经岌岌可危。这只是意味着他们的确愿意支持拜登的一系列立法里对他们有利的部分，以防自身利益因特朗普而蒙受重创。

据Politico报道，美国商会和美国石油协会（API）出人意料地宣布，他们正打算捍卫拜登的标志性气候政策《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的特定部分： 

华盛顿两大最具权势的亲共和党业界团体正在谋划捍卫拜登的气候法——这可能会引发大企业与未来特朗普政府之间的冲突。两年前，美国商会和美国石油协会大体上反对《通胀削减法案》，当时民主党的赞成票令该法案在国会得以完全通过。这两大团体都对拜登气候战略的主要环节有强烈不满，特别是其修改联邦环境审查规则和暂停天然气出口审批的企图。但前述法案里也包括了数千亿美元的税收减免和财政支出，两大能源贸易集团的主要成员皆有受益机会——其中还有用于清洁能源科技相关的先进制造业的资金。石油公司对气候法带来的潜在商机尤其感兴趣，如生产氢燃料以及捕集（capture）、储存二氧化碳的项目。

“商界将会捍卫《通胀削减法案》，”美国商会旗下全球能源研究所高级副总裁克里斯托弗·基斯（Christopher Guith）称，他还补充说该法案对“能源安全、竞争力和能源转型的商业实务”而言乃是不可或缺的。美国石油协会主席麦克·索莫（Mike Sommers）在3月的休斯顿能源会议上向政治家网站旗下的E&E新闻透露，石油和天然气游说团体已准备好为捍卫该法案的部分内容而战——其中氢与碳捕集税收抵免（hydrogen and carbon capture tax credits）尤为关键。“我们将尽最大努力确保我们所支持的法案条款在特朗普执政后也能继续贯彻下去，”索莫还表示：“该组织向来是一个两党合作性质的组织。整个业界都是如此。”

引人注目的是，这一保卫行动把借自拜登团队的“能源转型”（the energy transition）这一热门提法和特定类型的税收抵免捆绑在了一起。甚至还有一些以量化方式呈现《通胀削减法案》将如何有利于特定某一组业界利益团体的图表。

这些数据就像地形图一样，描绘出立法斗争据以展开的可能场域。目前而言，它们也点明了利益团体在筹备未来的竞选活动时必须灵活加以应对的基本情势。

假如特朗普最终当选，你应该关注的就不是宪法的细枝末节了，而是立法与行政分支的分崩离析，这将使拜登政府的成果付诸东流。你肯定不想袖手旁观，不想沦为局外人。如果特朗普有胜机，且目前看来胜算还很大，那么无论特朗普有多么令人反感，你都必须参与进来。

大企业完全可以适应各种规则——那些正确的规则。它们甚至可能对规则产生依赖性。但说到底企业的利益只青睐赢家。他们最讨厌的就是站在失败者一边。他们可能会觉得维护正当程序（due process）符合自身利益；不过，在形势更趋险恶之际，企业依旧是靠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