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图兹：当一个社会主义者敲响纽约市府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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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素来被视为全球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然而，在极端贫富差距与生活成本高涨的夹缝中，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在纽约市市长民主党初选中爆冷胜出，引发各界关注。图兹在本文中剖析了纽约市由来已久的社会经济断层，解读佐兰·马姆达尼的竞选纲领为何吸引了众多选民。

本文英文版发布于2025年6月29日。

作者：亚当·图兹

译者：林达

责任编辑：高铂宁

对我们许多人而言，纽约依然是一座究极城市。

在20世纪，纽约定义了一种全新的城市存在——令人叹为观止的垂直度（verticality）、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的非凡融合、资本主义财富与活力的极致。时至今日，与墨西哥城或上海等四处扩张的特大城市相比，纽约的城市空间仍属紧凑。其层累式的建筑和基础设施历史带来了一种“经典的”密集现代性体验，如凌乱的无主状态、肮脏的景象与鼠患。假如你住在纽约，瘟疫和骚乱想必已令你刻骨铭心。任何在那里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这座城市似乎经历过不少大量人群同频共振的时刻。拜强大的高校与媒体所赐，纽约在知识、文化与政治上均十分活跃，向来不乏高强度的辩论与真正的惊喜。

在一座像纽约这样的城市里，意外本应是常态。

尽管如此，这一幕仍让人意外：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于天津举行的夏季达沃斯会议上发表演讲之际，数百名代表纷纷拿出手机阅读新闻——消息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佐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赢下民主党初选，将成为纽约这座全球资本主义总部、美元体系中心的未来市长。

马姆达尼为何能决定性地击败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原因众说纷纭。我们或许应该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这场“爆冷”事实上有多重原因。我和卡梅伦·阿巴迪（Cameron Abadi）在选后不久顶着时差录制了一期播客，对此有所探讨。

马姆达尼是一位出色的候选人。他与一群不成器的民主党建制派竞争。他在从地铁到以色列-加沙等一系列问题上都秉持进步的、甚至可以说是激进的立场，但显然也不乏理智。纽约的多数选民以及他的几位竞争对手——尤其是布拉德·兰德（Brad Lander）——都足够聪明和正直，能认可马姆达尼的理智并做出相应的回应。纽约不是一个期待墨守成规的地方。马姆达尼推行进步主义的竞选纲领，旨在透过租金、税收、公共交通、儿童保育等措施来因应这座城市显见的负担能力危机（crisis of affordability）。另一些人则可能想弄清，在租金管制与加沙问题之间，究竟哪个立场才是让马姆达尼脱颖而出的决定性因素。显而易见的是，马姆达尼已凝聚起一个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的新联盟，就纽约的情况而言，其收入跨度大约在6万至15万美元之间。

出人意料的是，他在纽约市内以黑人为主的社区表现平平，而这些社区经常也是低收入地区。

我希望聚焦这座城市本身的社会-经济结构，因为认识这些结构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下一步的走向。

纽约在社会-经济的不平等方面也堪称经典。即便按美国的标准，它也是一个财富与收入极端不平等的地方。这种不平等集中在一个紧凑的城市空间里，催生出一处比美国全国政治的泥泞景象更具“经典”轮廓的战场。

在纽约这样的城市层面，我们仍可体察到资本主义与民主间的一些经典冲突。美国一度有过建立再分配机制的机会：美国的所得税仍为累进制，福利体系基本完备，且有公共教育系统。但从国家层面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分配基本只是单向的。那种认为民主能让多数美国人主动将大量资源从富人手中分配给公共服务和最需要帮助的人的想法，如今已愈发显得过时。目前，特朗普的“大而美法案”（Big Beautiful Bill）正在国会接受审议，该法案旨在为上层阶级提供巨额税收减免。这将造成显著的倒退。

然而，在纽约这样一座挤下了850万人的城市，其分配之争却呈现出迥然不同的色彩。在纽约，权衡与冲突真实可感。富人、中产和穷人无法像美国其它地区那样相互回避了事。无论是学校等共享基础设施或拥挤且危险的街道，还是稀缺住房的竞争以及日常必需品的开支，都鲜明地表现出基于购买力的竞争和阶级分化。

与此同时，触目惊心的地铁现状也深刻地揭示出公共政策的诸多败笔。一座如此富裕的城市岂能依赖如此萧条破败、臭气熏天的系统？纽约的上层阶级比美国其余大部分地区的上层阶级更惧怕民主，这并非偶然。支持再分配、加强市场监管并反对私有化的人或许确实占多数。但纽约市一级的征税权事实上高度受限。马姆达尼打算对年入百万美元以上的人群小幅加税。一切都需要看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Albany）的脸色，它在纽约以北140英里，比纽约保守得多。另外，为阻止这类问题登上台面，马姆达尼还会面临强势且不缺金援的反扑。

这场反扑将由纽约富裕上层阶级的巨额资金开路。投票数据表明，在收入超过15万美元的人群中，马姆达尼的支持率急速下滑。在收入较高的一端，约有2.8万名纽约人以100万美元以上的调整后总收入 (AGI) 申报了所得税，占全体报税者的0.7%，占调整后总收入的35.6%以及纽约市个人所得税 (PIT) 应纳税额的 42.4%。约4400人申报的收入超过了500万美元。有1600人的收入在1000万美元或以上。该群体在2011年至2021年占全部报税申报数的0.04%，贡献了调整后总收入的17.9%以及纽约市所得税的21.3%。福布斯亿万富豪榜上有123人的登记居住地为纽约市。

这个上层阶级群体只是冰山一角。至于更大范围内的不平等格局，诉诸基尼系数等统计指标来加以把握会更好，该系数描述了收入差距的总体格局。以此标准来看，纽约的基尼系数为0.5547，与其余所有美国城市形成鲜明对比。

不妨再多比较一下：纽约的基尼系数和里约热内卢是一个水准，后者为0.58，而德国首都柏林的基尼系数是0.3。

纽约的生活成本一骑绝尘，为全美最高。

纽约（曼哈顿区）：231火奴鲁鲁：186.2加州圣何塞：177.1旧金山：169.6纽约（布鲁克林区）：161.5加州橙县：154.9洛杉矶（长滩）：150.6纽约（皇后区）：146.9华盛顿特区：144.6波士顿：144.3资料来源: 生活费用指数（Cost of Living Index，CLI）

这是一座自2010年代以来不断趋于极化的城市，全国也是如此，但纽约的贫富差距尤其突出。收入排在前3%的人这些年来增收飙升，而其他人的增收幅度仅能勉强维持柴米油盐。

纽约收入最高的行业涨薪可观，低收入行业则基本原地踏步。这种分化之深刻甚至一时让人有点难以置信！

如纽约联邦储备银行（New York Fed）的阿贝尔和戴茨所发表的研究所示，收入差距的扩大反映出纽约和新泽西州北部地区长期存在的极化格局，它将全国的趋势放大到了极致。在纽约及其周边腹地，高技能与低技能岗位均有所扩张，中级岗位则受到挤压。

资料来源: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

在纽约，高技能工人的薪资增速超过了全国平均值，低技能工人的薪资增速则处于全国最慢行列。

最终结果便是薪资不平等加剧。纽约的基尼系数在1980年代都还只有0.4左右。如今已比当时高出三分之一。

当如此极端的不平等被压缩进一个紧凑的城市空间，唯有极其高明的城市管理才能避免社会和经济的极化。遗憾的是，纽约的引人注目之处不只在于其财富。约有五分之一的纽约人深陷贫困。

而且纽约的贫困没有任何含糊不清之处。2019年至2022年间，纽约贫困人口增幅最大的是“深度贫困”者，其定义为收入不及联邦贫困线的一半。2022年的联邦贫困线为单身人士14880美元，四口之家（两个成人和两个孩子）29678美元。在纽约，2022年全市的150万贫困人口里有近52%、亦即75万人都属于“深度贫困”。贫困的影响遍及全市。布朗克斯区的人口为140万，收入中位数45517美元，距离四口之家的联邦贫困线相对较近。2022年纽约的儿童贫困率略低于25%。

对许多人而言，纽约魅力依旧。但绝大多数人的资源与生活成本之间的差距却日益扩大。

这座城市尚可勉强度日。这里的人们善于应变且富有毅力。但这种应对方式也有其代价：压力、怨恨与不解与日俱增。这里的生活为何会如此价高质次、功能失调？这座城市为何没能达到其本应达到的水准？当然，少数人过得非常滋润。他们感受不到变革的紧迫性。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无论是近几十年还是新冠疫情以来的趋势都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

效法马姆达尼与纽约左派，推行公开谈论这些压力并敦促大刀阔斧采取措施的政治，是一个既能解决问题、又能重新赋予市府合法性的起点。他的成功是美国政坛难得的希望之光。如果树大根深的精英阶层为了建制利益而不让他成为候选人，那将是一场影响不限于纽约一隅的特权之胜与民主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