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欢迎来到「图说政经Chartbook」。这里是由知名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当·图兹（Adam Tooze）主理的Chartbook的中文版，经图兹教授本人授权。Chartbook是当今英文世界最具影响力的Newsletter之一，每周定期更新，用图表解读全球政经世界的激流与暗涌。

“多重危机”（polycrisis）这一术语在2022年因图兹的引用得到普及，从学术概念走向媒体与政策语汇，用来描述无数危机彼此交织的全球局势。然而，随着现实的演变，图兹认为，这一概念的解释力和适用性正在发生变化。

本文英文版发布于2025年9月6日。

作者：亚当·图兹

译者：包岳涵江

责任编辑：高铂宁

早在2022年，我便创造了“多重危机”这一术语来描述当时的局势。这个概念始终存在争议，但逐渐获得了一些认可。

如今在许多方面及某些地区，局势已变得更为严峻。在特定语境下，“多重危机”一词仍被沿用且具有现实意义。2025年，世界银行用类似“多重危机”的概念来描述“脆弱与受冲突影响的情况”。

亚当·图兹：不只是加沙——暴力、冲突与被遗忘的世界

在往期的Chartbook里，我曾探讨过其中若干“情境”：

西亚 – Chartbook 56 2021年12月
南亚 – Chartbook 153 2022年9月
非洲债务危机 – Chartbook 181 2022年12月
海地 - Chartbook 167 2022年11月
缅甸 – Chartbook 256 2023年9月
欧洲 – Chartbook 262 2024年1月
非洲之角 – Chartbook 281 2024年5月
撒哈拉以南非洲——Chartbook 313、330 2024年8月及10月
东南亚—— Chartbook 333 2024年11月

然而，作为对整体局势的描述，“多重危机”一词似乎已不再贴切。本周末我的《金融时报》专栏重新审视了多重危机并探讨其原因。

这一论点有两个方面。

其一是危机的驱动因素。其二是感知危机的视角。

危机驱动因素

关于危机的驱动因素，我在Chartbook中已反复探讨许久。

在某些语境下，若不明确指明具体驱动因素及其相对权重，空谈危机是模糊且毫无帮助的——这无异于惊慌失措的挥手示意，只会招致粗暴的民粹主义回应。2023年夏季柏林弥漫的阴郁氛围中，我对此感受尤为深刻。

而在另一些情境下——我尤其想到加沙——使用“危机”这类模糊术语而非“种族灭绝”或“种族清洗”，实属令人发指的委婉说法。

亚当· 图兹：加沙饥荒是一场谋杀

危机（Crisis）一词源于古希腊医学术语，指发热病程中的转折点。它暗指某种疾病——具有特定自然属性的病症，一种匿名而盲目的力量，或多种力量的组合，正撕扯着躯体的完整性、连贯性与生存。“危机”意味着病体可能走向康复，也可能走向死亡。

此类自然化描述有时颇为贴切。它们在捕捉现代性的矛盾性方面有着悠久的实用价值。自然主义构成了多数社会科学世界观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率先提出元理论，阐释了为何及在何种历史语境下，此类自然化描述具有影响力或至少看似有效。它曾许下具有时代局限的承诺，认为其能够能够洞悉资产阶级哲学与经济学中的盲点。

自然化的发展叙事与危机叙事，始终与另一种叙事对世界的描述存在张力——后者将意向性与效能归因于特定行为者。这类以行为者为中心的叙事之所以具有力量，在于它们打破了匿名社会、政治或文化力量的框架，指向具有特定思想、身份、策略和利益的具体人物。

基于行为者的理论同样存在局限。

拟人化本身亦是自然化。尽管“特朗普下令实施X、Y、Z”的表述看似理所当然，但我们有权追问：“将X、Y、Z归因于'特朗普'究竟意味着什么？'特朗普'究竟是什么？是个人？是他的衰老躯体？抑或其他？是他的财富？人脉？还是其所代表的某种象征？”这些追问将我们引回社会力量的范畴，并可能重新指向多重危机。特朗普是美国“一国多重危机”的拟人化压缩版本。他本身就是一场单人多重危机。

或者，我们可以将视角从单一主体转向多元主体——整个MAGA团伙及其背后的黑暗势力。于是我们进入网络世界，面对新型集体行为体。这种视角既能带来深刻洞见，也极易滑向阴谋论的泥潭。

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我的元理论立场是：不存在唯一正确的分析方法。至少我们无法触及。无论是危机还是罪行，无论是行动者-网络-社会力量，都是思考问题的有效途径。必须选择你所分析的时刻，选择分析武器，阐明理由并保持开放态度。这种选择与智识赌注的实践，正是“耕耘时空节点”的真谛。这片土壤可能如斯图尔特·霍尔名言所言布满荆棘，也可能如特朗普世界般湿滑难行。

译者注：引文内容脱胎自霍尔1986年关于葛兰西的论文内容，“在当下这个矛盾重重、坚硬如石的关节点土壤上耕作（working the contradictory, stony ground of the present conjuncture）。”

与2022年不同，当下这个时刻若再用抽象概念和普遍力量来论述，难免显得空洞。内塔尼亚胡并非一场大流行病。特朗普及其MAGA运动，也不同于凯恩斯用来描述投资者情绪的“动物精神”。海湖庄园泳池边那些诡异事件的走向，或许才真正重要。

这种从普遍性回归到具体人物和人际网络的转变令人难以忍受。正如我在《金融时报》文章中所言，若能迎来一场大规模债券抛售，我们许多人将如释重负——届时我们便能回归用匿名化术语讨论财政平衡、债券市场流动性及资产负债表的状态。但此刻恰恰需要我们这类人审视自身的分析偏见。为何我宁愿讨论“海湖庄园计划”而非真实的海湖庄园？

正是金融评论界那份“惩罚特朗普的国债市场危机何时到来？”的焦躁情绪，催生了最新这篇《金融时报》文章。

当然，崩盘会很糟糕。但至少我们还能确认自己身处尘世。倘若重力彻底消失呢？那时我们将身处何方？在外太空吗？

这种脱离重力束缚的“外太空”感，正是我在2024年11月的梅德讲座中提出“超能动性”概念时所指向的意象。

正如吉莉安·泰特在近期关于商业游说团体沉默的文章中所指出的，人工智能提供了一种强大的话语体系，让首席执行官们能够无视当下造成的损害，将目光投向未来超高速增长的愿景。

相比之下，一场传统的债券市场危机会让我们回归现实。它将重申“社会力量”的逻辑，并恢复对历史连贯性的认知——即便代价是经济与金融的压力。

身体

源于希腊语的“危机”概念，唤起一种疾病侵蚀原本协调或健康的躯体的意象。若当下情境不适宜以疾病或其他自然化苦难来思考，那么身体本身呢？将世界想象成一个协调统一的，或许能够在医生或护士的帮助下能恢复健康的躯体，这种设想是否合理？

这要视情况而定。更明智的提问是：谁会以这种方式看待世界？

确有这样一群人——自信的社会理论家们，从宏观经济学家到世界体系建模者再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坚信自身的主导逻辑能完整把握世界的全貌。至于为何有人会认为现代性提供了构建此类理论的平台，那是留待以后再讨论的问题；关键是他们确实这样认为，且这种观念在现实世界中产生了影响。

宏观理论家的近亲是“社会医生”——管理者、霸权的技术官僚，即那些认为世界需要被管理的人群，拜登团队，职业经理人阶层。对他们——我们——而言，特朗普之流不仅是“问题”，更是关系存亡的挑战，直接影响到我们/他们理解世界的根本方式。

说来也怪，就在两日前，我在播客Aufhebunga Bunga的友人重提此议，将多重危机论断诊断为管理意识形态的视角——这种意识形态正饱受新自由主义秩序崩溃症候之苦。

图中文字：回过头看，亚当·图兹提出的“多重危机”到底是不是新自由主义崩溃症候的另一症状？

我始终同情这种解读，但需补充一点：对多重危机的认知表明，管理主义意识形态已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因而不可逆转地发生了转变。

2023年2月与尼尔·弗格森一次极具启发性的交谈后，我如此阐述：

“多重危机概念……既记录了这种冲击，也提供了一种辩证的‘解决方案’——尽管这种解决方式相当脆弱。”

当“一切照旧”的拥护者宣称“经济才是关键”，新冷战主义者高举“民主对抗专制”的旗帜时，第三种立场正直面混乱的现实——这种混乱恰如“多重危机”一词所揭示的那般扑朔迷离。

多重危机概念作为辩证法（正题-反题-合题）的第三阶段，其意义不在于它构筑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图景，也不在于它以某种被后见之明将历史重构为单一主导矛盾（专制对民主）从而实现了与过去的干脆切割。

相反，多重危机概念恰恰因拒绝用“不过是历史”（弗格森语）的碾压之势抹平三十年来乐观与幻灭的反复交织，而提供了一种（弱化的）辩证解决形式。它保留并明确揭示了当下时刻正被失望与困惑笼罩的现实。

萨默斯在国际金融协会（一个行业组织）的演讲中表示：“这是我四十年来关注此类事务以来，记忆中最复杂、最多元且最广泛的一系列挑战。”

我虽与历史学家亚当·图兹在许多观点上存在分歧，但认为他用“多重危机”一词来描述当前局势的各个层面是合适的。我记得世界经济曾经历过同等甚至更为严峻的时刻，但从未见过像当下这样，存在如此多独立的危机维度与相互交织的复杂动向。
——拉里·萨默斯，华盛顿邮报，2022年10月14日

对我而言（2023年2月），“多重危机”一词实现了Aufhebung（扬弃）的功能。事实上，若在谷歌搜索“Aufhebung”一词，搜索结果会出现一张图片——尽管略显矫揉造作，却精准捕捉了多重危机概念中另一个对我至关重要的特质。

图中文字：噢，我收下了。

“多重危机”不仅描述了混乱局面，更记录了我们对混乱程度的震惊与沮丧。这个概念本身就诞生于废墟之中——源自让-克洛德·容克在2015/16年对欧盟处境的沉思。它是一个“拾得概念”，一个从思想人行道上“捡起”、存入我们概念购物袋的念头。

这个拾得概念有何作用？

“多重危机”一词虽有批评者，在2023年达沃斯论坛上甚至濒临沦为陈词滥调。但作为流行语，它具有三重意义：既记录了冲击全球发展既定轨迹的各类冲击所呈现的陌生多样性，又强调这些经济、地缘政治、气候及流行病学冲击的叠加并非偶然，而是具有累积效应且具有内生性自我强化特性。更因其流行度，它精准标记了这样一个转折点：人类对解读未来或近期历史的乐观自信，此刻正同时显露出肤浅与过时的双重特质。

唯有停止用陈腐的意识形态对立——专制与民主——或“不过是历史”的知识棍棒来淡化我们面临的激烈而前所未有的处境，我们才有望理解自身境遇，真正做到“置身事内”。

这正是今晨《金融时报》文章持续尝试的——建立（相对）方位。通过思考并阐释当下围绕“多重危机”概念的时代错位感，我们得以衡量自2022年以来所经历的剧变。

若说“新自由主义秩序崩溃综合征”是当年描述多重危机的一种方式，那么令人不安的是事态已然演变。毕竟，危机有两种结局：其一是患者康复，其二是患者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