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欢迎来到「图说政经Chartbook」。这里是由知名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当·图兹（Adam Tooze）主理的Chartbook的中文版，经图兹教授本人授权。Chartbook是当今英文世界最具影响力的Newsletter之一，每周定期更新，用图表解读全球政经世界的激流与暗涌。

要理解轴心国与同盟国之间的战争，不仅要看军事战略或工业产能，更要从农业生产、能源结构与运输网络的全球协调入手。图兹在文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种农业与能源的制度性动员，而在此期间被动员起来的农民阶级也深度形塑了战后秩序。

本文英文版发布于2024年6月24日，刊发时有编辑。

作者：亚当·图兹

译者：戴涵之

责任编辑：高铂宁

在中国收看周日晚档电视剧，至少三个频道在放二战时期年代剧，剧中情景却与诺曼底登陆日的世界相去甚远。此地不断被重复缅怀的是游击战争——低技术含量，凭借机敏、远见和百折不挠的韧性。

这与西方记忆中的战争形成鲜明对比，也让我想起十年前为《剑桥二战史》撰写的一篇文章——该书由我与迈克尔·盖尔（Michael Geyer）共同主编。该文尝试从全球视角审视乡村战场，囊括了从北美到中国、印度等相隔万里的农业系统在战火中相互交织的经历。全文篇幅过长不便邮件发送，故以下为节选内容，含完整脚注的PDF文档见下。

请把此文作为我为对话全球战争多重历史而作的努力。

在欧战胜利日和对日战争胜利日五年后，联合国首次全球人口统计显示：1950年全球71%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亚洲与非洲农村人口占比达83%-85%，欧洲为49%，北美亦有36%。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质上是农业世界的战争——主要参战国中，唯有英国可称为完全城市化社会。即便在“民主阵营工业兵工厂”美国，1940年仍有43%人口居住在不足2500人的社区；这与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比例相仿。

二战中某些战场似乎与农村世界相距甚远。英美对德日城市的战略空战堪称城市工业战的典型代表。当轰炸机机组无法定位合法城市目标时，他们便奉命将弹药倾泻至乡野——仿佛那片土地只是虚无的空白。在1940年代的战略轰炸视角下，乡野确与虚空无异。但即便空战也非全然属于城市：空军基地尽可能选址农村，因为建筑物和树木对起降中的机组构成致命威胁。“飞行场”（airfield，“空中”与“农田”的拼接） 一词需按其字面意义理解——直到1939年后，多数跑道才得以铺设。空战对土地的吞噬量惊人：至1945年，美国陆军航空兵耗资30亿美元，将1970万英亩国土（相当于新罕布什尔州面积）改造为空军基地、靶场等设施；若将1939-1945年间英国乡野推平的跑道首尾相连，可形成一条宽10米、长达1.6万公里的道路。作为地貌改造要素，空战的土地吞噬规模是英国战后高速公路系统（现总长仅3500公里）的数倍之多。

但世界大战并非仅坐落于地景之中，亦非如灾雹般自外而内偶然袭向农业世界。诸多参战方本就来自乡土，为其困局所驱策；而他们在各战场的厮杀，无不直接汲取着农村的资源——无论是农民还是牲畜。正因如此动员，世界多地农业社会秩序经历的战争变革，远比社会其他领域更为深刻。

I

当然，对此庞大群体作概括性论断实属危险。农业体系因地域、气候及作物类型而千差万别，乡村社会更被阶级鸿沟割裂——地主、自耕农与无地雇农间的差距犹如天堑。但在二十世纪早期，国家间的差异远未如后世悬殊：在1940年代，仅北美与大洋洲开始了实质性的农业机械化。即便在美国，1940年每座农场平均仅拥有2匹马、骡或牛，而每四户农场仅得一台拖拉机，每六户才有一辆卡车。当时全球农田的基础工具仍高度趋同，沃克·埃文斯1930年代镜头下的美国农村困顿影像，足以唤起全球数亿人的共鸣。农耕与农业收入仍受制于千年未变的体能能量体系——而今我们更意识到，参战军队大多亦如是。战争爆发时，唯美英两军因军中无马而显特殊；当1940年5月德军以闪击法国创下现代战争新篇章时，其装甲集群外的庞大辎重，竟依赖五十万匹军马牵引。

若要为二战的农业史叙事搭建舞台，我们不得不选取1920-1930年代全球农业的共同分母——那便是现代化危机。当时世界的普遍困境在于：膨胀的人口、日益停滞的生产率、可开垦新土地的枯竭，三者间形成了结构性失衡。这些矛盾最剧烈的体现，是全球社会面临的共同风险：西欧上次遭遇绝对饥荒尚在19世纪40年代，但步入二十世纪时，饥荒记忆仍笼罩东欧；正如亚洲各国农村那样，南欧与东欧的数百万农民每日挣扎于绝对贫困与慢性营养不良中。事实上，富裕社会能在十九世纪末逃脱饥荒幽灵，与其归因于农业生产力（其增速远落后于人口增长），不如说得益于危急时刻获取国际市场的特权。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封锁，便让饥饿重临中欧城市。

与此同时，乡村正经历着剧烈的文化激荡。至关重要的是，到二十世纪初，东、西欧大部分农村已经实现了大众识字。众所周知，迟至1914年，沙皇俄国、奥匈帝国及意大利军队征召的农民士兵中，多数仍不知晓自己为何而战的国族归属。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所有参战国的国族锻造熔炉，但在欧美以外地区，即便到1930年代此进程远未完成。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方将数亿农民铸就为中国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越南人与马来亚人。

当农村世界深陷人口高压之时，欧亚大陆普遍笼罩在土地渴求的困境中。整个19世纪，随着运输成本下降，移民潮与新殖民曾充当减压阀门。而1920年代美国关闭移民通道，加剧了中欧、南欧与东欧对“人口过剩”的恐慌。在满洲的“无主之地”上，中国、日本及朝鲜移民正为争夺生存空间激烈碰撞。

若人口压力无从通过移民宣泄，便催生了在国内以暴力手段重新分配土地的解决路径。十九世纪末的欧洲，土地渴求已如此炽烈，以致接连爆发"土地战争"——始自爱尔兰，继而1905年的俄国，再至1907年席卷罗马尼亚大庄园。一战后意大利乡野动荡不休，沙俄疆域在1917年后亦然。1921年春，列宁转向市场化的新经济政策，实为俄国内战的最终裁决：违背农民意志便无法统治俄国。共产党人承认1917年农民夺地的合法性，搁置了仓促推行集体农庄的企图。1920年代，东欧多国借大规模土地重分配实现稳定，而1930年代西班牙土地问题再度激化，安达卢西亚与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雇农对土地的渴求，点燃了内战的熊熊烈焰。

若非非农经济增长迟滞，上述压力本不至如此尖锐。然而一战后的数十年间，工业增速反而持续放缓……1910至1920年间，全球农产品价格飙升至史无前例的高峰，却在1920-1921年骤然崩盘，更于1928年大宗商品市场萧条中再度暴跌。早有小农经济存续与世界市场存在根本矛盾的悲观论断，至1930年代，这一矛盾终成绝对之势。

自19世纪中叶以来，尽管保护主义压力日增，农业经济始终是全球化的重要引擎。一战时期，政府管控乡村的理念尚属陌生，即便最脆弱的参战国也迟至1916年才实施中央统购与配给制。战后各国濒临饥馑的惨痛经历，使粮食——而非农民本身——首次成为国家战略政策的焦点。但真正终结全球农业市场一体化实验的，是1930年代大萧条。二战爆发前的十年间，所有发达国家——美欧日——都在系统性重构农业部门，将其改造为隔绝于世界市场的国家化农业经济。……纳粹德国将国家保护主义推向极致：彻底封闭粮食市场，最大限度削减食品、化肥及饲料进口。1935年，当希特勒的“经济奇迹”甚嚣尘上之时，德国已开始对肉类、牛奶等高度依赖进口的食品实施暗中配给。

……与此同时在东方，苏联则将另一种模式贯彻到底。1928年，斯大林重启了列宁于1921年搁置的农村控制权争夺战。1928至1933年间，为构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体系并奠定强制工业化根基，俄国2500万个体农场中的三分之二、83%的耕地被集体化。苏维埃政权一举实现了土地、牲畜与收成的中央集权控制。在此过程中，数百万人死于饥荒，更有数百万被列为“富农”——政权阶级敌人——遭到处决与流放。

1930年代初，苏联农村人口约达1.2亿，西欧另有1.4亿人依附土地而生，日本农业人口计3200万（更多栖居乡野）。这些农耕人口即便已如此庞大，仍被亚洲尤其是中印的巨量人口遮蔽——那里的土地稀缺甚于东西欧，政治动员空间更为逼仄。但孟加拉的黄麻种植农与东亚的稻农们，早已深陷国际市场的无常漩涡。长久被视为静默群体的东方农民（共产主义宣传所称"东方劳动者"），其能否觉醒成为二十世纪初的核心命题：若奋起，他们将自主前行抑或追随领袖？为何而战？是为新社会秩序、民族大义，抑或乡土私利？或将成为殖民劫掠末轮的牺牲品，在剥削、奴役、强垦与种族清洗中沉沦？

为构建理解二战错综交织的农业史框架，本文提出四大维度：其一，农业世界是所有参战国及其军民（无论平民或军队）食物、原料、人力与畜力的持续输出源；其二，土地既是生产资源更是乡村生活根基，故成为征服核心目标；其三，乡野是战争进行的主舞台——我们应比惯常更具体化地理解"战场"（译者注：英文“battlefield”，为“战争”和“农田”两词结合）概念；其四，在多战区，栖身战场的农民阶级绝非被动征服对象，亦非旁观者或连带损伤的受害者，在欧洲与亚洲若干主战场，农民以其本真身份成为战争中的战略主体。

II

二战时期农业经验的一个极端，是美国与英帝国的白人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纵使远离战火硝烟，战争对这些高效农业体系的冲击仍堪称剧变。继1930年代危机后，战事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农业政策的深度与广度，催生出延续至二十世纪末的农业-法团主义网络。

1930年代，北美饱受萧条困扰的农场经济仍受失业与劳力过剩之困，而战时动员如虹吸般抽走了农田劳动力。1940至1945年间，美国农村经济流失人口总计600万。战争对南方种族化佃农制的冲击尤为剧烈：黑人劳工大规模离开棉田，取而代之的是新奇农械。拖拉机的普及在1930年代有所放缓，但在战时加速推进，至1950年代初已达饱和。尽管小麦玉米种植早率先采用省工技术，但棉花产业在1940年代迎来转折点——政府机构鼓励大庄园前所未有地推行机械化。与此同时，固守劳动密集型生产模式的农场主，可借助1942年8月启动的《紧急农场劳工供应计划》（即季节工计划），该计划最终招募数十万墨西哥客工赴美，持续至1962年才终止。除墨西哥劳工外，1943年起数千名主要来自隆美尔非洲军团的意德战俘，最终也沦为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与阿肯色棉田里的锄草工。

欧洲农业经济同样深陷低效劳作的诅咒。自1936年希特勒德国实现全民就业后，廉价劳动力便极度短缺。每逢收获季，希特勒青年团全员被征召下田。机械化虽热议不绝，但外汇匮乏无力购买现代拖拉机所需的燃油与大型充气轮胎，终致战略级困局——整个二战期间，这片远未满足德国基本需求的农田，竟禁锢着1100多万成年劳力，人数远超工业部门与国防军总和。……第三帝国恶名昭彰的强制劳工计划，正发轫于农业领域。……至1944年，战俘与外籍劳工已占德国农业劳动力的41%，该比例居各经济部门之首。

当然，德国所攫取的远不止劳动力。1939至1942年间取得非凡军事胜利后，一个事实昭然若揭：二战中将面临粮食短缺的不是德国人，而是欧洲其他地区——这与一战截然相反。国防军推进途中大肆劫掠牲畜与粮仓；在东欧，德军奉令“就地取食”，导致占领首年后方陷入饥荒与混乱。确立统治后，德国转向更精巧的剥削体系：通过大规模采购运作高效榨取。对西欧农民而言，这催生了繁荣市场——高效的荷兰与丹麦生产者发现，第三帝国愿为黄油支付高价，农场收入随之暴增。……受德国青睐的农产品供应商虽获偿付，代价却是日益失控的通货膨胀。德占欧洲的城市居民苦于极度匮乏的配给口粮与黑市物价的飞涨，艰难求存。极具深意的是，和平降临时，丹麦与荷兰当局通过货币改革及特别税，试图重构分配平衡，追缴农民从粮食资产中攫取的巨额暴利。

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战中欧洲农业经济的根本桎梏仍是封锁政策。除石油与工业原料外，欧洲农场主惯用的高能量高蛋白热带饲料亦遭切断，导致全欧农业减产。英国曾谋划对轴心国粮源发动更直接攻击——1942年丘吉尔考虑采用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研发的新型除草剂，对德国农田实施粉尘轰炸。该计划流产的唯一原因是，皇家空军当时连空袭德国城市的轰炸机群尚且难以凑齐，遑论覆盖麦田。但英美研究计划全速推进，除草化学剂本将成为1946年对日终极歼灭战“没落行动”的核心手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终英国却成为大规模农田化学攻击的始作俑者：1952至1960年马来亚农村反叛乱全面行动期间，英军大量使用不久后便以“橙剂”之名遗臭于世的化学药剂，清理安全区、摧毁“匪粮作物”。

二战大半时间内，西欧广袤乡野曾是相对安全的避风港——孩童在此疏散，民众藉此躲避极权迫害，或退守“内心流亡（inner emigration）”。直至1943年意大利战事升级，及1944年6月后法、比、荷等国，欧洲经典战场上的田畴、树篱与堤坝才再度见证现代战争的狰狞。战争末期的战役火力急剧升级……当战事如卡西诺山或诺曼底那般陷入数周胶着，破坏之惨烈触目惊心。而最致命的终极防御手段便是——决堤淹地：1943年德军淹没蓬蒂内沼泽，在罗马以南构筑防线，竟引发疟疾肆虐的灭顶之灾。……纵无此类极端手段，乡土地貌本身亦构成现代机动战的巨大障碍。对坦克战而言，起伏的荒漠或草原堪称理想战场；反观诺曼底茂密的树篱田（赫赫有名的“博卡日”地貌），却为守军提供了实施静态防御的天然堡垒。最终，成千上万辆坦克不得不加装临时树篱切割器，方能在这法兰西田垄迷宫中碾压前行。

美制谢尔曼坦克焊装钢制树篱切割器，碾过法兰西农民数百年劳作的遗产——这一画面堪称二战前后西欧农业命运的贴切写照。技术“赶超”成为战后经济增长的核心命题……战前西德仅拥有3万台拖拉机，至1955年已激增至46.2万台。

III

……欧洲对“生存空间”的索求固然源远流长，但至19世纪末，帝国主义竞争的主轴已然转向。若说一战是场帝国主义战争，其争夺焦点已转为势力范围、工业原料与市场控制权等抽象概念，而非农田耕地。而1930年代最触目的时代错位特征，正是大规模国家组织的征服计划、土地占领与农业殖民的复活。三大侵略势力——日本帝国、法西斯意大利与纳粹德国——前所未有地赤裸裸且毫不掩饰地将战争与帝国征服，同解决国内社会秩序危机相捆绑。

墨索里尼最暴力且骇人的土地掠夺当属入侵阿比西尼亚，其公开理由正是夺取生存空间。但最持久的法西斯殖民计划则指向利比亚……1938年10月，总督伊塔洛·巴尔博亲率16艘舰船，载运2万名意大利农民驶往的黎波里，旨在打造新一代殖民先锋。至1940年意大利参战时，这批农业移民已倍增达4万人，占意属殖民地人口的40%。……巴尔博的利比亚计划与1930年代日本在“满洲国”的殖民计划惊人相似：大萧条与关东军侵华的时间耦合，催生了对外侵略与农业改良计划的新融合。……其目标非为进口粮食，而是输出日本过剩农业人口——1936年“百万拓满计划”提议迁移百万农户至满洲。鉴于日本本土良田稀缺，专家测算当时31%的家庭农场实难维系。……至1940年代初，近30万日本人受土地慷慨分配的诱惑迁居满洲，这无疑是轴心国实施的规模最巨的殖民工程。

意大利在利比亚的殖民化与日本在满洲的拓殖，皆是极端暴力且“类战争”的进程。巴尔博的殖民计划以血腥镇压利比亚贝都因人为前奏——将数万妇孺老幼驱入沙漠集中营，使其与牲畜共亡；日本拓殖者则深陷游击战区，所谓“分配”土地实为枪口下强夺的中国垦民田产。更北方的日本移民更遭苏联红军威慑，1939年关东军边境惨败后，这些拓民竟被指定为“人肉碉堡”以固守暴露的北翼。两案例中暴力与殖民本为一体，但因其皆源于1930年代初危机的战略应对，故与1939年后希特勒侵略引爆的新暴力轴线仅存间接关联。墨索里尼的非洲野心耗资甚巨，使其在欧洲的主要军备竞赛中左支右绌：纵使巴尔博作为法西斯暴徒的履历铁证如山，其对利比亚殖民的执着却使其成为反对意大利参战的核心人物。同理，日本北进满洲的战略本为对苏联作战，然而，不久后即清晰展现的是，向此方向进攻始终无法破解其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困局。直到1940年德国国防军重创英法荷，南方突现诱人图景——1941年夏日本作出命运抉择：放弃与德合击苏联，转进荷属印尼油田并突袭珍珠港，此举使满洲殖民计划沦为太平洋-印度洋霸权争夺战中的区域附庸。

若认为希特勒政权因较晚发动公开侵略而规避了基本战略困境，实属谬见。纳粹德国同德日一样，深陷欧亚大陆征服殖民与对西方海空总体战的双重夹击中。但其独特之处在于：殖民拓殖的主推力竟与东线——这场战争最惨烈的军事战区——完全重合。此非预先谋划：当1940-1941年制定《东方总计划》时，德方设想这套大规模种族清洗方案将在红军覆灭后启动，苏联游击队的抵抗反被视作淬炼德意志边疆拓荒者的熔炉。及至1941年秋，事态已明显偏离预设轨道。然不同于满洲与意属非洲殖民地因战局流变而偏离原殖民轴心，东线战场却呈现反向效应——战争最野蛮的厮杀、殖民征服计划、犹太灭绝行动、以及严酷的资源榨取与超暴力反游击体制，全数拧成一股梦魇般的毁灭漩涡。

在这场浩劫中，乌克兰的广袤农田扮演了尤为关键的悲剧角色。这片被视作未来德帝国（从波罗的海延伸至黑海）粮仓的土地，竟成为大屠杀最恐怖刑场之一。此外，乌克兰早是俄国革命及1920年代内战饥荒的核心战场，亦因相同地缘逻辑，成为斯大林与农民阶级较量的最大角斗场。乌克兰的苦难历程被视作1928-1945年间席卷东欧”血色大地“的大规模种族清洗与农业重组的范式，绝非偶然。此类叙事常凸显受害群体的被动性，却鲜少揭示乌克兰特殊地缘造就此局的条件——正因无垠平野与缺林地貌成就其顶级农田，此地才沦为难以集结任何抵抗运动的绝地。在德军空中侦察与机动装甲纵队的追剿下，纵有苏联方面反复尝试，游击队仍难觅立足之地。……

……在白俄罗斯的沼泽密林中，尽管德军的反斯大林口号对“富农”残余群体颇具蛊惑力，却仍遭遇顽强抵抗。游击队最初骨干实为溃散的红军官兵——他们本身多是农村征召兵。这些人在敌后流窜，除投奔游击队外几无生路。作为与村庄失去联系的外来者，其在德军防线后生存几率渺茫，最佳选择或是与农妇结合以隐蔽身份。然俄罗斯乡野本无“避战”净土：德军在巴巴罗萨行动中俘获的苏军战俘大多饿毙后，1942年春转而强征数百万东方男女充当劳工；红军则颁布强制令，要求所有适龄农村男性加入地方抵抗中心。由此在中部与北部集团军群后方，一场腥风血雨的三年拉锯战全面爆发。通德者必遭游击队恐怖报复，而国防军撤离时从林间现身的苏军政委们，始终提醒着世人斯大林政权未亡。德军则以大规模处决与焚毁数千村庄惩戒抵抗者。……1943年1月至1944年1月，游击队兵力从10.3万猛增至18.1万。历史吊诡处在于，正是1944年夏游击队加速了中央集团军群的最终瓦解：为纪念德军入侵三周年，他们发动战时最大规模的游击作战，1.4万起爆炸瘫痪了第三装甲集团军的补给铁路网——该部恰在1944年6月22日首当其冲，承受了苏军“巴格拉季昂行动”的毁灭性打击。

IV

尽管东线游击运动的规模不容小觑，其终究只是红军的辅助力量。然二战中另有两处战场，被动员的农民阶级不仅作为自主战争主体发挥决定性作用，更深度形塑战后秩序——南斯拉夫与中国战场。

对21世纪受众而言，将已消逝的巴尔干国家与东亚巨擘并置或显突兀——二者似处不同世界。然在二十世纪早期叛乱史中，此并置蕴含非凡深意。……在1945年后的短暂时间中，将南斯拉夫游击队领袖铁托与毛泽相提并论并不鲜见。其共通性在于：两位领袖皆执掌自主的农民抵抗运动，将战争胜利转化为社会革命基石；亦正因此，他们成了斯大林在冷战初期的尴尬盟友。迟至1960年代初，美国政治学家查默斯·约翰逊仍以中-南案例为基石，开创性研究农民民族主义学说，此举实具深刻政治与智识考量。1949年后，美国对华分析多浸染麦卡锡主义色彩，惯以“美国军政失误、苏联帝国扩张及精英阴谋”诠释毛泽东的胜利；而如约翰逊所言，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运动却被相对公允地认知其本质：一场由共产党引领、以农民为根基的爱国抵抗运动的凯旋。

在南斯拉夫与中国，共产党起初皆非农民的天然盟友。两党内部均有强烈声音要求教条式盲从斯大林主义信条……然正是抗战的抵抗斗争，熔铸了共产党人与农民的新同盟。……更保守的抵抗力量因首鼠两端而自毁公信——既反对占领者，又失当镇压共产党对手，遂为共产党游击队敞开独掌民族抵抗大旗之门。南共与中共皆展现出非凡灵活性：暂弃激进的土地重分与集体化政策，以免触怒富裕农民——其合作对维系游击战争至关重要。……近年来学界对中国非共民族主义抵抗意义已有重估浪潮，然而战争催生的农民动员之根本意义，仍毋庸置疑。

尽管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影响更为深远，但铁托与南斯拉夫游击队达成的人口动员比例确属惊人。1945年，毛与铁托皆统率80万大军，然南斯拉夫人口尚不足中国的三十分之一。……南共的转机源于占领者的极端暴行——面对德军与克罗地亚乌斯塔沙的焦土政策，塞尔维亚与波斯尼亚农民除奋起求生外别无选择。最初塞族农民曾集结于切特尼克麾下，奉行其特有的农民民族主义。但切特尼克深陷种族仇杀的噩梦漩涡，自限格局。共产党的国际主义立场使其免蹈此覆辙。但若非1942年春党的路线剧变，南共亦难把握契机：在波斯尼亚东部福查新根据地，活动家们勉强同意暂缓即刻革命。正如铁托宣告，关键取决于农民态度——“农民只追随最强者”。……1943年2月南共宣布尊重"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及工商农业自主经营权"；1944年立法限定仅没收通敌者与德裔土地，至1945年5月土地基金掌控156.6万公顷。为争取克罗地亚农民，当地共产党推行生产主义纲领，聚焦收割援助与护粮运动，信条为“颗粒不入占领者之手”。……1945年后，南斯拉夫农民游击队的胜利最终催生土地改革：向25万户家庭分配161万公顷土地。此举为铁托赢得抗衡斯大林苏联强权的合法性根基，而1948年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正是以"未镇压富农"为由将铁托除名。

V

中共创建者们对农民动员的领悟，亦非天然自成。然至1920年代中期，依托国民党广东大本营起步，在共产国际指令与现实情势驱动下，他们终成农民革命组织者。正凭此身份，他们方从1927年蒋介石清党、1930年代初国民党的围剿及长征中幸存，于华北偏远之地建立新根据地。面对地方军阀的暴力敌视、与国民党军的摩擦缠斗及日军反游击作战，至1945年中共已建立横跨华北华中的19个独立根据地。其中最大者如晋冀鲁豫边区，拥民2900万、辖地700万公顷（约合7万平方公里），规模堪比欧洲独立国家。

经济史家或对民国时期中国经济是否改善存有分歧，然中国农民身处全球最艰危之境却无可争辩。人口如此浩繁，投资这般微薄，即便以密植农业闻名于世，也难以维计仅仅高于温饱线的生活水准。军阀盘剥、1930年代初经济震荡，再加上周期性旱涝肆虐，终将数百万人口推入赤贫深渊，沦为债奴。在这苦难深重的农村汪洋中，共产党择为北方大本营之地的延安已属极为贫穷之地。

其次，中国农村的贫困被上升为政治命题。……民族主义于十九世纪末已萌发城乡，然1937年后日本全面侵华，方引爆民族情感与抗争的空前高涨。尤以华北农民为甚——这群曾以疏离现代政治著称的群体，突陷存亡绝续之境。……此后十年间，中国所有政治力量：共产党、国民党、附日政权及日方代理人，皆试图应对贫困、内乱与外患这三重困局。附日政权自有其稳定方略，当暴力镇压与放任治理的平衡得宜时，日军及附庸者得以建立所谓“模范治安区”，其基石正是“保甲连坐制”——乡绅首领须为清除共党等抵抗分子负集体之责。……1944年，苏皖鲁间富庶农区更被划为“新中国模范省”。然维系此类样板区所需的强制、合作与利诱之平衡，虽在最佳时局亦属脆弱。而在华北，日军屡祭“三光政策”之焦土政策——杀光、抢光、烧光。……

国民党军队未尝轻弃寸土。……1937至1944年间，直面日本现代军事力量之风险与代价，实由国民党承担。然而其现代战争所需的合法性根基与民心支撑却荡然无存。中国农村因此遭遇极端后果。虽于1937年名义承诺减租土改，国民党的抗战举措反令军阀行径登峰造极——抓丁队横行乡野、强征壮丁，税率飞涨，通胀失控，前线内移更添新创。尤以1938年6月8日河南为甚：国军撤退时炸毁黄河堤坝，引发滔天巨洪，致至少50万农民溺亡，流离失所者或逾500万。……

撤退的国民党军队与肆虐的日军留下的荒芜之地，成为共产党占据的空间。尽管后来他们自诩为抗日英雄，但其核心战略并非正面作战，而是建立根据地、推行区域安定与国家建设……共产党从未放弃改造中国的激进构想，但1930年代初的惨痛教训让他们认识到过急过快地推行集体化路线的代价。1935年后，鉴于延安以外地区根基不稳，共产党不敢主张激进土地改革，更遑论苏联式集体农庄。毛泽东推行的土地改革模式并非彻底消灭富农，而是在村庄内部实行财产再分配与均衡化。此举既整合了无地农民，又扩大了中农基础。在控制较弱的根据地，共产党恪守1937年统一战线与国民党达成的共识，优先推行减租减息政策，辅以累进税制与最低工资标准。唯有在共产党牢固控制的根据地，才批准实施可能重新挑起阶级对立问题的激进措施……

这种以少数稳固根据地为依托的灵活政策体系，使共产党得以在日军反复扫荡中幸存。1944年当日军为打通通往缅甸的陆上通道，再次向华中地区发起猛攻时，其结果是对国民党政权造成毁灭性打击，同时为共产党的进一步扩张开辟了道路。至1945年日本投降时，共产党已掌控了覆盖中国四分之一领土、三分之一人口的“解放区”，为改造中国农村蓄势待发。1946年5月4日，共产党提出了新的行动口号：“耕者有其田”。……至1948年9月，连毛泽东都不得不亲自出面刹住地方干部的过激热情。思想整风、土地改革与军事动员在此时期深度融合。两年间160万农民加入共产党武装，使军队规模从120万激增至280万。当西欧盟军的机械化部队受困于凝滞的乡村时，中国的乡村本身却化作反抗国民党的磅礴力量——百万农军推着独轮车穿越黄土沟壑，将粮食弹药输送到前线，这种人力驱动的后勤网络成为共产党战略机动的生命线。

费正清与戈德曼如此描述：

1949年在南京以北的淮海地区决战中，被国民党视为战争终极裁决者的装甲部队预备队，竟发现被数百万农民挖掘的反坦克陷阱所包围——这些由邓小平等党的领导人动员的民众彻夜劳作，用铁锹锄头构筑起纵横交错的堑壕体系。

然而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共产党的改革纲领才得以在全国铺开，包括地主阶级统治与国民党势力根深蒂固的南方省份。......截至1957年，1.09亿农户——这个曾以抗拒中央集权著称的全球规模最大的农业民族——已被纳入集体化的共产主义体系。

VI

集体化的承诺是，它能使毛泽东政权将中国投资率提升三倍，打破数十年的经济停滞。但1945年后，共产党的土改政策并非孤例——这个关于"新土地制度能破解战间期发展困境"的论断，同样被战后亚洲资本主义成功典范日本所印证。战争期间，日本农林省已制定200万公顷土地再分配计划。......1945年在美国占领当局与日本革新派社会党的强力推动下，土地改革重归议程。至1950年，政府完成174.2万公顷（占全日本耕地三分之一）的征收与转让。......在日本及随后的台湾地区，土地改革被视为刺激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率跃升至空前水平的关键因素。

日本的经济腾飞与中国的革命性变革，使亚洲另一个庞大农民群体——印度的经验受到质疑。表面看来，政治态势足够清晰：战后英国被迫撤离，源于印度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数百万农民参与其中。1947年8月独立后，印度与巴基斯坦自然都将土地改革列为国家优先事项。在印度，改革责任下放至邦级政府实行地方分权制。随后展开的，正如某权威学者所言，是史上最宏大的土地立法工程——法规条文如雪崩般倾泻而下。印度60万个村庄的条件确获实质改善：特别是废除柴明达尔包税人阶层后，2000万农户建立起更稳固的租佃关系，并与新生的印度国家形成直接联结。然而当独立激情消退，更冷静的评估浮现：尽管土地立法汗牛充栋，截至1970年底仅有120万英亩土地（不足印度耕地总面积0.33%）被分配给无地农民。......这场世纪中叶的危机虽为次大陆带来独立，但与中国乃至日本不同，它并未引发根本性的社会变革。

关于南亚社会革命缺席的流行解释往往诉诸文化决定论。美国社会学家巴林顿·摩尔曾断言，印度的保守性稳定源于种姓制度与印度教。不可否认，印度大部分地区的革命文化条件确实与中国截然不同。更关键的是，当阶级差异常与宗教分野重合时，1930年代乡村贫困化的后果便是加剧宗教社群冲突，强化宗教认同。......但若以文化本质主义论断印度民众缺乏反抗能力，则完全违背历史实证——1919-1922年、1930年代初期及1937-1942年间，民众多次展现出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强大动员力。……至1960年代末，农民抗争再度爆发，此次矛头转向后殖民时代的印度政府：新马克思主义纳萨尔运动从西孟加拉蔓延至数十个邦。由此激发的激进思潮催生了1980年代兴起的"底层研究学派"，该学派重构了印度独立进程的新叙事。他们认为革命前景的挫败非因宗教或种姓，而是民族主义政治的狭隘阶级局限。……无论国大党还是穆斯林联盟的民族主义领袖，从无意愿释放农民革命的磅礴力量。

尽管文化决定论与底层学派这两种解释截然对立，但它们共同弱化了本文核心关切——战争这一历史形势的影响。将印度与中国、南斯拉夫对比，最显著的差异在于：战争撕裂了印度农民民族主义革命赖以生存的纽带，即农村激进组织、民族主义运动与农民阶级的三方联盟。战争并非没有在印度激起政治反应。......但与中国不同，印度的民众反帝民族主义本质上是场反战运动。......1936年后印度农民在"农民协会运动"中达到空前规模的动员。......1939年他们激烈抵制战争。旁遮普与北方诸省虽仍在为250万印度军团输送兵源，务农者获利颇丰，但印度多数民众明确站在丘吉尔战争的对立面。

然而战争既能凝聚反英力量，亦能将其撕裂。1941年6月希特勒入侵苏联，彻底改变了印度政治格局。至年底，印度共产党受莫斯科指令全力支持盟军作战——那些自1930年代便致力于动员农民的左翼活动家，骤然站到了民族主义主流情绪的对立面。......当伦敦拒绝提供可行的独立路径，且大英帝国败局渐显之际，甘地于1942年8月8日发出“不自由，毋宁死”的决战号召。......随着“退出印度”运动掀起的抗议风暴席卷农村，英国遭遇了自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以来最严峻的挑战。1942年8-9月的警情报告读来恍如苏联战场德军后方或华北日占区的战报：208个警察局、332座火车站、954所邮局遭袭，数千条电报线路被切断，......数万支步枪流入国大党激进分子手中。在印度大部地区，英国殖民当局持续数周丧失控制权。孟加拉米德纳普尔与马哈拉施特拉萨塔拉地区，涌现出类同于南斯拉夫和中国抗日根据地的平行政权；比哈尔邦的“自由纵队”游击武装自觉效仿反纳粹抵抗运动，将叛乱烽火持续燃烧至战争终结。

英国以雷霆手段反制：调动57个营镇压运动，造成至少1285名示威者死亡、3125人受伤。即便如此仍未能平息抗争，至8月中旬总督被迫授权皇家空军对抗议人群俯冲扫射。总计91836人被捕，18000人被羁押——印度不得不在戒严令的窒息镇压下进行“人民战争”。当1942年12月总督照例巡视加尔各答时，其装甲车队如临敌境，每个铁路道口皆布设卫兵。孟加拉与比哈尔两省驻扎三百万大军，正是在这些部队的监管下，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中逾两百万饥民在静默中死去。纵使新闻封锁如铁幕般严密，也无法掩盖殖民统治合法性的崩塌。战争结束后印度必将独立已成共识，但战争引发的分裂彻底瓦解了1941年夏季前曾有望主导民族运动的左翼广泛动员。与南斯拉夫或中国截然不同，印度国大党内的右翼势力借战争渔利得势；穆斯林联盟则采取战术性观望。当硝烟散尽，这片次大陆等待的绝非社会革命，而是宗教分治。

VII

经历1930-40年代危机洗礼的农业世界，首先因大萧条裂变为民族国家体系，继而被冷战割裂为意识形态阵营。第一世界是富裕工业国的温床农业：政治整合、机械化运作，剩余劳动力被城市吸纳殆尽，在密不透风的保护主义高墙内隔绝于国际市场压力。第二世界是集体化的社会主义农业——在欧洲植根于苏联的国家强制力，在亚洲则以毛泽东的中国为轴心，朝鲜与越南北方皆为其模式移植者。最终，在战后亚洲其余地区，农民既成为贫困第三世界的新象征，又在革命与反叛乱战争的新场域中扮演战略角色。